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喜爱这本书？_风闻

作者：林之辛

众所周知，毛主席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他不仅熟读，而且精通其精华，在自己的讲话中驾轻就熟地运用其中的一些典型的形象和故事来生动阐明自己的观点，达到了信手拈来，炉火纯青的程度，使他的演说和报告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在中国古典文学众多的人物及其故事中，有一篇故事，毛主席情有独钟，不仅多次与身边工作人员谈及并推荐阅读，还说这个故事“应该选进中学课本”。

这个故事就是《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故事的梗概是：

席方平是《聊斋》中的一个人物，他为人戆直。其父亲席廉，与同乡富户羊某不和。这个姓羊的富翁死了之后，席廉得病，在生命垂危时对人说，是羊某贿赂阴司官吏来拷打他。不久席廉浑身红肿，惨叫死去。席方平悲痛欲绝，如呆如痴，他的灵魂离身，去阴间为父伸冤。但是，阴间的狱吏、城隍、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贿赂，不但不让席方平伸冤，还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后把他送回人间。可是席方平就是不甘心，他听说二郎神为人正直，便又重到阴间去找二郎神，但又被冥王的鬼卒抓住。冥王软硬兼施，叫他不要再告，并强行把他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哭啼不吃奶，绝食三天便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遇上了玉皇大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

毛主席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早在1942年，他与延安“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何其芳等人聊起《聊斋》，就评论道：“《席方平》含义很深，席方平在阴司的遭遇，实际上是人间官吏鱼肉人民的真实写照，是对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人民的控诉书。”建国后，毛主席也多次有声有色地给身边的人讲述这个故事，说到席方平在阴司受锯刑时“忍而不号”，对他的坚强特别赞赏，并着重指出: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在回忆中也说，毛主席同他讲席方平的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他记得毛主席对故事中一个细节的描绘十分欣赏，就是写到两个鬼奉冥王的命令把席方平锯成两半时，对席抱有同情，故意锯偏，以保存席有颗完整的心。毛主席说：“小鬼同情席方平故意锯偏，这个细节写得好。”这个细节的写入实际上反映的是《聊斋》作者蒲松龄对席方平不平遭遇的同情，而这，显然引起了毛主席内心的共鸣。

林克清楚地记得，毛主席说：“《席方平》应该选进中学课本。”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发生的“纪凯夫案件”中，一个名叫纪凯夫的普通百姓遭受单位领导诬陷，在有人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市政府领导偏听偏信，不辨是非，仍加以定罪。这件事惊动了毛主席，他亲自下令给受害者平反，并严厉处分了市政府不少相关领导干部。此案对涉案官员处罚之重，震动了整个官场，轰动了全国。联系到毛主席对《席方平》的重视，可以感悟到他绝不容忍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出现官官相护，诬陷无辜百姓的恶劣事件。

毛主席爱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多数都是作为历史去读的，如《隋唐》、《精忠传》、《东周列国志》等等，包括《红楼梦》。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水浒》，他说“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三国演义》，他说“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他喜欢《西游记》，主要是喜欢敢于大闹天宫、敢于与各种妖魔鬼怪斗争的孙悟空这个人物。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挑战权势与权威，又富有斗争智慧的灵活性，与毛主席的性格相通。说到《聊斋志异》，毛主席其实涉读较晚，不像前述多篇古典小说，他从小就读过，而《聊斋志异》则是他较晚（可能是到延安以后）才读到的；但是一经入览，就成为他极为钟爱之书。这样一本谈狐说鬼的“怪异小说”（鲁迅语，毛主席认为是鲁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观点）怎么会引起伟人如此大的兴趣呢？究其原因，在于其中的许多故事直接拨动了伟人内心的感情之弦。

毛主席喜欢《聊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刻画了一些善良可爱的人物形象。在他对《聊斋》的各种评价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毛主席对自己的亲人谈及《聊斋》时的那种充满感情的评荐语：“《聊斋志异》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类似的评论语，他对女儿，儿媳都讲过。易动感情的晚年毛主席，对这部小说更是钟爱有加，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岁月，还多次阅读，并向身边亲人赞许小说中那些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而又聪明可爱的“狐狸精”。这些与至亲之间的谈话，是伟人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真实地反映出他对人性的真善美以及纯真爱情的赞赏与向往。

从毛主席阅读时在书中多次画圈、划线，还加评语中，可以看到《小谢》也是他十分喜爱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

