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利·瑙姆金 | 非西方国家模型：文明型国家是否存在？_风闻

非西方国家模型：文明型国家是否存在？——在俄罗斯思考文明型国家（1）

［俄］维塔利·瑙姆金 作

张依 译

*本文原载于《东方学刊》2024年冬季刊，“在俄罗斯思考文明型国家”专题，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术带头人

“civilization state”（CS，文明国家）(1)与“nation state”（NS，民族国家）这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已经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范畴，并且，这两个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理论词汇中。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国家与文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之间有何关联，并根据文明型国家概念主要倡导者总结的特征，找出哪些国家符合文明型国家的标准，并探讨这些国家是否确实与民族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以至于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将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当代东方世界的国家建构问题。

一、文明与文明主义

为了解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审视“文明”这一概念。很少有术语像“文明”这样，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拥有如此高的使用频次，且涵盖如此多样的语境。“文明”是一个具备多面性、普遍性和模糊性等特点的概念，尚没有统一且清晰的定义，因此可以被应用于多种学科的理论话语中。这些学科首先包括人文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东方学、国际关系学，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文明”这一概念与野蛮（作为人类发展中先于“文明”存在的对立概念），以及文化、民族、环境、社会、发展、战争、和平、交流、技术、国家等概念息息相关。

笔者无意在本文中详尽地梳理分析“文明”的定义，或是提供一个新的定义，但是既然本文需要使用“文明”这一术语，在此引用一些俄罗斯百科全书权威编撰者给出的定义并无不妥。根据他们的定义，“文明”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领土上存在的系统，“在这个框架内，存在着一个具备其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包括宗教）特征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共同体”(2)。

同样，本文在此也无需过多引用历史上大量学者的观点，尽管许多人文研究学者都谈论过“人类文明”，但他们也围绕“文明”的概念提供了各自不同的解读。一些专门研究文明的学者甚至创建了整个思想流派，其中值得提及的是，杰出的俄罗斯社会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y）认为，人类历史生活的承载者是他称为“文化—历史类型”（共计十种）的原始共同体。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著名的悲观末世论作品《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中，列举了八种伟大的文化，以及正在觉醒的俄国西伯利亚文化。同样享有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和文化学者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一系列作品，特别是12卷本著作《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中，延续了斯宾格勒的思路。汤因比通过地方文明理论的视角看待人类历史，这些文明都经历了从萌芽到衰退的过程，支撑着其最初价值体系的是宗教。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明主义（civilizationism）的观点被泛欧亚主义者所采纳。值得回顾的是，被视作第一位欧亚主义理论家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哲学家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Nikolay Trubetzkoy）在其早期著作《欧洲与人类》（Europe and Mankind）中，猛烈抨击了充满侵略性的罗马—日耳曼文明提出的文明优越主张，并将俄罗斯—欧亚文明视为与普遍主义进行斗争的引擎。(1)

让我们继续围绕“文明”概念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时间来到当代。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时，俄罗斯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开始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但后来这一讨论因“上级”指令而受到限制。196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得以恢复，并发展成为“形成论”和“文明论”的倡导者之间更加广泛的争论。文明主义者的声音仍然显得非常谨慎，或是表现为隐蔽的抗议，或是表现为对压抑性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产生的过敏反应。这些历史学家和东方学家不再关心古代东方国家是否为奴隶制国家，但他们还需要小心翼翼，以免被指责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正如米哈伊尔·博伊佐夫（Mikhail Boitsov）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文明理论在我们的土壤上生根，是为了使官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类似发明更加具备灵活性……文明论在此扮演了第二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角色。”(2)无论如何，1980年代末期，关于“形成论”（来自俄语词汇“formatsiya”，指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发展阶段）的修改禁忌被解除（一些热情的文明主义者甚至认为这一禁忌已经完全被废除）。在那些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阶段理论研究东方国家的东方学学者中，有一部分人不同意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五阶段理论”应用于东方国家。例如，东方研究所（Oriental Studies Institute）的瓦西里·伊柳赫奇金（Vasily Ilyushechkin）认为，关于中国，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基于土地租赁生产制度的等级制，而非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3)

另一位与笔者在东方研究所共事的学者鲍里斯·耶拉索夫（Boris Erasov）同样为发展东方文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其文明理论的一部分，耶拉索夫强调了社会文化学（socialculturology）的独立地位，指出了全球化的矛盾本质—全球化在传播人类普遍价值的同时，对各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有害影响，这些原始文化则通过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民族主义对全球化进行反击。(1)

