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的逝去，一条韩国的血路_风闻

南风窗

作者 | 邹迪阳

编辑 | 吴擎

2月16日，25岁的韩国女演员金赛纶被发现于家中自杀身亡。

这场悲剧引发的“余震”，过去一个月后仍在持续：先是圈内顶流金秀贤与金赛纶长达六年的地下恋曝光后，男方的“恋童”和催债丑闻遭到全网声讨，而近日被卷入漩涡的，则是韩国MBN电视台推出的女团选秀节目《UNDER15》。

从节目的名称便能看出，这是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招募，档以“挖掘未成年K-pop神童”为卖点的节目。曾出演经典韩剧《请回答1988》中“珍珠”的演员金瑟，也将参与节目选秀，这让节目获得全民级别的曝光。也让更多观众注意到，最小的参赛者仅9岁。

这些未成年女孩们，穿着紧身短裙，画着烟熏浓妆，摆出了性格谄媚的表情与姿势，透露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感，是韩国娱乐产业性化未成年人的一角。

《UNDER15》参赛者海报

目前，该节目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抵制，韩国网友发起“#拒绝幼态消费”联署，48小时内突破10万人响应。

以“造星”为源动力的娱乐产业，离不开看客们目光的锁定。对于围观者来说，每当不良甚至恶性事件发生，让人刺痛和扼腕之余，都能撬动重新审视的可能。但与此同时，更该被追究的则是，为何反思的代价永远沉重，且无可挽回？

对这个问题的总结，极易导向陈旧、疲怠的“资本/系统原罪论”。但实际上，任何看似庞大而无可撼动的结构性困境，都是过往文化规范积弊的产物，存在着可鉴别、可反击的破绽。这正是为何我们要在哀悼金赛纶的同时，去直面“童星剥削”这个敏感的议题，哪怕将眼前的脓疮挤破一点点，都有望在不久远的将来，减少牺牲者的数量。

流水线上的童工

“在偶像的世界里，18 岁已经很老了……所以如果我错过了这次机会，我担心除了这家公司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地方会接受我。”

这段心声，出自CNN今年初上线的专题纪录片《整个故事：K-Pop：一颗明星的诞生》（“The Whole Story: K-Pop: A Star is Made”），受访者是18 岁的李亚仁，韩国娱乐公司MZMC 七名学员中的一位。

这是一道套在所有练习生身上的、名为“青春饭”的紧箍咒，和内含的年龄焦虑。低龄出道在韩娱从来谈不上新鲜，推动韩流崛起、叱咤乐坛10余年的传奇人物BoA（宝儿）出道时才13岁，早年大获成功的H.O.T.、S.E.S.等团体，成员出道的平均年龄也只有16至17岁。

BoA（宝儿）出道时期

在当时，未成年偶像的诞生，主要是为了像SM的创始人李秀满所说：“应该单独存在初中生、高中生喜欢的歌手，而且他们自己就是初中、高中生。”作为预备役的练习生，通常在12至14岁被选中，和公司签约，以便有更多时间受训和尽早出道。

K-pop发展至今，这股幼龄化的风潮不仅没消泯，反而愈演愈烈。在《UNDER15》引发众怒前，包括JYP《SIXTEEN》、Mnet电视台“Produce”系列在内的数档选秀，同样主推未成年偶像。

此外，从13岁参加《Produce 48》夺冠出道的张元英，前两年大火的NewJeans（现已改名“NJZ”），到BABYMONSTER、Hearts2Hearts等刚出道不久的新女团，市面上的第五代、六代女团一眼望去，许多都是“娃娃兵”。

Hearts2Hearts

和前辈相比，她们大都拥有属于这个时代、更讨好的标签和特质，譬如不符年龄的外表和舞台表现力，包装完好的人设。除了自身的底子和努力外，这种从小开始奠定的职业意识，也凸显了竞争环境的高压和残酷。

尽管国土狭小，人口数拢共5200万（2024年数据），但韩国却拥有超200万的练习生。这意味着你走在大街上，有相当概率撞见其中一个。当身边同龄人都有正常的学业和周末时，这群孩子则要全身心扑在声乐、舞蹈、rap、英语等技能培养上，几乎整年无休，且需家长每月投入高达好几十甚至上百万韩元的费用。

即使最后砸血本，挺过了高强度的魔鬼训练，被招入大公司，等待着练习生的依然是不足1%、堪称“恐怖”的出道率。当中还有一些玄学的因素，比如练习生被刷掉，并不总和实力挂钩，也可能是在决策层看来和企划案里的“概念”无缘，缺少了所谓的想象空间。

这种基于层层训练和筛选的淘汰制度，既配置了定向投资的思维，又如同一场现实版的生存游戏，将韩系星工厂和日本以吉尼斯为代表的练习生“养成制”区别开来。艺人出道后，从专辑造型、活动日程到私下的饮食起居，都要严格遵从合约的安排和监管，以确保此前的高投入能在短时间内产出效益。