穷书生陶某借住的旧府第里，有乔秋容和阮小谢两个女鬼，经常恫吓、纠缠、挑逗他，但他不但不惧不恼，反而对她们平等相待，教她们习字读书。两个女鬼也颇知义理。当陶被诬下狱后，两个女鬼给他送饭，奔走相救，历尽艰难，终于使陶书生获释出狱归家。陶书生与两个女鬼重聚，情同伉俪，但始终无越轨同寝。两个女鬼和陶书生之间的真情，感动了一个法术通天的道士。道士用借尸还魂之术使两位女鬼还阳复生，促成了她们与陶的结合。

作者笔下的小谢和秋容都是容貌绝世、聪明痴情的女性，她们蔑视封建礼教，积极主动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生活。毛主席读后在页边写下一段批注:“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早在1939年毛主席与老同学萧三闲聊时，就赞扬《聊斋》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主张自由恋爱，说他“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类似的谈话，也跟何其芳等人讲过。他说：“《聊斋》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大胆的。”这是对小说作者敢于表达女性追求自由恋爱的赞赏。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对封建礼教迫害妇女的罪恶深恶痛绝，写过多篇文章痛斥封建礼教，号召女性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去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婚姻的自由。

说到这里，就不禁让人想起毛主席卫士李银桥回忆文章中关于毛主席观看戏剧《白蛇传》的一段往事。那个场景真的是把毛主席那种同情弱者，崇尚坚贞的爱情，反对压迫，嫉恶如仇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段描写实在太精彩了，我们把它转载如下：

一次看《白蛇传》。毛主席很快就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许他们。特别是对勇敢热情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唱得好的地方，他就拍手鼓掌。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金山寺的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主席脸色立即阴沉下来，浮现出一种紧张。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毛主席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扇动，泪水在眼圈里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籁籁，顺着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我（李银桥）担忧地朝两边瞄，生怕引起周围观众的注意。

可是，毛主席的动静越来越大，泪水已经不是一颗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流。鼻子壅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毛主席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擦鼻涕。

就在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锋塔下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毛主席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肚子大，坐下时已解开腰带。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是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匆匆地帮他系上腰带。我为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而深感不安。

可毛主席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仍然在剧中。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

毛主席从不饰掩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他没有理睬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

这个故事，在曾任毛主席机要秘书的谢静宜的回忆录里得到了佐证。她当时也在场。她说：“主席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看戏听戏时，总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戏剧情节中去，喜怒哀乐任其挥洒。”

可以想见，毛主席在看《聊斋》时也会进入角色，同故事中的人物情感交融。在这种情感中，人们看到了伟人在其政治、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和统帅形象的另一面，是他善良柔和的内心世界。这种善良，是他母亲给他的最大影响。他很爱他的母亲，曾多次饱含深情地说：“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她是一个“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母亲把善良植入了毛主席性格的基因，使他时时处处都从心底里怀有对穷人，对弱者，对受压迫受欺负的底层人民极为深厚的同情。毛主席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但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

善良的另一面就是对邪恶的极端憎恶，这构成了毛主席极其鲜明的爱与恨。对受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使得毛主席对压迫者和社会不公抱有绝不容忍，势不两立的态度。这就是毛主席对《席方平》的故事如此看重的缘故。

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因素与毛主席另一个性格因素结合在一起，构筑了毛主席超凡的人格魅力。这另一个性格因素就是他天不怕，地不怕，勇于挑战任何艰难险阻和一切强权霸道的大无畏精神。这可以说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早在他的青年时代，为了向黑暗到了极点的旧社会宣战，毛主席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向世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宣言:“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1959年，新中国面临内有困难、外有压力的处境。如同以往革命事业遭到艰难险阻时总会激起他的斗志，新的困难之下，毛主席同样毫无畏惧地迎接挑战。这一点，毛主席也在《聊斋》中找到了让他感到灵犀相通的故事——不怕鬼的故事。

在1959年4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通报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接着，他就讲起了《聊斋》里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

毛主席讲完这个故事后，强调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毛主席还把这个故事与当时炮击金门、马祖的实际联系起来，说:“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同年5月6日，毛主席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又一次讲了这个故事，并且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在国家级的重要会议上和在接见外国代表的正式场合，一再地，郑重地引用《聊斋》的这个故事，足见他的重视。不仅如此，他还提议：“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他指示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专门落实这项工作，由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

这本《不怕鬼的故事》，经过仔细的编撰，于1961年2月正式出版，作为当时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

在编书过程中，毛主席从选目，编排到注释都精心过问和修改，并多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其中值得指出的是，为了使这本书更具教育意义，毛主席注意到，“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所以序言要体现：既要有不怕鬼，敢于和鬼斗争的精神，也要讲究对鬼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对何其芳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在此书出版前夕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我就是不怕鬼”！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道出了毛主席特有的精气神，也道出了他喜爱《聊斋》这本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