在过去几十年中，更广为流传的文明理论包括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进行的政治与国际研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塑》（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迅速成为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著作之一。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著作中也蕴含了文明论的元素。

进入21世纪后，各国学者和政治家纷纷展开对西方世界（有时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冲突的讨论，有时会通过“文明论”的视角来分析。在现代俄罗斯学界的“新汤因比学派”（受亨廷顿成功的启发而成立）中，有许多不同领域（包括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和东方学）的学者在文明范式下开展研究，这些学者如尤里·雅科夫茨（Yury Yakovets）、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安德烈·洛基诺夫（Andrey Loginov）等。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文明主义者的思想这些年来促成了一系列实际的国际倡议的出台，其中包括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任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提出的“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以及西班牙时任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发起的“文明联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项目，该项目至今仍得到联合国多个成员国的资助支持。2005年，作为“文明联盟”项目的一部分，联合国成立了一个由来自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20名代表（包括笔者）组成的高级别小组，两年后，该小组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概念报告，该报告成为最终实施该项目的基础。(2)

在现代围绕文明议题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文明标志内部的层级结构特别是宗教的讨论，研究者的观点各异。著名东方学学者亚历山大·阿基莫夫（Aleksandr Akimov）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将文明定义为“一个由稳定的民族人口和社会文化构建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居住在特定的地域，拥有历经多个世纪传承的精神（宗教和道德）理想和价值观、持久的日常文化和艺术文化原则、独特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3)。然而，这两位学者给出的定义与他们提出的“世界文明”分类并不相符，他们列举的世界文明或基于宗教，或基于民族，或基于地理原则，包括欧洲、东正教、中国、日本、印度、伊斯兰、非洲和拉丁美洲文明。(4)但是，这份名单与两位学者给出的“文明”定义相悖，进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举例而言，宗教信仰可以被视为文明的标志吗？这一观点已经受到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质疑，尤其是亚历山大·帕纳林（Aleksandr Panarin）。在谈到欧亚问题时，帕纳林指出，社会正日益疏离于文化宗教背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发展独特的欧亚普遍原则，从而转化宗教的能量。(1)再比如，同属东正教文明的社会（即基于宗教共同体）是否具有共同的文明基础呢？这种文明基础在严格的宗教价值观上或许存在，但即便在宗教领域，也难以避免政治的侵扰，从最近广为流传的东正教教会之间闹分裂的可悲事件中就可见一斑。

这里反映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宗教上的不统一，而是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利益和政策，以及不同民族群体的利益对宗教机构的深远影响。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在许多方面都与俄罗斯密切相关，但几乎无法从信仰基础上被视为俄罗斯的文明伙伴。无独有偶，19世纪被沙皇俄国从土耳其的压迫下解放的东正教国家保加利亚，却在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与俄国/苏联的敌人结为盟友。我们还不能忘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俄国都支持了保加利亚的敌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保加利亚只对塞尔维亚宣战，并未对俄国宣战，但不久之后，俄国率先对“保加利亚兄弟”（Bulgarian brothers）宣战。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1980—1988年，伊朗（大部分人口为什叶派）与伊拉克（什叶派约占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之间进行了血腥战争，导致18万名伊拉克军人、50万名伊朗军人及2万名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双方伤者更是多达150万人。这场血腥恶战是否发生在同属一个文明的国家之间呢？支持前述“文明论”观点的人可能会说，毕竟，同一文明内的不同分支和群体有时也会爆发激烈斗争。确实，深刻的裂痕有时会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在同一文明内部引发战争。

