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晖 | 眼纳千江水，笔下有乾坤——论张培忠非虚构写作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_风闻

**内容提要：**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首先他作品中的题材十分独特。其次，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价值的个体生命。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体现了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梦想和价值观。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十分注重叙事话语的建构，一是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共构，二是历史叙述与学术思辨互补，三是多维视角透视与合理想象。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张培忠往往采用“深描”的叙述方法，使人物形象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丰满度”。

**关键词：**张培忠    非虚构写作    叙事    深描

2008年，张培忠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四十万字的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该书出版后迅速在读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多次入选好书和畅销书排行榜，后又改编为30集青春史诗剧《铁血兄弟》在央视首播。在“写一个文人”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大获成功后，张培忠并没闲着，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又将目光转向“三部曲”计划中的第一部——“写一个武夫”郑成功。2012年，三联书店推出了郑成功“三部曲”第一部《海权战略》，同样受到各方好评。202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以父亲为原型的《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近期，《当代》在2024年1月号，发表了他的郑成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郑成功：英雄源起》。回顾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历程，从1995年出版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人比月光美》至今，他已出版五部非虚构文学作品。1此外，张培忠还主编出版十卷本《张竞生集》，改编电视连续剧《铁血兄弟》，任百万字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总撰稿；五卷本240万字《广东文学通史》总主编。这些作品的题材、人物塑造、叙事话语、价值取向与精神维度，都具有较高的“标识度”和“丰满度”，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涵、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独特的题材与时代的记录

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能吸引读者络绎购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作品的题材都较为独特。笔者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但不否认在文学创作中，题材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拿《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来说，“文妖与先知”张竞生既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是一个敏感的人物。以往的传记文学对其避之唯恐不及，但张培忠却敢于去碰触这只“螃蟹”。他不仅写出了这个被国人视为“性学博士”“神经病”“大淫虫”“民国文妖”的“异类”特立独行、敢作敢为的个性，以及“至情至性”的浪漫情怀，更写出了张竞生茕茕孑立、命运蹇促、大起大落的一生，而且还将笔触伸向历史的暗角，从更深层次揭橥出张竞生命运悲剧的根源。

《海权战略》是写历史人物郑成功“三部曲”的第一部。在书中，张培忠站在我国海权战略的宏观层面，以海商经济为主线，全方位揭示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的全球意识、商业意识和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我们看到，活跃于三四百年前的这个郑氏海商集团，既是一个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又是一股强势的维护海权的武装力量。这个集团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后来的二三十万人，在当时可谓威风八面，叱咤风云，无论是清廷还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都不敢小视。这个集团既做生意，又当海盗；既接受明朝的招安，又不放弃与清庭的斗争。尤其振奋人心的是，郑氏海商集团还打败了当时全球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夺取了南海的控制权，并垄断了东西洋的海上贸易，通商的范围一度遍及东南亚甚至欧洲。可以说，郑氏海商集团在东西洋海面上纵横捭阖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海权鼎盛的时代。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自郑成功以降三四百年间，中国在海权问题上却长期处于沉沦和缺席的境地。而郑氏海商集团的那些威武雄壮的活剧，也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有些“历史往事”更是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近七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郑成功：英雄源起》，作为《海商与英雄：郑成功传》的一部分，同样属于“大历史”叙事。作品从郑成功的祖母和他的出生写起。他于1624年出生于日本平户。1630年10月回到了故国家乡泉州。郑成功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学习中华元典、诗词和习武。15岁时到南京国子监就读，师事大儒钱谦益。隆武皇帝即位后接见他，赐郑森（即郑成功）改国姓朱，同时赐名“成功”，这使郑成功“五内俱热，刻骨铭心”！他发誓将用一辈子的征战来报答隆武帝的信赖和倚重。清军入闽后，突遭父降、君亡、母死的变故，接连的打击非但没有击垮郑成功，反面激发了他反清复明的决心。他赤胆忠心，披肝沥胆，一介儒生，仗剑而起。在内忧外患、百孔千疮的艰险情势下，尽管缺兵、缺饷、缺粮、缺装备，郑成功始终没有放弃抵抗清军。他督师巡关，募兵练兵，镇守仙霞关，护卫隆武帝，成为隆武帝最为倚重的柱石。郑成功深明大义，移忠作孝，他以磊落的身教为千古伦常做出了示范。