2020年的韩综《Running Girls》，邀请了来自二代到五代女团的几位代表性成员，其中包括15岁就在Wonder Girls出道的宣美。一次吃晚饭时，她和其他人吐露入行后的感受，坦言曾诊断出边缘性人格障碍（EUPD）。“我太早就出道开始社会生活。青少年是建立自我的时期，但我们那段时间都是在车里度过的。现在药量减了很多，不用担心我啦。”

刚出道时的宣美

在家长制作风和资本的双重裹挟下，年轻人们被夺去自主权，成为对外展示、链接粉丝和品牌形象的窗口。和一、二代团对比鲜明的是，如今的爱豆由于事业上分身乏术，平均学历大都止步在中学，放弃高考是常有的，这也间接迎合、加固了外界对其没文化和全靠包装的评价。

而所有没日没夜的练习、赶通告，为的不过是拥有站上舞台的资格，在聚光灯中央活跃几年后，被迭代，被雪藏，摊上要用终身来偿还的情感债务。

血肉写成的“忏悔书”

什么样的练习生适合出道？对不同公司、高管和制作人而言，答案或许相异，但有一条准则是通用的：最好像模具和海绵一样，可以将创意库里的风格概念吸收，消化，被打造成符合“工业标准”的完美偶像。

如果说，曾经红遍亚洲的青春偶像们，展现出的元气活力大都与年纪相称，在今天，这种处于弱势、从属地位的K-pop女性形象构建，多少显现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端倪：通过符合预期的角色扮演，来进一步延续女性幼稚化、客体化的权力运作模式。

2024年4月，娱乐公司HYBE旗下新女团ILLIT 的出道曲《Magnetic》MV发布仅数小时，便让舆论炸开了锅。在网上，这支MV被人扒出众多擦边的性暗示（恋童癖）元素，包括独角兽、蕾丝白袜、扎紧的塑料袋、沾血的内裤等等。

《Magnetic》MV引争议

比起隐晦的镜头语言，更引人关注的是，平均年龄才18岁的女孩，对这些异样的“潜台词”事先知晓多少？又或者，她们真有独立选择的机会吗？

2016年，《Produce 101》的制作人在受访时，将自己策划的初衷描述成“制作一部给男性看的健康A片”。如此咋舌的言论，最后并未在舆论场溅起太大水花。经纪公司明目张胆的物化营销手段，反而助长了男粉丝偷拍、性骚扰、寄恐吓信一类恶劣事件的发生，将女团成员暴露在更脆弱难堪的处境中。

美国学者简·卡普蒂（Jane Caputi）曾提出“日常色情”（Everyday Pornography）的概念，在她看来，“色情不仅指露骨的、X级的性描写，更重要的是，指任何系统地、策略地物化、剥削和贬低女性身体和主体性的表现形式”。

就像躺在橱窗里的玩偶，女孩们挤破头杀入演艺圈后，不得不在可爱、纯真和性感之间摇摆，和受众保持着暧昧的互动，同时为了上镜的形象管理，要以超乎常人的强度减肥，定期整容。f（x）成员Amber在接受外媒采访时感慨：“想出道的话，整形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必经过程……在韩国娱乐业，男生和女生的审美标准非常不公平。”

同样隶属于f（x）的前队友崔雪莉，成为了被霸权剥削的年轻女孩中极罕有的反抗者，尽管她最后踏上的，是决绝的轻生之路。

崔雪莉

正式出道前的雪莉，幼时外貌出众，加上家境并不富裕，很早就被送进演技学校，以童星身份出演了多部影视剧。后来由于身高窜得太快，接不到合适的戏，她被公司选为f（x）成员，时年15岁。

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了雪莉隐忍和对环境敏感的天性。她清楚在偶像行业这台永动机的齿轮里，自己只能是一件“面向公众、最精美的一流产品”，必须全力配合、扮演听话懂事的“人间水蜜桃”。

但在后期，自我人格、反叛意识的萌芽和疯长，刺穿了长久压抑的真空罩。

此时的雪莉，开始做出一些在人们看来“失格”的举动，包括醉酒直播、在ins晒出不穿内衣的日常照片、和年长自己14岁的嘻哈歌手恋爱等等。迎接她的，是网友们潮水般的攻击和谩骂。为了不让团队受牵连，雪莉在2015年退团，SM则表示“尊重本人想专注演技事业的意愿”。

沦为资本弃子后，雪莉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愈加大胆。她官宣分手，发出各种诡异的照片，譬如将芭比娃娃折断，抑或是将活鳗鱼切成两半放在火炉上烤。或许这些“放飞自我”的证据，不过是她对外发出的求救信号，只是待斯人故去，一切为时已晚。

