《棋士》：异类的反戈_风闻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凡是添加了弈棋元素的影视作品，因为有人设、背景等高概念的加持，常能在不声不响间引人入胜。

如阿城小说改编的《棋王》（1991），是个体对反智蒙昧与利欲熏心的左冲右突；

如茨威格小说改编的《象棋的故事》（2021），是于自由意志而言，精神禁锢比肉身湮灭更具摧毁性；

如沃尔特·特维斯小说改编的《后翼弃兵》（2020），是孤独向前的天才如何横穿性别歧视和意识形态的铁幕。

如今这部由韩三平、王宝强监制，王宝强、陈明昊主演的《棋士》亦是如此。它别出心裁的悬疑色彩，不仅来自本格派推理的字斟句酌，更蕴含了社会派推理的大象无形。

大成若缺

曹雪芹有句名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对个体而言，与其会做事，不如会做人。一个“不会来事儿”的人，很难获得旁人的好评。

然而在《棋士》中，王宝强饰演的围棋老师崔业，毫无人情练达，他唯一的凭借正是世事洞明。

那句“遇人则慢，遇事则快”的八字箴言，不仅是编剧此番的叙事策略，也是剧中角色的真实镜照——虽不能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但在常人束手无策的紧要关头，却能凭借自身禀赋为人之所不能。

换句话说，主人公在人际关系上的短板特别短，但在头脑思维上的长板又特别长，正是凭借这一长板，他得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信用社抢劫案中，沦为人质的崔业在情急之下，只得协助罪犯先行脱身，他出谋划策时的细心、镇静与缜密，均体现了围棋高手的人格特质。也正是凭借着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与应对问题的习性，崔业得以带领劫匪逃出生天，得以布局骗过布防者的眼线，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瞒天过海，李代桃僵。

对于《棋士》里的崔业而言，他的大局观、决策力与深谋远虑，让他显得像一个“城曲深藏此布衣”式的天才。事实上，他对于“落子无悔”的果决，对于“满盘皆输”的提防，对于“世事如棋”的敬畏，都是经年累月形成的，他在危机面前轻车熟路的反应机制，来自时间的长期锻造。

崔业明明不是一个普通人，但在剧情的一开始，他却连普通人都不如。

譬如在剧中，校长让他陪赞助商应酬，让他故意输棋给对方，让他帮忙张贴少年宫的传单，这些细枝末节都透露了主人公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所处环境的生态位很差，平日里为人处世也低于平均标准。

而一个被看低的人刷新周围人认知的故事，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反差感和戏剧性。就像一些战争片反映的那样，很多“公认”的懦夫，其实骨子里最勇敢，他们才是救人的英雄。

在《血战钢锯岭》中，不愿上阵杀敌的道斯却在生死线独自救下75位战友；在《美国队长》中，看似瘦小的罗杰斯面对扔向人群的手雷，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以减少同伴的伤亡。

正是通过这种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我们才得以发觉：诸多发生在人身上的误会，未必是被评价者真的有问题，很可能是主流的评价标准太过单一僵化。

这一点在《棋士》里也是一样。

落魄的少年宫老师，实际上是智慧超群、神机妙算的人杰。他的人格禀赋与社会评价存在极大错位，而这份错位中也蕴含着同等的张力。《老子》讲“大成若缺”，说的就是崔业这种人，意思是一个有大成就的人，往往看上去很有缺陷。

而故事的看点，就在于这一特殊人物如何以世事洞明来弥补人情练达，甚至是以世事洞明来反超人情练达。

在劫难逃

在《棋士》里，崔业因为卷入一场意外，最终走向了犯罪道路，他的悲剧人生看似偶然——即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实际却又蕴含着某种必然——即一个老实安分的人，没有办法通过正常路径应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不得不铤而走险，出此下策。

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从《棋士》开场的“空杯子”可见一斑。

在围棋比赛表彰大会上，拿了冠军的崔业坐在边角，刚准备喝水，发现面前的杯子空空如也。事后下来跟校长交涉，奖杯不能拿走，因为要留给领导拍照；奖金更不能拿走，因为得上缴集体。

从世俗意义上看，在少年宫教“杂科”围棋的崔业，无论放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和成功二字毫无瓜葛。也正是由于他的边缘化，妻子与他早早离婚，哥哥打心眼里轻视他，上级对他呼来喝去，甚至课上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会向他乱掷棋子。

崔业生活的2000年，恰恰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相对封闭、粗陋的年代，一个发展中的年代。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崔业这等小人物注定会被多元价值相对缺乏的系统全然吞噬。

这种吞噬的直接表现，就是崔业经济上很拮据，勉强能养活自己，但经不住家人随便遭遇一场变故。

在此不得不提到《棋士》对于年代感的建构，剧集质感十足地还原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那些对于旧物件、旧建筑、旧风貌的悉心打磨，并非流于表面，所有工具性的展示，都是角色生存处境的外化。