《永远在路上》是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张培忠在父亲去世四十周年时出版这样一部书，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父亲，而是通过追本溯源，继志述事，借助“一个农民的一生”，彰显一种“孝道”与“感恩”的传统美德，以及自强不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信念和生存智慧。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极为贫乏的年代，面对生活的窘迫、命运的坎坷、现实的残酷，为了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为了温饱和生存的尊严，“父亲”在种田之余，还做小贩，当伐木工，长年“走山内”“走凤凰”“走浮山”。《永远在路上》一方面真实呈现了特定时代中国农村的贫困，中国底层农民艰难困苦的一生；另一方面写出他们虽普通卑微但仍坚毅隐忍地前行，并由此折射出既传统又勇于开拓进取的潮汕文化精神。因此，尽管古往今来，回忆父亲的作品不少，但张培忠这部以父亲为传主的作品，仍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张培忠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的人生档案，不仅仅是作者的父亲，也是一代人的父亲。他虽然生活于社会底层，但他身上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也许正是看到父亲的时代意义和普遍价值，中宣部将《永远在路上》列入2024年外译项目，其意在于让国外的读者透过这部作品，更真切地认识和了解在当代时代背景下，中国普通个体的奋斗史，坚韧不拔的的性格特征与人格魅力。

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虽然属于个人历史的记录，但因个体的真实记录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民族的共同记忆，体现了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诉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梦想和价值观，因此，这种非虚构叙事不论写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特立独行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还是挣扎于粤东农村的普通农民张德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有价值的个体生命”，并“构成了具有某种梯度性的人物序列”2，他们被张培忠编织进富于传奇性与故事性的叙事框架中，并赋予了书写的意义。而这种“赋予”的关键是“发现”“去蔽”与“还原”，即作者从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和命运史、生命史中，发现了其中蕴含的价值：“我选择这个题材，我觉得这个人物具有很大的含金量，包括社会价值、文学价值、各方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有现实价值。”3是的，发现传主的个体价值、时代价值、现实价值和美学价值，既是一种有意义的写作，也是张培忠传记文学实现最终价值的重要前提。

题材作为写作材料，是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总和。它是在作家拥有的生活素材和史料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用以构成艺术形象、表现主题思想和世界观的特定视角和精神价值取向。一般来说，题材不仅是文学作品的构成要素和基础，而且受到作家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文化积累、思想水平和审美取向的规约。从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某个时期有“题材决定论”的倡导，有一级题材、二级题材的区分，但从古今中外文学的经验来看，题材对一部作品的影响，主要是看题材是否独特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是否有价值，而不是以题材的大小和等级来衡量，所以“题材决定论”的倡导的确存在着片面性、绝对化的弊端。事实上，它对当代文学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题材的误解偏见而忽视甚至否认题材本身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影响。应该承认，独特的题材选择和对有价值传主的书写，对作品的辨识度与吸引力，对作品的思想含量、艺术的高低、社会作用的大小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昭示出独特的题材和有价值人物的发现，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永远在路上》

