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年前，中国航海家从这里出发，最早发现澳大利亚！_风闻

3月19日那天我心潮澎湃，因为我抵达了泉州。1330年，中国南昌籍航海家汪大渊正是从这里驾船出发，开始了周游世界，最远抵达东非的索马里和莫桑比克，返程时首次抵达澳大利亚。

1337年他再次驾船出海，深入非洲莫桑比克海峡，并再次探访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一带。回国后他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重要史料《岛夷志略》，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按照西方不把当地土著当人看的逻辑，应该是中国最早发现了澳大利亚，比西方早了两百七十多年，中国应该拥有对澳大利亚的主权。

他的著作《岛夷志略》，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为郑和团队的参考书。他们在下西洋之前进行了仔细研读，并提出了很多质疑，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汪大渊记载精确无误。

这也说明，在七百年前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可以进行远洋航行。当时的泉州，是全国的造船业中心，朝廷两度诏令泉州等地“造船三千艘”。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远洋船舶叫做福船，就是在刺桐城（泉州别称）建造的。这种船已经用上了抗击风浪的高科技——水密隔舱技术。

在航行中，万一船体出现破损进水，因船体已被分隔成若干个密封舱，航行过程中万一咔嚓一声漏水了，最多一两个船舱受损进水，也不会让全船快速被海水灌满，不至于沉没。

1974年，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古船，该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建造，长34米，宽11米，型深3.8米，是一艘典型的三桅福船，排水量约400吨，载重200吨， 12道隔舱板把整艘船分成了13个彼此独立的舱室。

这是什么概念？两百年后实现环球航行的麦哲伦船队，旗舰的排水量仅有110吨，其余的都不足百吨。比麦哲伦早一百年的郑和船队那更不得了，最大的宝船长140多米，排水量在万吨左右了。

而泉州港，是东方第一大港，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港，重点班第一当然就是全校第一，也好比说河北钢铁产量中国第一，那其实就是世界第一。

马可波罗曾这样形容泉州港：当有一艘胡椒船在亚历山大靠港时，就有一百多艘船在抵达泉州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曾惊叹泉州港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港口。

这个伊本·白图泰很有意思，他还称赞了中国的治安。他说：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所以泉州是东方大港，更是世界大港，是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集散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我要说，中国一直都是海洋大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海洋强国、航海强国。

中华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最初的确是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既不封闭也不保守。要是封闭保守了，这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和300多万海域，难道是充话费送的？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大部分时候都在锐意进取，有时候向陆图强，有时候向海图强。但也有一些历史时期故步自封，不过这不是常态。

周王朝分封诸侯，其实就是向周边图强。很多王室亲戚和开国功臣，被封往边疆蛮荒之地。秦始皇不但统一了中国，还开疆扩土、大搞基建，你不能说他封闭保守吧。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搞到一个地球仪。

汉朝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说他封闭保守，恐怕匈奴单于从棺材板里爬出来，也要表示反对。南越、朝鲜、夜郎、东越、西域诸国都有话要说。

汉武帝不仅向周边图强，也向海图强。他极力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海上各国的往来和贸易。广州、徐闻和宁波，都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东汉时期，我国已经开始使用船尾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很繁忙。三国时期的孙吴坐拥东南沿海，并开启了海上外交的先河，孙权曾派人东渡北上下南洋，出使一百多个国家。

孙吴造船业发达，专门设有典船校尉一职负责造船事宜。降晋的时候，周船共计五千余艘。其中最大的五楼船，能装三千余人，当时宁波、番禺、泉州都是大港。

东晋的卢循能造八槽船， 这是最原始的水密隔舱技术。由于陆上的丝绸之路遭到战乱的破坏，海上丝绸之路变得尤为活跃。东晋的法显大师走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了印度。

唐朝的航海家杨良瑶率团队下西洋，比郑和早了620年。1982年，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罗家村发掘到了唐代航海家杨良瑶墓前的神道碑，碑文记载了他下西洋的历史。

宋元时期就更别提了，中国的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南宋绍兴32年，泉州和广州两个市舶司税收占了朝廷财政总收入的5%，造船业从业人员数十万。

明朝建立后，为了防止倭寇作乱，朱元璋开始实行海禁，下令寸板不得入海，严禁商人从事海上贸易。但是官方是可以出海的，比如郑和下西洋。

清朝前期继续实行海禁政策，直到统一台湾之后才开禁，并设立了四海关。到了1757年，乾隆收紧了开放程度，仅允许广州十三行与西方通商。

虽然明清时期在海上较为保守，但是在陆地上还是有所进取的，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巩固了中央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统治。

古希腊文明号称是海洋文明，可古希腊文明在哪儿呢？你都没有了，还好意思说开放进取？古罗马也号称是海洋文明，可古罗马也没有了。

西方号称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衣钵，但古罗马灭亡之后，西方就进入了漫长、黑暗又封闭的中世纪。当然西方史学家说，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西方开始了锐意进取。

但他们说的锐意进取，其实就是殖民扩张。所以西方文明，不应该叫西方文明，应该叫西方野蛮。即便是这样，到现在也仅仅五百年。

当前的西方世界搞贸易战、搞科技战，排斥华为5G、拒绝中国汽车，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好意思自诩为开放的海洋文明？

