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年之外｜古丝绸之路上的三波域外天文学来华之旅_风闻

“光年之外”专题，由“共话天文与人·赋能未来发展”天文论坛特别邀约国内外顶尖天文科研工作者撰文，该论坛由中国天文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促发展办公室东亚区域办公室承办，它是IYBSSD2022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年系列活动之一。

【编者按】

开元年间，摩尼教曾向唐朝进献秘要方、蕃药，还有一位精通天文的高级神职人员，希望为玄宗修新历助力，以示通好。明末，徐光启、汤若望曾向崇祯帝进献星图，这幅星图代表了当时西方恒星实测的最新成就，但崇祯帝仅用它来识别属国马六甲的星空……本篇重回古丝绸之路，回望汉唐、元明、明清的三波域外天文学来华之路，通商易货之外，这条路上还发生着知识的传播与交汇。

（作者钮卫星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中国古代天文学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保存了世界上最为完整、系统的天象记录，也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数理天文学。但和其他古代文明的天文学一样，中国古代天文学并非独立发展，与世隔绝。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有三波较大规模的域外天文学输入，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是，都与宗教结伴。

第一波发生在汉唐，伴随佛教传入，印度天文学来华。第二波出现在元明之际，随着伊斯兰教扩张，阿拉伯天文学东传。第三波则是明清，西方古典天文学的传入，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术传教”、走“通天捷径”的副产品。

三波域外天文学来华，其知识源头都可追溯到古希腊天文学，但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改编，来华后产生了不同影响。

汉唐时期域外天文学的传入

第一波汉唐时期输入的域外天文学，历时最为长久，内容最为丰富多样，在官方和民间都有较为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唐朝自武则天开始，一直在酝酿改历，终因帝位频繁更替未果。旧历《麟德历》推算日食接二连三地出差错，改历势在必行。

开元六年（718），玄宗命印度仕唐天文官员瞿昙悉达翻译《九执历》，不难看成朝廷态度，希望利用印度的天文历算之学，提高当时唐朝官方天文历算机构的历法推算水平，并为编制新历做准备。

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賖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称“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并要求玄宗准许“依本教供养”。这是摩尼教利用进献精通天文的高级神职人员来走传教的“通天捷径”。这也与唐玄宗拨乱反正后施行文化振兴策略、启动历法改革有一定联系。次年即开元八年（720年）二月，“罽宾国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试图通过进献天文学知识，为唐代的历法改革贡献力量，以求通好。

收录于《大唐开元占经》卷104的《九执历》：

在第一波域外天文学的影响下，中晚唐时期流行起了一种关注个人命运的西方星占学。这种西方星占学，一方面通过唐代密教经典的翻译和编纂传入，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从西亚国家和西域地区传入。

元稹在《景申秋八首》之五中写道：“三元推废王，九曜入乘除。”这“九曜”就是日、月、五星，加上罗睺、计都两颗隐曜，是典型的印度天文-星占概念。

杜牧在给他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到“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据此认为自己阳寿已尽。贤者如韩愈也会提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苏轼因此而感叹：“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元明之际阿拉伯天文学的传入

第二波是阿拉伯天文学来华，一个直接后果是，元明两代都成立了专门的穆斯林天文机构“回回司天监”，与汉人的司天监并行运作，互为补充。

明代初年还有了阿拉伯版的西方星占学译本——《明译天文书》。

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堪称中国传统历法的最高峰，这与郭守敬改制仪器、亲自实测有很大关系。而郭守敬改浑仪为简仪、创制八丈高表的做法，很可能也受到了阿拉伯天文仪器制法的影响。

 明代初年翻译的阿拉伯星占学著作《天文书》：

明清之际西方古典天文学的传入

第三波西方古代天文学在明清之际来华，其核心成果是在徐光启和来华耶稣会士合作下编撰而成的137卷《崇祯历书》（入清后略有删节，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历书》系统全面地引介了西方古典天文学体系，从基础理论讲起，涉及关于天文和仪器的最新知识，其理论核心则是第谷体系。全书共包括46种著作，分为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这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分类法，与中国古代把原理寓于算例的做法迥然不同。

《崇祯历书》的法原部分共四十卷，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充分体现了西法天文原理为先、历法推算其次的思路，对此，徐光启早在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便有过深刻认识。

《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法原部所收录 ，罗雅谷《测量全义》介绍三角测量法和三角学知识：

遗憾的是，《崇祯历书》在1634年编完之后，并没有立即据此编制和颁行新历。中西法的优劣之争一直持续了10年。

《明史·历志》中记录了8次中西天文学的较量，最后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并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决定颁布新历，然而新历未及颁行，明朝已经灭亡。

可以说，《崇祯历书》为清代的历法奠定了基础。徐光启、汤若望曾向崇祯帝进献《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这幅星图反映了当时西方恒星实测的最新成就，但崇祯帝只是在图中辨认了一下属国马六甲能看到的星空。这幅图得以保存至今，为世人所识，也与宗教有关，汤若望曾送给梵蒂冈一个副本。

明徐光启、汤若望绘制《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毋庸讳言，外来天文知识体系传到本土，必然会发生冲突，产生“排异反应”，直到慢慢吸收其合理部分，融合、沉淀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冲突和融合过程在上述三波域外天文学来华中都有体现，这可被视为一种文明在交流传播中的常态。

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

作为古代世界文明共同体所共享的一类专门知识，古代天文学在不同的古代文明之间进行着交流和传播。我们相信：知识因分享而进步，文明因交流而兴盛。人类文明从未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生长发展。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着各种优秀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