二、文明型国家（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

最早使用“文明国家”（CS）术语的学者之一是英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记者马丁·雅克，他曾在多所中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雅克在其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强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仅有120—150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文明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概念化“文明国家”时，人们通常强调文明身份、对世代相传的文化规范的遵循，以及文明身份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因此，雅克指出，中国在其超过两千年历史的各个阶段一以贯之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独特的家庭观念、祖先崇拜、儒家价值观、我们称之为关系网的个人关系（guanxi）网络、饮食文化及相关饮食传统，当然还有中文，包括中文的书写形式与口语形式之间的独特关系。”(2)在雅克看来，这些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雅克还指出，当中国人谈及“中华”时，他们指的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中国文明，“中国的历史、王朝、儒家思想、思维方式、政府角色、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人际关系网络、家庭、孝道、祖先崇拜、价值观和独特哲学等，都远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之前而长久存在”,并更为有力地认为，“中国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主要源自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1)弗拉基米尔·拉普金（Vladimir Lapkin）的有趣思考也呼应了雅克关于中国的身份的论点。在此背景下，拉普金思考的结论是：西方通过推行“统一的普遍主义”挑战各国独特的文明身份，而非西方国家则试图通过动员自身的文化和文明资源来弥补民族国家的不成熟之处。(2)

雅克还总结了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两个重要特征：首先，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次，中国庞大的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意味着其具备显著的多样性。雅克认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文明，包括像印度这样的文明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将“文明”和“国家”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真正的“文明国家”，而其他国家只是具备一些“文明国家”的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也可以称自己为“文明国家”，但美国的文明只是继承了“欧洲遗产”，最多存在不过100年。

根据雅克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在超过两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将自己视为一种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中国的自我认同中存在的文明延续性理念是不可否认的。顺便提一下，这一特征在俄罗斯也非常明显。

这引出了雅克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尽管可能存有争议）命题：西方对中国作为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看法并不完全准确。为什么？雅克认为，无论是在封建王朝时期还是现代社会，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很难被有效管理，因为其规模实在太大了。这再次让我们思考俄罗斯的状况，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的联邦制反映了国家庞大的规模和多样性，确保了有效的治理。

即使我们假设，上述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这两种国家类型是相互对立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个国家可以同时既是文明国家，又是民族国家。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些国家可以被归类为民族国家，而同时是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则可以被归入另一类。在此，我们引用已故的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一句简 洁的话：“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3)然而，根据另一种解释，文明国家可能根本就不将自己定位为国家。

在另一部关于“文明型国家”的知名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The China Wav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中，复旦大学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者张维为认为，中国通过摆脱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遵循根植于其儒家文化的考核基础和选贤任能传统而取得了成功。(4)一些西方学者据此强调“关系”（guanxi）概念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这一概念是中国文明的持久特征之一，据称在俄罗斯社会的一些（主要在公共系统内）传统中也有类似反映，尽管俄罗斯文化与儒家思想相去甚远。然而，一些不属于文明型国家类别的国家同样拒绝了新自由主义民主。张维为指出：“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确实一直更偏向世俗而非宗教，同时，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备道德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特点，这种道德主义和人文主义已经深深嵌入中文这门语言之中。”(2)

张维为的论点有理有据，但其关于“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与“文明国家” （civilization state）之间差异的论述仍不够清晰。他认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是 “古老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结合”(3)，而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则意味着“古老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仍然存有某种张力”。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这是张维为选用的术语）的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既传统又现代，既“中国化”又国际化的国家。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具有八个基本特征：四个“超级”（supers）和四个“独特”（uniques），即“（1）超大型的人口规模；（2）超广阔的疆域国土；（3）超悠久的历史传统；（4）超深厚的文化积淀；（5）独特的语言；（6）独特的政治；（7）独特的社会；（8）独特的经济”(4)，这种分类似乎有一点简单，但恰好体现了传统中国理解社会的方法。在谈及中文通过其古典与现代书写形式表现出的独特性时，张维为将中文描述为中国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呼应了马丁·雅克的看法。

张维为对雅克关于“文明国家”（CS）和“民族国家”（NS）之间存在“张力”的论点提出异议，在雅克看来，这种“张力”可能将导致中国和西方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雅克认为，中国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复兴古代中国与周边势力较小邻国之间推行的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同时，中国传统中的种族优越感也可能挑战世界秩序。雅克虽然批评了欧洲中心论的中国研究视角，但他的观点仍然受到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影响，认为文明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雅克总体上秉持反西方的立场，认为未来将属于文明国家，并指出欧洲与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欧洲缺乏对中国的真正理解。雅克预测，世界将进入一个欧洲国家日益边缘化、美国逐渐衰落、新兴国家成为主要国际行为体的时代，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持续30多年的现象级经济增长和迅速提升的国际声望。尽管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重创了中国经济，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抗击疫情的能力。