二、建构非虚构写作的叙事话语

非虚构写作固然需要翔实丰厚的材料为基础，但非虚构写作特别是传记文学不能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记录传主的生平，更不能是一堆文献史料的罗列汇编。“非虚构写作”的命名和概念内涵，表明它既是“非虚构”，是真实的记录，同时也是“文学”写作。而文学必须有审美，有文学性，有人物形象塑造，还需要精心结构和叙事，特别是叙事，它一直以来都是文学的核心要素，而优秀的作家一般都拥有一种“叙事自觉”。但长期以来，我们的认知似乎存在一个误区，即认为叙事是小说的专利，散文包括非虚构写作不需要太多的叙事技巧。在笔者看来，叙事固然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要素，它同时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题中之义，是考量一部非虚构作品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指标。遗憾的是，以往的非虚构写作理论和创作实践，对叙事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值得肯定，除了题材的独特外，另一个原因是他的非虚构写作十分注重叙事话语的建构。张培忠特别推崇他的私淑老师周政保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一书，赞同其对非虚构文学叙事方式的理论阐述。在张培忠看来，“传统报告文学侧重于宏观叙事，那么，非虚构文学则侧重于微观叙事”4。“我认为非虚构非常需要多声部、多侧面地书写现实生活”。5此外，要“写好一个非虚构作品，必须学会讲好一个故事”6。因为他深知，传记文学只有创设既波澜起伏，又充满冲突，且生动活泼、有趣有味的故事和情节，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而要达到这一要求，首先是传主要独特且有故事。我们看到，张培忠传记文学中的传主，无论是张竞生、郑成功，还是“我”的父亲张德建，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物，这是他建构叙事话语的基础。其次，在“有故事”的基础上，还要像掘井那样深挖史料，而后进行加工、重构和合理想象，并让史料“还原”。此外，讲好故事还要有“化繁为简及以简驭繁的能力”7。如此才能强化主线，突出重点，将传主最精采、最有价值的故事呈现出来。除了重视故事性和善于处理故事，张培忠建构非虚构写作的叙事话语，还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共构。我们知道，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叙述历史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是“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指的是那些宏大的、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时代的更迭、社会的演革、历史的巨变，以及记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等等。“小历史”则是指那些“局部的”和“常态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历史，某地的历史，以及关于人们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社会习俗的历史。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既有郑成功的大历史书写，也有《永远在路上》这类“小历史”的微观叙述，但“小历史”连接着大时代，并与大历史形成了某种共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的张竞生，他从昔日的“洋博士”“文妖”与“先知”，到后来成为时间的逐客、历史的遗民、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其中固然有选错了职业，以及个性的原因，但生错了时代，而观念又过于超前，过于理想化和浪漫主义，因而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不能不说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从这一视角看，张竞生的一生正是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相融共构，是一出由个体性格与时代大势演绎出来的活色生香的命运传奇。《永远在路上》不仅真实记录了1950—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现状，为研究中国问题，包括当下的振兴乡村提供某些参照，而且通过父亲的一生和命运的改变，使得“小历史”的叙述落到实处，使得由这些普通人所构筑的“小历史”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大历史”，也使得作品在“我”的亲历式和见证式的叙述中凸显出非虚构真实再现客观现实的基本品质。由于作者没有停留于琐碎的生活表象，没有局限于个人苦难历史的叙述，而是以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从“小历史”中见大社会，又从大社会出发理解“小历史”。这样，“小历史”与“大历史”就形成了一种共构；“小历史”因为具备了大视野，从而蕴含了大意义。

其二，历史叙述与学术思辨互补。以往的传记文学由于受到非虚构、写真人真事的限制，在叙述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单调刻板，大部分传记文学采用的是单一的叙述视角，按照时间的顺序，单纯地、平面地记录下传主的一生。这样的叙述尽管在真实性方面绝对可靠，但在读者熟知的题材领域里，这样的叙述显然无法打开读者的阅读空间。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基于不同传主各自的人生经历，以及作品主题表达的不同预设，张培忠着力设计与之相应的叙述模式。比如，《海权战略》一方面遵循已有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一方面采用真实叙述与学术思辨互融互补的叙事方法。它既是材料丰富扎实、有史观和史识的学术著作，又有明显的纪实性质。它的总体框架、内容布局、材料安排、观点归纳提炼，以及论证的方式、理论的总结，等等，应该说有学术论文的因素。但与一般的理论著作不同，在阐释命题、展示观点、评判人物、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张培忠运用了传记文学的表现手法，同时还融入了其他的文学基因。比如写郑氏海商集团的创始人郑芝龙一意孤行，不听劝告，决意降清；而其子郑成功则坚守民族气节，以泣相谏。这场发生在父子之间，关系到整个郑氏海商集团前途命运的“隆中对”，既有纪实文学的情节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和氛围渲染，又有哲学的升华，学术的思辨。与这种学术思辨相联系的，还有“国家叙事”与问题意识相统一。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一方面体现出宏大的“国家叙事”指向；一方面又承续了1980年代报告文学那种既充满思辨色彩，又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的写作传统。他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理性看待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盲点和阵痛，这样他的作品也就显得真实可信。张培忠的其他非虚构写作，也都带着这种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多元思维的学术思辨性。这可视为他跨界写作的一种有效尝试。

