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京法源寺》我看到了一个大写的谭嗣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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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是中国台湾作家李敖在作为政治犯被关押期间,构思的一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这是一本奇书,它的写法,是借某个具体的地点(北京法源寺),借古人之口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想看故事的话,对不起,没有。如果想看历史,书中的人与事也与历史并不相符。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李敖本人的夫子自况,他能将古文与白话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几乎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所以看起来并不觉得累。他最着力描绘的,是晚清谭嗣同。所以《北京法源寺》其实也可以改一个名字,叫《谭嗣同之死》。

大多数人对谭嗣同的印象,可能是一个变法家,被杀头的六君子之一,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居士。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当时的中国,列强侵凌,社会糜烂,孔教式微,纲常败坏。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救世利生、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需求,为之提供了打破纲常礼教、获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识分子中,又以谭嗣同对佛教信仰最坚,研究最精,实行最力。
谭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亲是湖北巡抚。少时倜傥有大志,博览群书,好谈兵法,善于剑术,很有侠气,曾与京城名侠大刀王五结为好友。谭嗣同从小丧母丧兄,被父亲的小妾所虐。他饱经伦常之变,久历人世之苦,于是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为此身一无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众生而已。
1896年,三十一岁的谭嗣同方才接触佛学。他学佛时间虽晚,但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书中梁启超和谭嗣同的长篇对白,显示谭嗣同甫闻《华严》性海之说,便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从此豁然贯通。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佛教流于空谈而失去了的胸怀与精神。在这外辱内乱,黎民苍生流离失所的严峻时刻,僧众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净而已,其鼓吹的悲悯关怀,又体现在哪里呢?谭嗣同说:“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二圣’,我想他们合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以他的学说和舍生取义的行为,告诉世人,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谭嗣同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他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为己任,曾说“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谭嗣同亦发出“以心挽劫”的宏愿,誓为中国人民“冲决网罗”而奋斗,并最终以鲜血印证了自己的信仰。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眼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馆方面也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年仅33岁。在北京菜市口法场,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声震九天。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书中谭嗣同死前送了谭嗣同四首绝命诗,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学》仍在中国近代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仁学》一书粗看时,甚觉揉杂,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以求仁为宗旨”,但他对“仁”的阐释却是一种以佛学为主体而杂采孔、耶、墨等诸家学说的新思想。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谭嗣同本可以逃亡日本,却毅然领死,以激励后人,这种浩然之气,为理想、为信仰的牺牲的态度,也是《北京法源寺》最大价值所在。在当时,大多数世人都觉得他是个傻冒,在鲁迅的《药》中,谭嗣同们的血只是供愚笨的百姓抹在馒头上当作药来治病,谭嗣同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他只是留了一首绝命诗,便如流星般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李十力与康有为辩论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谭嗣同曾创办长沙时务学堂办,其中有一位学生天分极高,十六岁就入学堂,年纪最小。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后,这便是蔡锷将军。蔡锷手下有个兵受其影响颇深,可谓半师之谊,他就是朱德总司令。谭嗣同还有个学生叫杨昌济,杨昌济后来担任师范学校校长,收了一个学生,他说中国要复兴,必须指望这个操着湖南乡音的年轻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就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