当然，雅克的这些论点可能受到质疑，批评者可能将实行威权制度的国家的成功归因于其政治特征，而非文明特征。例如，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威权制度确保了在关键发展领域的有效社会政治动员和精力资源的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文明型国家”“文明国家”概念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分歧：这些国家的人口构成是怎么样的。雅克指出了文明国家内部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但又认为这种多样性被“文明主义”政策所削弱。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型国家的人口具有同质性的特点，并且主体民族人口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例如，汉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2%，俄罗斯民族约占俄罗斯总人口的80%）。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于民族国家和文明型国家这两种国家类型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两种国家类型（CS和NS）是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体，因为它们代表不同的价值观、理想和生活模式；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两种国家类型独立且彼此存在，但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第三种观点认为，这两种国家类型可能会在不断趋同的过程中实现融合。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种国家类型：这类国家位于“文明型国家—民族国家”之间的某个坐标系上，并同时体现了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某些特征，这类过渡性国家可以被称为“未决国家”。

三、对印度和中东国家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探讨

印度与中国一样，是最适合被纳入成熟的“文明型国家”范畴的候选对象。然而，雅克认为，印度“是英国统治者相对较新的创作，其历史的多样性远超中国”(1)。虽然雅克和其他一些学者对印度能否算作文明型国家表示怀疑（主要由于其历史的“多样性”），但许多研究印度的学者仍然认为印度符合“文明型国家”的标准。同时，许多西方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在谈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时，都使用了“文明型国家”这一术语，旨在强调这些国家对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的拒绝，(2)同时，这些西方学者仍将印度视为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越来越多地持有保留意见）。印度的统治精英认为，印度社会对传统价值和文化身份的坚持，旨在平衡和抵御激进“普世主义”与西方强加的自由民主制对印度本土文明价值观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的领导人被引用多次的言论表明了他们的“文明主义”立场，同时强调了印度教的作用。分析人士经常提到与印度教密切相关的“法”（dharma）的概念，在印度人民党从民主转向民族主义，以及复兴与自由民主观念并不相容的古老价值观的过程中，“法”这一核心概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持此种观点的西方和印度学者不胜枚举，以至于笔者几乎不需要特意举例。在此仅提一例：在报道印度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时，西方媒体专门展示了印度警方用棍棒驱赶违反防疫隔离规定的人员回家，还强迫他们做深蹲和俯卧撑的内容，西方媒体认为这些举措反映了印度当局从印度历史中传承的古老态度。

剑桥大学首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教授”(3)贾伊迪普·普拉布（Jaideep Prabhu）认为，印 度“非英国化的民族主义者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视为对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替代”(4)。普拉布认为，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普拉布反对将印度视为一个印度教国家类型的文明型国家，但他承认，基于语言、宗教和民族认同的欧洲民族主义理论并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是一种“超民族”的存在。遗憾的是，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迄今为止，普拉布并没有在他后续的作品中进一步探讨这一有趣的议题。

从狭义上讲，“法”的概念对印度教教徒至关重要，这一概念的意思是“道德和宗教义务”以及“生活规范”，带有强烈的价值观、伦理和宗教内涵。普拉布指出，“与普遍认知相反，‘法’并不是宗教，而是一套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和习俗，指引南亚和东南亚居民的生活”。“法”可能没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定义标准，但这正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但是，普拉布指出，国家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实体，如何将无形的“文明”与法律意义明确的“国家”结合起来呢？更重要的是，这是否意味着，印度对其他同属于“法”文化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存有领土野心呢？(1)

印度从2020年3月起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虽然实际效果欠佳，但也出现了大量用“法”的概念论证政府举措合理性的呼声。莫迪政府也多次用“法”来为其采取的一系列隔离和管理措施做辩护，表示政府是为了保护印度人民。然而，由于措施规划不足，印度街头经常爆发骚乱，印度警方的应对又过于强硬。当然，警方也有自己遵循的“法”，要求他们通过自己的方法履行“保护印度人民的职责”，包括保护宗教少数群体和贫困群体。然而，“警方一边用暴力应对印度国内反对莫迪总理呼吁、不遵守防疫规定的人，一边却对德里地区针对穆斯林的迫害（因为穆斯林被指控为病毒传播者）视而不见”(2)。这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负面反应，印度新近通过的带有歧视性的“法案”(3)更加深了伊斯兰世界的负面态度，该法案使穆斯林与其他信仰者相比，在入境和入籍印度方面受到更多限制。