其三，多维视角透视与合理想象。这是张培忠建构非虚构写作叙事话语的另一个着力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已厌倦了大量胡编乱造、缺乏现实感的虚构作品，而渴望看到更接近生活真相，看到“比虚构更精采的现实”。而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揭示秘密、寻找真相为旨归，从而能更好地满足读者对“真实性”的期待。但在当下，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加之现实生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只用单一的方式来记录生活、揭示真相，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此，张培忠有着足够的认识。所以，在《永远在路上》中，他不仅通过报告文学的手法来写人叙事，还借助日记、书信、口述历史、现场图片、笔记图表、实物展示，以及亲友的评论等，力求多维度、全方位地介入现实生活，立体地展示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这种多维视角的透视，复活了生活的原生状态，使作品更具在场感和画面感。此外，为使纪实文学的叙事摇曵多姿、更具艺术的魅力，在写作时不能过于拘泥真人真事，而应适当进行一些“合理想象”。在谈到《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这本书的写作时，张培忠说他研究张竞生数十年，从人物生平事迹林林总总的材料碎片，到传记人物的完整呈现，需要经过一系列“再造”的过程。张培忠说这个“再造”，就是在“真实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不过“在本质上仍是非虚构”8。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中，笔者提出“有限制虚构”的观点：“所谓‘有限制虚构’，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9现在看来，这个“有限制虚构”的观点暗合了张培忠的“合理想象”观点，既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亦有助于推进散文和非虚构写作的叙事话语建构。

非虚构写作的叙事问题是一个难点，也是时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不仅推进了非虚构写作的叙事话语建构，而且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比如，时下非虚构写作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非虚构叙事与时代话语之间应保持怎样的关系？非虚构如何既介入现实又超越现实？非虚构的小叙事如何进入大历史叙事的语境？等等。笔者以为，上述的问题，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从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中找到答案，这是他对当前非虚构写作的贡献，也是他的作品价值之所在。

《海权战略》

三、“深描”的力量与情感的灌注

非虚构写作中的传记文学要取得成功，关键是传主能否避开概念化和雷同化的窠臼，能否“立”起来，能否站得住。如果一部传记文学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富于立体感，那么这部作品一般情况下都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培忠塑造人物形象，往往采用“深描”的叙述方法。所谓深描，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术语，人类学者格尔茨在《“深描：文化解释学的一个理论》一书中，根据吉尔伯特·赖尔关于人的眼皮抽动的描述，对“浅描”和“深描”作了新的阐释。他指出，“眼皮抽动”这一表象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作为一个记录者，仅仅把不同人的眼皮抽动这一动作记录下来，没有探寻引起眼皮抽动的内在原因，这就是浅描；而如果记录者没有停留于仅仅描述人的外在行为，而是进一步追问造成这一动作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以及一次性眼皮抽动和多次眼皮抽动在层次意义上的区别，这就是深描。所以，“深描”既指记录者或写作者的立场，观察事物的角度，对客观世界的评判，也指作者在写人叙事时，更注重展示人性的复杂性、个体性格的独特性，以及揭示人物的外在行为背后的意识、动机、心理活动和精神诉求。此外，深描还可分为情境式深描、微观式深描与传记式深描几类。深描的作用，在于让事件处于无弊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呈现事件的本质。不过，对于传记文学来说，不管是哪一种深描，要取得良好的预期，作者必须秉持“信史”的写作原则，在充分地占有真实史料的基础上，注重材料的“有来历、有证据”和“新发现”。在这方面，张培忠是较为自觉敏感的，所以，他的非虚构作品便不仅仅是“信史”，而且大部分作品均有独特的创意。而就“深描”这一独特的叙述方法而言，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主要有如下的特色。