这次泉州之旅，我去了蟳（xún)埔村，在那里感受到了真正开放进取的海洋文明。蟳埔村位于泉州晋江入海口，是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渔村，目前有7000人口。

来到这里之后，感觉最特别的是这里女村民的装饰——上簪花围、身披大裾裙、下着阔脚裤。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特别的装束呢？这跟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中国文明五千年薪火不断，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我觉得这跟民族的精气神儿有关，勤劳勇敢、不怕困难。

虽然中华文明最初是农耕文明，但信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中国人，并没有故步自封、怨天尤人，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会想方设法活下去。

蟳埔村这个地方人多地少，只靠种田肯定不行，他们就面向大海谋生。男的出海远航，或捕捞或做生意，女的在家也没闲着，每天起早贪黑下海逮鱼抓虾、上滩涂敲蚵(hé)、挑海味贩卖。

所以你看，她们为什么阔脚裤？一方面是为了站在浅滩上，另一方面她们劳作时上厕所方便一些。她们的大裾裙，有两个大口袋，是为了收纳拾获的海产。

为了方便劳作，她们必须要把头发盘起来，然后用簪子一别。她们这个群体就是蟳埔女。蟳埔女、惠安女和湄洲女，被称为福建三大渔女。

那头上的簪花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她们收集过渔获之后，要到集市上去卖，集市上也有很多卖花的。如果鲜花当天没卖掉，第二天就会枯萎，临下班卖花的会把鲜花送给这些渔女。

由于渔女还要搬运东西，她们就直接把花插在她们头上。久而久之，她们就养成了簪花的习俗。平日里也不会簪那么多，但是到了盛大节日，她们会扎一圈，打扮得非常漂亮。

这个惠安女的服饰也很特别，也跟生产生活有关，一看就是经常在外风日晒的，必须把防晒工作做好。短衣襟是为了避免衣服被海水打湿，干活利索方便，宽裤便于涉海，也容易风干。

蟳埔村的房子也很特别。这些房子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墙体用海蛎壳和海泥混合筑成。这是因为男人们远航卖货回来时船舱就空了，需要找些东西压舱，海蛎壳就充当了压舱石的作用。

这些海蛎壳越堆越多，于是就有人废物利用，用作建材。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墙体不仅隔音效果好，而且非常坚固，甚至能抵挡炮火攻击，于是这种蚵壳厝（cuò）越来越多了。

虽然说中华文明源起农耕文明，但来到了海边，依然很快就能适应海边的生活。19世纪中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很多中国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时，华北地区的人闯关东，而东南沿海的人则是下南洋。泉州是著名的侨乡，分布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华侨，多达一千万人。

这些华侨虽然客居他乡，但是保持了中国人的勤劳勇敢、爱拼敢闯、爱国爱家的精神。他们很快就在国外杀出一片天地，菲律宾十大富豪泉州华侨占了七个。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国情怀。梧林村的村口，伫立着一座建筑面积八九百平方的大别墅，他是旅菲华侨蔡朝东的宅邸，可惜烂尾了。烂尾的原因，是蔡朝东把装修款拿去抗日了。

梧林村像这样的烂尾楼还有很多。顺意楼建于1935年，旅菲华侨蔡顺意在家乡梧林盖了一栋房子，也是装修没完成全面抗战爆发，他义无反顾把所有资金捐给了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蔡顺意家族又将该楼借予乡民兴办学堂，发展教育，被村民称为“旧学堂”。所以你看门口上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砖雕。

梧林村还有一幢最为壮观的五层厝，是菲律宾华侨蔡德鑨的宅邸。抗日战争爆发之时，大楼主体亦未完工，蔡德鑨及其家族把装修款项悉数捐出。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可以说把一切都捐给了国家，又是兴办教育、又是支持革命，又是支援抗战，自己却吃糠咽菜、勤俭一生。

国难当头之际，有的华侨选择挺身而出、共赴国难。这么说吧，泉州籍华侨一共出了4位将军，包括开国上将叶飞、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后来担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青山少将。

改革开放之后，泉州人发出了“爱拼才会赢”的最强音， 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晋江，从著名的贫困县一跃成为县域经济四大天王，创造了晋江奇迹。

晋江是世界鞋都、世界伞都、拉链之都、夹克之都。每年制造了全国约30%的伞、25%的品牌男装、20%的休闲食品及60%的外墙砖。

很多如雷贯耳的品牌，竟然都是这里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比如安踏、特步、361°、利郎、劲霸、七匹狼、九牧王、柒牌、盼盼、心相印等。

2016年，晋江再次向制造业的天王山发起了冲击——成立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虽然遭到了美国的无情打压，但福建晋华顽强地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这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泉州也在居安思危，要想保住竞争力，就必须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必须大力推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4年的成绩单还是不错的，泉州GDP增长6.2%。更值得欣慰的是，泉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3084家，累计建成“大院大所”30家，为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大的技术动力。

总之，来到泉州，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进取、爱拼敢赢的精气神儿。有了这个精气神儿，我们既可以向陆图强，也可以向海图强，还可以向高科技图强，向高质量发展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