因此，印度和中国一道被许多关注“文明型国家”概念的分析人士视为经典案例。西方学者有时将俄罗斯和土耳其也纳入“文明型国家”的类别。基甸·拉赫曼（Gideon Rachman）认为，21世纪将是属于文明型国家的世纪，并认为美国也将逐渐接近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4)在拉赫曼看来，美国和文明型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是（前任）总统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因为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排他的，文明型国家内部的少数群体和移民不属于核心文明，因此需要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核心文明的要求。(5)

土耳其作为文明型国家的情况较印度更加清晰，而伊朗也可以被合理地视作文明型国家和民族国家相结合的典范。伊朗属于一个伟大的文明，拥有比土耳其更悠久的历史，伊朗的波斯文明历史既非“异质”，也未“中断”，只有在历史上成为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一部分时被短暂影响过。2019年，伊朗总人口超过8300万，虽然族裔众多，但作为其古代文明直接继承者的波斯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阿塞拜疆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正如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一样，伊朗人也深知自己的文明身份，深受世代相传的文化规范影响，伊朗领导人始终强调伊朗的悠久历史和领土完整。尽管伊斯兰什叶派革命开启了伊朗文明发展的新时期，但文明认同的根基深植于伊朗历史之中。

拥有广阔疆域的阿拉伯世界又如何呢？阿拉伯帝国的领土囊括了孕育古中东伟大文明的土地，在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中，这些古文明的遗产和领土被阿拉伯人吸纳，并融入了阿拉伯人自己的贝都因理想（Beduin ideals）。在广阔土地上逐渐成形的新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的基础，是许多已经长期生活在不同土地上的各种民族的价值体系的综合，这些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他们的文化规范，尽管大多数规范已经经过了改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历史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当地统治实体的更迭，地方特殊主义逐渐成为主要趋势，不同宗教社区之间的冲突也日益频繁。奥斯曼帝国的征服使大部分阿拉伯世界成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的国家地位被剥夺，而殖民侵略对阿拉伯人复兴国家的梦想造成了更严重的打击。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随着阿拉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阿拉伯各邦（wilayah）的知识分子开始策划各种政治项目：一些人呼吁在土耳其君权（Sublime Porte ’s sovereignty）统治下实现阿拉伯各邦的自治；另一部分人则呼吁恢复阿拉伯的完全主权。随着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事态变得更加混乱，大部分阿拉伯邦被协约国集团内的欧洲列强所殖民和统治（作为委任统治的一部分），一些阿拉伯国家在这种奴役之前早已成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和被保护国（比如，从1839年开始被英国陆续占领的也门南部，自1830年开始逐步沦为法国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愈演愈烈，从1940年代起，新兴的独立国家开始在中东版图上涌现。

国家发展的方向成为了关键。二战以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发展呈现了两大主要方向：第一个是地方主义，主张在当时的边界内建立民族国家；第二个是泛阿拉伯主义，旨在创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支持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和组织世俗化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如纳赛尔主义、阿拉伯复兴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坚持阿拉伯民族必须统一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才能实现阿拉伯荣耀的复兴。分裂的、孤立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那些在殖民者划定的边界内创立的阿拉伯国家，将没有未来，也没有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机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理论话语围绕着“vatanaya”（阿拉伯国家）与“kaumiya”（阿拉伯民族）这组概念展开。“umma Arabiya wahida”（“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口号被阿拉伯世界看作神圣口号，在前述所有被提及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被频频唱响。

仅举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上述论点。萨提·阿尔—胡斯里（Sati’al-Khusri），一位著名的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和世俗主义拥护者，认为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而非宗教—才是统一国家的基础。(2)阿尔—胡斯里写道：“每个讲阿拉伯语的民族都是阿拉伯民族，每个属于这些讲阿拉伯语的民族的人都是阿拉伯人，如果他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他不为自己的阿拉伯身份感到自豪，那么我们必须探究是什么促使他采取这种立场和态度……我们必须启发他、引导他走上正轨……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是阿拉伯人。”(1)