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在这方面，《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中的张竞生便是一个典型、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林岗曾指出：“张竞生的性格也是多面的，他有真诚和勇气，但也有浓厚的江湖气和‘猴气’。尤其缺乏学者的自我怀疑精神，自知一星半点就以为科学站在自己一边，深信不疑。”10纵观张竞生的一生，他的性格的确是“多面的”：一方面，他既有书生本色，另一方面又有革命家的情怀；一方面他至情至性，真诚地歌颂情感的纯美，甚至发誓要“以情感救中国”，另一方面他又露骨地宣扬性的欢乐；一方面他从骨子里到行动上都透出卢梭式的浪漫气质，另一方面他又热心于社会实践，而且办事极其执着认真。还有《郑成功：英雄源起》郑芝龙，同样有着复杂的人性。作为大航海时代海商集团的首领，郑芝龙凭借他的果敢、凶悍、谋略、敏锐和投机家的狡诈，纵横于南中国海和远东国际贸易的历史舞台上。跻身明朝官场后，他死死抓住隆武帝，不愿意让隆武帝离闽出关。他巧舌如簧，狡黠多端，既私心自用，拥兵不前，又挟帝自重，甚至居心叵测，与清廷暗通款曲，并劝说儿子郑成功一起降清。在《郑成功：英雄源起》中，张培忠忠实于历史，立足于“深描”，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人性的法则，全面写出了郑芝龙多侧面的复杂人性。

紧扣传主独特的个性特征，既写人物的优点，也不回避传主性格上的缺憾，这是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深描”的另一个亮点。比如张竞生，他“特立独行，敢作敢为”。他有超前的思维，更有“极端”的情感、“极端”的智慧、“极端”的思想和行为。他爱冲动又不善于谋划未来和料理自己，所以处处碰壁，命运多舛，许多事情半途而废。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里，作者笔下的张竞生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共存的“不完美”人物。同样，《海权战略》中的郑成功也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物。作者一方面展示郑成功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雄才大略，以及他的坚定的信念、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等等；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写他性格的缺失，如刚愎自用、严刑峻法、豪迈果断有而豁达恢弘不足。张培忠非虚构写作这种“宜本其实”“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态度，秉承的是《史记》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传统。这种写法的可贵处是既可以让读者走进特定的历史场景，更真切地感受到特定历史场景中的人和事，又使传记人物更加亲切可爱，更真实可信。

“深描”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张培忠非虚构写作塑造人物形象时常用的表现手法。《永远在路上》就有不少关于父亲心理世界的描写。比如描写父亲“走山内”时，由于看到同村伙伴穿着比他光鲜，原来不讲究吃穿的父亲“忽然有了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啃噬着父亲的自尊心”。这种由外在行为透露出来的心理动因，既十分真实地“深描”出人物此时此地微妙的内心世界，而且符合特定环境下人物性格的逻辑。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郑成功：英雄源起》等作品中，张培忠也经常采用“深描”法来表现传主的心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深描”法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发表于1992年的《师魂——特级教师丁有宽的道路》里，在作品结尾的“翠享村之夜”这一部分，张培忠便从多个角度描写丁有宽在荣誉面前的微妙心理活动。可见，“深描”是张培忠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常用方法和预设目标，它体现了张培忠非虚构写作的独特性和艺术上的自觉。而这，正是张培忠非虚构写作中的人物形象具有较高“辨识度”和“丰满度”的保证。

