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京法源寺》我看到了一个大写的谭嗣同_风闻

　　《北京法源寺》是中国台湾作家李敖在作为政治犯被关押期间，构思的一部长篇历史题材小说。这是一本奇书，它的写法，是借某个具体的地点（北京法源寺），借古人之口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想看故事的话，对不起，没有。如果想看历史，书中的人与事也与历史并不相符。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李敖本人的夫子自况，他能将古文与白话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几乎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所以看起来并不觉得累。他最着力描绘的，是晚清谭嗣同。所以《北京法源寺》其实也可以改一个名字，叫《谭嗣同之死》。

　　大多数人对谭嗣同的印象，可能是一个变法家，被杀头的六君子之一，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居士。晚清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无一不与佛学有关。当时的中国，列强侵凌，社会糜烂，孔教式微，纲常败坏。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契合了新派知识分子的救世利生、实现社会变革的精神需求，为之提供了打破纲常礼教、获取平等自由的精神武器。而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新派知识分子中，又以谭嗣同对佛教信仰最坚，研究最精，实行最力。

　　谭嗣同出身官僚世家，父亲是湖北巡抚。少时倜傥有大志，博览群书，好谈兵法，善于剑术，很有侠气，曾与京城名侠大刀王五结为好友。谭嗣同从小丧母丧兄，被父亲的小妾所虐。他饱经伦常之变，久历人世之苦，于是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为此身一无足惜，唯有追求真理、拯拔众生而已。

　　１８９６年，三十一岁的谭嗣同方才接触佛学。他学佛时间虽晚，但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书中梁启超和谭嗣同的长篇对白，显示谭嗣同甫闻《华严》性海之说，便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从此豁然贯通。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是救度众生的伟大精神。这是千百年来，佛教流于空谈而失去了的胸怀与精神。在这外辱内乱，黎民苍生流离失所的严峻时刻，僧众唯知坐地念佛，以求自心清净而已，其鼓吹的悲悯关怀，又体现在哪里呢？谭嗣同说：“古今志士仁入，在出世以后，无不现身五浊恶世，这正是佛所谓乘本愿而出、孔子所谓求仁得仁。最后，发为众生流血的大愿，以无我相却救众生而引刀一快、而杀身破家，也是很好的归宿，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舍身。殿上供着大日如来、文殊、普贤菩萨，这是通称的‘华严二圣’，我想他们合同意我这种从《华严经》而衍发的解释吧？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大日如来即佛的法身。但是，‘佛地经论’说身化三种，所谓‘自身相应’、‘他身相应’、‘非身相应’，在第二种‘他身相应’中，有化魔王为佛身、变舍利子为天女的说法，如此化身，我认为才真是佛的真身。这样看来，坐在这里的大日如来，站在两边的文殊、普贤菩萨，其实都是假身，他的本身的塑像，恰好反证了这种造形的虚妄。如果木雕有灵，这三位托假身以现身五浊恶世，真不知他们做何感想？难道在大雄宝殿中受入膜拜，就算完事了吗？真的佛、真的菩萨绝不如此。”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以他的学说和舍生取义的行为，告诉世人，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谭嗣同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

　　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他在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 佛以救世救人为己任，曾说“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谭嗣同亦发出“以心挽劫”的宏愿，誓为中国人民“冲决网罗”而奋斗，并最终以鲜血印证了自己的信仰。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眼见大势已去，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日本使馆方面也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２８日，谭嗣同在菜市口法场就义，年仅３３岁。在北京菜市口法场，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声震九天。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书中谭嗣同死前送了谭嗣同四首绝命诗，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干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谭嗣同虽然以身殉法，但他的著作《仁学》仍在中国近代史上放射出万丈光芒。《仁学》一书粗看时，甚觉揉杂，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以求仁为宗旨”，但他对“仁”的阐释却是一种以佛学为主体而杂采孔、耶、墨等诸家学说的新思想。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谭嗣同本可以逃亡日本，却毅然领死，以激励后人，这种浩然之气，为理想、为信仰的牺牲的态度，也是《北京法源寺》最大价值所在。在当时，大多数世人都觉得他是个傻冒，在鲁迅的《药》中，谭嗣同们的血只是供愚笨的百姓抹在馒头上当作药来治病，谭嗣同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以为他只是留了一首绝命诗，便如流星般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李十力与康有为辩论时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谭嗣同曾创办长沙时务学堂办，其中有一位学生天分极高，十六岁就入学堂，年纪最小。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后，这便是蔡锷将军。蔡锷手下有个兵受其影响颇深，可谓半师之谊，他就是朱德总司令。谭嗣同还有个学生叫杨昌济，杨昌济后来担任师范学校校长，收了一个学生，他说中国要复兴，必须指望这个操着湖南乡音的年轻人，甚至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就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