通过对阿拉伯历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建立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理念可以被解读为创建文明型国家的尝试。虽然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作出了联合的努力，但结果往往是昙花一现。例如，埃及和叙利亚曾经联合组建泛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该联合共和国仅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然而，泛阿拉伯计划不应被简化为仅由共同边界定义的不同国家的一体化整合方案，因为阿拉伯人确实拥有若干同属单一文明的特征。首先，大部分阿拉伯人享有共同的历史、广阔的领土、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宗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自我认识和身份认同。尽管一些早期的世俗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如泛阿拉伯运动的创始人）是基督徒，但他们仍然承认伊斯兰教在团结阿拉伯人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从笔者与一些阿拉伯复兴主义（Baathism）的代表人物［如已故的米歇尔·阿夫拉克（Michel Aflaq）和什比利·阿尔—阿亚萨米（Shibli Al-Aysami）］、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Arab Nationalist Movement）的创始人［已故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和奈夫·哈瓦特梅赫（Nayef Hawatmeh）］，以及纳赛尔主义（Nasserism）的领导者们的私人会晤中，笔者感受到，在那些遥远的岁月里，即使在伊斯兰教仍然被许多阿拉伯地区主要国家排斥出政治领域时，连那些坚定的世俗主义者也无法阻止宗教间和教派间爆发冲突的趋势，有时甚至是由于非宗教原因产生的冲突。

由世俗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政权屡遭波折，这削弱了他们思想的受欢迎程度，也使以伊斯兰教为导向的力量在阿拉伯世界崛起。伊斯兰力量构成了叙利亚反对派的核心，这些力量正在与大马士革的泛阿拉伯复兴主义政府作斗争。如今，阿拉伯人生活在超过20个国家实体中，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还尚未形成民族国家，导致危机时有发生，进而升级为暴力冲突。因此，一些阿拉伯国家陷入了“失败国家”的泥沼。

文明型国家（CS）及其他仅具备部分民族国家（NS）元素、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在身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护与发展方面持有独特态度，这一点在一些中东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提及一些当代作品探讨的相关概念。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一些政治学者和国际事务分析专家提出了“适度规模”（right-sizing）和“适度人口”（right-peopling）国家的理论框架。(2)自这些概念和理论发布以来，阿拉伯地区已经爆发过诸多不安定事件。民族国家体系持续面临着各种新老挑战，并且已严重腐化了。此外，2020年3—4月，带来全球性威胁的新冠疫情对阿拉伯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伊朗和土耳其是该地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至于俄罗斯，可以被视为和中国一样，是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混合体。俄罗斯一些激进的欧亚主义思想家与泛阿拉伯主义的经典思想不谋而合，例如，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指出：“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个过渡国家，在当前的边界和政治体制下，俄罗斯无法创造历史性的未来。俄罗斯的规模既太小又太大，难以成为真正独立强大的国家。”(1)杜金认为，俄罗斯唯一的出路是按照“帝国模式”（imperial model）建立一个欧亚国家，其他一些欧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也认为民族国家太有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罗斯和中国同属文明型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两者同时既是文明型国家，又是民族国家），但也存在相当的差异。对于俄罗斯而言，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是其广阔的领土面积（截至2019年，俄罗斯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57人）；而对于中国和印度，问题在于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在2017年的统计中，中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4人，印度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05人）。关于文明型国家（CS）和民族国家（NS）概念的争论，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俄罗斯民族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于俄罗斯的激烈辩论。(2)

四、结论

“文明型国家”的支持者用这一概念来指代一种特殊类别的国家，这些国家拥有悠久而连续的历史，具备鲜明的身份认同，其公民和领袖自觉愿意维护自身的文化身份。“文明型国家”需要进一步的概念化，从而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

“文明型国家”概念中的一个关键理念是文明主义，它的对立面是抹去了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文明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政治概念，起源于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对抵御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侵袭的愿望。在许多东方世界国家的精英和民众看来，这种侵袭由西方的优越感和例外主义所驱动，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广新自由主义民主。为了对抗西方的侵袭，具有独特文化身份并将这种身份嵌入历史的国家通过推动其特有的思想，以及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宗教价值观、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更有效、迅速地应对西方对其身份的威胁。

让我们再次强调研究文明型国家及其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一部分人认为，这两种概念处于不相容的对立冲突状态；另一些人认为，这两种概念各自独立；还有一些人认为，两者可以组成一个整体，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让笔者在上述三种观点中选择，笔者会认为，关于两者融合的观点比另外两种观点更具说服力。

本文注释略，详见刊物或知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