“深描”连接着深情，“深描”的力量离不开情感的灌注。对此，张培忠深有体会。他认为，非虚构写作的成功要素有三个：首先是“信息的含量”，其次是“思想的容量”，第三是“情感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就是以情动人，能够产生共鸣，产生共情。”11传记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它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传记要大量参考相关史料进行写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想象与虚构，尤其是需要写作主体审美的观照和感情的介入。美国学者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倡导学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渗透，他认为生命体验和情感渗透对于城市传记即非虚构写作极为重要。因为非虚构写作的题材，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构成的，而真正有价值的非虚构写作，不应该只是冷冰冰的史料罗列或学术表述，而应带着作者个人情感的投射与生命的体温。我们说张培忠非虚构写作是个体与历史的深情对话，这个“深情”正是基于他的非虚构写作既是历史的叙事，是想象与虚构的写作，而且是文学的、审美的、有情的写作，正所谓“文章不是无情物”。所以，写文章要投入感情，需先感动自己，而后才能感动读者。张培忠的所有非虚构作品都有一个共性，这就是写作的真诚、真切与感情的深挚。张培忠曾说：“人之所以为人，必得心有所主，情有所归，其至道即在于孝，孝为第一要义。”12因有孝，所以有忠，有义且有情。而这情，系于传统的文化，系于潮汕这片土地，系于潮汕的先贤，当然也系于父辈的来路和对我点点滴滴的滋育。由于张培忠非虚构写作深入到历史的内在纹理，着力于发掘传主的独特性格与内心世界，并在“深描”中注重创作主体生命的投入和情感的灌注，于是，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每一个都是个性鲜明、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

四、重铸历史与烛照现实

张培忠是一个有抱负、有情怀、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一方面沉浸于历史之中，对历史题材写作情有独钟；一方面他又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切关注现实，坚守人民立场，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中的人与事，体现出“眼纳千江水，笔下有乾坤”的大历史观与大时代观。

《海权战略》站在海权战略的宏观层面，以海商经济为主线给我们的启示，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重铸历史，即通过挖掘、梳理史料，还原历史真相，并有新的意义的发现；二是以史为鉴，烛照现实。当前，国际形势变幻莫测，钓鱼岛问题、南海危机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势下，站在战略和现实的角度来读《海权战略》，我们更能深切体味到“中国的衰落起因于海洋，中国的复兴也应起步于海洋”这一真理。由此可见，张培忠的写作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他的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写作便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张培忠非虚构写作的独到思考和不同凡响的见解，还体现在对“海权”概念的梳理，尤其是对“海盗”的重新定义上。在人们的认知中，海盗总是与掠夺、凶残、杀戮画上等号，海盗无疑是罪恶与恐怖的代名词。但在《海权战略》中，张培忠根据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真实，并考证了西方“海盗”这一概念的沿化流变，认为“海盗”其实是具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的“海洋型人物”，他们集海盗、海商、海军三位于一体。张培忠还由此生发开去，归纳出一种“海盗精神”，即冒险的精神、主动进取和勇于开拓、舍身取义的精神，以及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而这样一种“海盗精神”，正是当下的许多中国人所稀缺的精神。张培忠这种不人云亦云、勇于探索、独立思考、重铸历史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这正是张培忠非虚构写作的灵魂和精髓。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同样具有烛照现实的价值。今天重读张竞生的文字，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位“中国性学第一人”，其实是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他以惊世骇俗的大无畏勇气，选择了以“性”为切入点来剖析人的自然生命力，反映出他在中国现代启蒙运动下思考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路与学术个性。即是说，这种 以“性”为视角的生命意识的追求，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面对世界性现代思潮的一种独特思考，其中即便有一些异端与偏激，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先锋性和现代性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弱点，就是热衷于“坐而论道”，他们勤于“修”而绌于“行”，许多知识分子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一碰到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便束手无策、左支右绌。而张竞生不是这样。他天生具有一种实践品格，可以说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在乡村建设这方面，就体现出他的实践品格和出色的行动力，他不仅具体介绍欧洲如何利用机器、如何实现电力化、如何去经营艺术的手工业，还身体力行，参加修筑公路，参与造林，兴修水利，种植果树，培育花圃。总之，一向被视为只有“种田牛”所作之事，这位留欧博士全都参与。张竞生甘于当“种田牛”，固然有饱受创伤后的无奈和困厄中自救的因素，但敏于行动、乐于实践、心系民间更属张竞生的内在本质和生命选择。