例如在吃一顿肯德基对普通人来说还很奢侈的条件下，崔业想给儿子买个带玩具的套餐，还得临时去银行取钱；而身为刑警队长的哥哥崔伟，庆功宴上那一大桌子汉堡鸡翅吃得却像家常便饭。

再如两兄弟的出行工具，崔伟因职务之便，开的是汽车，崔业则是骑自行车。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日常穿着上，作为体制内公职人员的崔伟，穿的是偏时髦的牛仔裤、皮夹克和polo衫；而崔业穿的则是略显落伍的老款运动装、手织毛衣和宽松西裤，梦回同由王宝强主演的《Hello！树先生》。

崔家兄弟悬殊境遇之外的更大背景，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分配失衡和阶层分化。

90年代以来，在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走低，大量财富通过非规范途径流入个人手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和行贿受贿成为资源流转的主要形式，且对整个社会的分配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在少年宫当老师的崔业，属于被时代逐渐抛弃的那个阶层，属于要被甩掉的包袱和必须牺牲的代价。相应地，剧作也塑造了那一时期的先富群体，即以奸商王红羽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

剧中有一幕，信用社职员秦晓铭跪地求饶时，被迫将替王红羽洗钱的黑账本和盘托出，当绑匪之一的金夏生意识到里面随手一串数字就是七千万后，直接对秦晓铭拳打脚踢。

面对这个愣头青的匹夫之勇，只能赚点零头的秦晓铭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句——“那钱又不是我的”。

秦晓铭只是大人物的一枚棋子，而王红羽的权势滔天和地位稳固，则来自多方需要：工人等着他发工资，政府等着他缴足税，公益组织等着他多捐款。

这一作威作福的硕鼠形象，反映在“X剧场”此前那部《漫长的季节》里，便是狼狈为奸的厂长与港商。二人代表的上层群体，不仅在改革名义下试图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而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中层和底层巧取豪夺。在厂长那里，表现为他和女护士的不正当关系；在港商那里，则是持续将女大学生当作狩猎对象。

同样的情节在《棋士》里也有演绎，比如崔业的前妻高淑华，正在王红羽处任职，是后者常年觊觎的对象。面对王红羽现实物质构筑的比较优势，崔业也只能悻悻地撂下一句孔乙己风范的“他棋不行”。

因此，主人公如何在黑化之后利用智商与韬略对情敌兼奸商的王红羽反将一军，成了剧作另一扣人心弦之笔。

当然了，如果崔业能通过辛勤劳动负担孩子手术费，通过工作赢得周围人的尊重，也许他就不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如果社会有足够的生存机会给到金夏生们，也许他们就犯不着为非作歹。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红羽们“杀人放火金腰带”的例子就戳在那，火车跑得歪，自然也是全凭车头带。

特殊个体一招不慎、一念成魔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的困境。

猫鼠游戏

虽然犯罪嫌疑人在国产影视中一定要被绳之以法，但其落案前“猫鼠游戏”的过程，往往最能给观众代入感，尤其是当角色引发共情之后。

类似电影《烈日灼心》里改邪归正的辛小丰，早年不幸卷入一起凶杀案，后来变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辅警，甚至被队长鼓励考个正式编。辛小丰性格底色的纯良，甚至令观众不期待东窗事发的一天。

而从最终的束手就擒，到束手就擒前一次次的金蝉脱壳，就构成了一部“嫌疑人已知”的悬疑剧作的最大悬念。

这种“捉放曹”“三顾茅庐”“七擒孟获”式的推拉感，在提供极致暧昧的同时也提供了极致吸引。过程的起伏波折，丝毫不会因为结尾的确定性而褪色。

在《棋士》中，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崔业一早就被警方怀疑，当年轻警察道出前者的反常行为时，身为刑警队长的崔伟一句话就摆脱了弟弟的嫌疑：“他就记性好这么一个优点。”

崔伟绝非袒护崔业，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后者烂泥扶不上墙，属于彻头彻尾的无用之人。饶有意味的是，这句原本轻蔑的话，却达成了一记神助攻，令主人公得以暂时“脱身”。

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从主人公协助劫匪脱逃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已经悄然偏离正途，即便属于他的那条正途，本来也没有多少希望。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说：“人生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

《棋士》可以看作一个落错子的棋手在一张不可逆的棋盘上试图翻盘的故事，而那张棋盘的名字是人生。它涉及的悬疑拉扯，不是简单的推理攻防，而是复杂的人性演练。

它是一个执着的人逐步黑化的故事，是一个淳朴的人学会狡黠的故事，是一个原本安分守己的人作奸犯科的故事。它的人物弧光如此特殊，它的人性困境却如此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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