在雪莉离世一个多月后，她的好友兼同行、女团KARA成员具荷拉也在家中自杀身亡。两个女孩不仅同岁（都出生于1994年），连死因都出奇地一致：网暴、抑郁、被抛弃。在具荷拉生前，男友崔忠范多次对其施以殴打，诬告，并以公开亲密视频为由进行威胁，称要断了她的演艺生涯。

具荷拉

回头看来，“雪莉们”的死，如同电影《处女之死》在现实中的映射：为了寻回对身体的主控权，与无处不在的偏见和囚禁割席，女孩们逐个将生命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而在延伸的应激情绪链条之下，是那些无法言说、更难以被他人理解的伤口。

逃离“圣洁岛”

在批判韩娱对人的异化和屠宰时，有一个经常被略过的前提：韩国的造星产业从诞生伊始，就植下了高度“商业化”的基因。

1997年，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股市暴跌，外汇储备一度仅剩39亿美元。由于传统强势产业（汽车，家电等）产值大幅下滑，时任总统金大中一上任便提出了“21世纪韩国的立国之本是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思路。

在他的构想中，文化产业是拯救韩国经济的“朝阳产业”，往后数十年K-pop取得的地位和成就也的确印证了这一说法。只不过为巨大呼吼的引擎供给燃料的，是一代又一代鲜活的年轻人。

他们在身心尚未成熟的时候，踏入这个潜规则横行、等级制度森严、权力结构极其不对等的行业。当中那些家境贫寒的，甚至要在出道后替父辈打工还债，安全感的溃堤便在这时成了被诱导和利用的筹码。

在立法层面，目前韩国政府已有了进步性的表态，如正式通过被称为“具荷拉法”的《民法修正案》，规定严重违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或虐待子女的父母不能继承子女财产。2020年，数码性犯罪“N号房”受到国际社会谴责后，时任总统文在寅签署法案，将韩国的性同意年龄从13周岁提高至16周岁。

2024年5月31日，国会议员徐英教宣布在第22届国会提出《具荷拉法》

而在去年通过的《首尔市青少年文化艺人的权益保护及支援相关条例》，对练习生在心理检查、咨询等方面进行援助，对性骚扰、性暴力、强迫减肥、整容等对青少年练习生造成身心伤害的情况进行早期干预。

这些制度性的镣铐，未必如人们预期的那样牢固，除了前文提到的市场经济理性外，还有一道符咒，是渗透在韩国社会土壤中、既隐蔽又难以祓除的厌女症。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韩国至今仍在道德约束、性别权力结构上秉持着很多保守的做派。在韩国公开谈论女性主义，随时可能触发舆论反噬。就连《82年生的金智英》女主郑裕美，其社交账号也曾充斥大量侮辱性的留言。

折射在社会生态上的，是韩国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远远落后。根据《2024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在146个统计国家中排名第94位，仍处于中下游。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韩国是两性薪酬差距最大的国家，为31.2%（2022年数据）。

韩国在《2024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排名第10位，在146个统计国家中排名第94位

作为新自由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媾和的产物，以K-pop为标志的韩娱频繁受到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热议，正是因其像一面镜子，反射出韩国主导的社会性经验。女性整体的地位已是如此卑下，演艺圈年轻的女孩们处在从小被凝视、被审判的评价体系内，更难免于话语权的没落。

在这种前后夹击下，她们是否注定只能成为“快消品”，毫无自身人格切面的振动和闪光？

距今快18年前，有“女帝”之称的少女时代发布了出道曲《再次重逢的世界》。由于歌词中凝结的勇气和展望新世界的态度，直到今天，这首歌已然进化为战歌般的象征，在废除堕胎罪游行、梨花女子大学集会等社运中被齐声唱响，给予人们力量和抚慰。

少女时代《再次重逢的世界》

韩综《海妖的呼唤》重塑女性魅力、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NewJeans毅然从前东家ADOR出走……这些近年来相关的文化事件，就像一簇簇的火苗，摇撼着树木朽坏的根基，露出让视野变宽的豁口。

但问题在于，能够挑战规则并且在这场拼杀中幸存下来的，永远是极少数。而每次有新的悲剧诞生，就像是一记警钟，告诉人们，眼下还远未到庆祝的时候。

去年在韩综《思想验证区域》中圈粉无数的嘉宾、团体活动家河美娜（昵称“河马”）在《我的痛苦有名字吗》中访谈了31名20-30岁的女性忧郁症患者，她写道：“与其画上一条线，把自己和受害者区隔开来，我更希望她们能了解自己其实已经是站在线的内侧。我们要一起阅读苦痛与痛楚的叙事，讨论现在该如何分摊这些痛苦，我们必须创造的连结又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连结，每个孤独而煎熬的灵魂才能有片刻喘息。哪怕过程并不轻松，甚至屡被血泪交织的无力感捶打，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连结，切莫待到风暴过境，才陷入痛悔和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