张培忠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个案，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当前大热的非虚构写作潮流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升的可能性和空间：其一，由于非虚构写作是最贴近、最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文体，也是最能与时代保持良性互动的文体。因此，面对当今这个多变的、复杂的时代，倾心于非虚构写作的作家若想创作出不负时代的力作，重要的是不能与时代、与广阔的现实脱节。此外，新时代的非虚构写作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他不仅要“介入”现场，进入现实生活和历史的内部，而且要敢于触碰重大的时代命题，思考和剖析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深切体验当代人感情和人性的创痛与沉重。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是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无论穿越历史还是呈现时代，最终都应以人类共同的经验、情感、人性和向真向美向善的愿景为旨归。因此，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既要俯贴大地，又要仰望星空；既要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又要表达这个伟大而壮阔的新时代，还要与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普世价值观相通。

其二，是关于真实性问题。当前的非虚构写作，迫切需要提高“真实性”的纯度。因有一些打着“非虚构写作”旗号的作品，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明显违背了“真实”的原则。比如有些非虚构文学作品，打着“真实故事”的旗号，生产了大量猎奇、毫无价值可言的所谓非虚构写作，这类写作主要见之于众多的网络新媒体平台。还有一些作品采用第三者全知的叙述视角，天马行空大胆想象和虚构，无视事件和人物是否真实。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真实”固然是非虚构写作的生命和立身之本，但“真实”应有“高标”与“低标”两重标准。“高标”是以真实为前提，在积极写作、在“向上”的维度上创造非虚构写作的新可能和新高度。“低标”则是胡编乱造、无边无际的想象虚构；或只是记录个人的生活琐事，这无疑是一种无意义的消极写作，当前的非虚构写作，应坚决杜绝“低标”的写作倾向。

其三，审美性问题。当下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非虚构写作”有抵触，皆因不少“非虚构”作品审美性严重缺失。一些非虚构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既没有精心结构作品，缺乏叙事上的自觉，也没有“深描”人物的感情和内心世界，加之文字表达粗糙无文，缺乏散文（笔者认为非虚构写作属于散文范畴）语言应有的优雅、情调、意蕴和味道。这样自然便不能给予读者以美感。总之，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性，应美在真实与想象的把握，美在形象的饱满、叙事的变化、形式的和谐和语言质地，还应美在节制，美在自由自在，美在法在无法之中。强调非虚构写作的审美性，既是对散文传统的认同，也是时代对于这一新兴写作潮流的要求。因为非虚构写作只有兼具纪实与审美两个维度，才有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经典性作品。这是我在研读了张培忠的非虚构写作之后，延伸出来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注释：

1 本文的非虚构写作，包括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

2 丁晓原：《在史海探潜中建构叙事意义——张培忠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期。

3 高小莉：《张培忠：贤者识其大》，《风起岭南：广东著名作家访谈笔记》，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344页。

4 12 张培忠：《后记》，《永远在路上》，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

5 张培忠：《写一本给父亲的书》，《中华读书报》2023年4月5日。

6 7 8 11 张培忠：《非虚构写作成为时代一种写作的“力量”》，《南方都市报》2023年3月14日。

9 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10 林岗、曾道扬：《启蒙的反噬——张竞生提倡性学的悲剧》，《东吴学术》2022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