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性别经济学》（2）：性别如何影响女性就业及生活方式的选择？_风闻

女性在职场的挑战是可见的，

在婚姻里却是模糊的。

在第二章“职场和性别经济学”部分，作者从女性职场建议，到强调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再就创业、婚姻两个维度，分析了性别是如何影响个体生活选择。

尤其是女性，如何在性别不友好的处境下突围、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归根结底，不过一句话：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救世主的存在，能救你于水火之间的，永远只有你自己。

女性的职场穿搭

职场穿搭很重要，不仅女性注重服装搭配，男性同样如此。 

作者随机抽样采访了20位中外职场上的成功男性，发现他们会为不同的商业和文化风尚，而搭配相应风格的领带。

但对职场女性来说，没有“标准”模板。

最开始获得劳动权的女性，在穿着上抹杀了一切女性元素，“要同工同酬，也要穿着一致”。

即，像男性一样活着。这是一种典型的花木兰叙事，而服装匹配只是这种叙事的表现之一。 

这是因为职场并没有把机会开放给女性，只是有一部分女性比男性更积极、更主动，乃至于活成了男人的模样，才拥有了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

第二代女性，不再认可女性“第二性”的地位，试图把自己当成“第一性”。

但也有自己的困境，“在几乎都是男性的职场世界里生存，既要有特色又不能太格格不入，甚至需要显得比男性还厉害”。

因此，她们在穿着方面会增加一点女性元素，尤其是颜色选择上更开放。

第三代女性显然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原来觉得太女性化的元素，现在只要喜欢，只要合适，就可以穿”。

这背后，当然是职场环境的变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职场，职场对于女性也有了更多的接受度和包容空间。

正因如此，在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才要重提“劳动”与认知“妇女”这个词本身的力量，号召更多女性站上更高舞台、参与决策，修正系统性偏见带来的不平等。

即使如此，女性在职场上更容易被忽视和小看，也是一个常态性的境遇。

作者分享了她的经历，本是活动主旨演讲嘉宾，却因为自己年轻女性的身份，而被主办方认为是秘书或是翻译。

但也没有必要非用职场穿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标识。在作者看来，“实力+努力+自信的笑容，再加上自在的穿着，才是最大的魅力”。

当然，如果你的确困惑于如何做职场穿搭，那么，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的《大使衣橱》一书或许有帮助。

女性的职场体验

在传统印象当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跟老板谈涨工资。这在琳达·巴布科克、萨拉·拉斯谢弗《女性不主动要求——谈判和性别不同》一书中有所展现。

但202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项研究发现，在美国2015-2019年顶级MBA学院的毕业生里，女性其实比男性更频繁去谈判薪资，只是遭到拒绝的频率更高。

换而言之，“女性不主动”是一个伪命题。当把结果归因于个体的不努力，会极大的忽视掉系统性偏见带来的规制。

在作者看来，女性想要谈晋升和薪资，可以先去找男性好友或导师给一定的建议。作者第一次争取晋升和工资涨幅，就是在男友的支持和指点下操作完成的。

这也说明了，男性利益和女性利益并不是天然对立的。性别偏见的确存在，但我们也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在话语策略和争取方式上做更好的调整。

相比于晋升和涨工资这种规则的隐藏偏见打破，那职场女性如何“正确生气”的文化观念桎梏更难突破。

生气本身是一种权力的表现，“通常是上级或者更高权力的人会对相对低权力的人生气。”

可同为管理者，男性管理者生气，“会被认为更有权力、更果断、更厉害”，女性管理者则被则会被扣上“太感情用事，不懂情绪管理”的帽子。丽贝卡·特雷斯特《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一书就探讨过相关问题。

换而言之，“在职场生气这件事情，女性怎么做都是不对的”。这一现象说明了，争取性别平等的道路依旧道阻且长。

那对女性管理者来说，应该如何面对这种现象呢？作者的答案是，不要因为别人可能会给你扣帽子而改变自己，做好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守住本心，公道自在人心。

当然，职场对于女性的挑战远远不止于如此。

但相比于曾经，女性要从男性主导的丛林里脱颖而出，“不仅要像男人一样，甚至要超过男人”。今天的女性，已经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思考怎么做更合适。

这是一种进步，更大的进步是，女性可以正视自己真实沟通的诉求，敢于表达自己的脆弱，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凝聚力。而不是强求把自己变成一个男性，像男人一样去思考，而是成为你自己、做好自己。

实现性别平等第一步

促进女性发展

钱楠筠对我国云南采茶女群体的研究发现，茶区女性的地位不仅相对较高，还会带来社会的福祉的提升。

即“女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每提高10%，则女婴的存活率会升高1个点，男童和女童的上学时间会延长0.5年。”在种果树地区，男性同理。

从这个意义上，男女比较优势的偏好，或许并不局限于社会观念和自我认同上，而在于女性自身能力和潜力的挖掘，并没有赋能在生产活动当中，以至于男性往往主导了更多的生产活动，进一步稳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与认知局限。

作者提供了三个解决方案：

从政策角度，提高男性产假。“在瑞典，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有18个月的产假，其中有3个月只能爸爸使用，否则这3个月假期作废。”

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爸爸带孩子普遍，且令瑞典连续多年在女性工作机遇的国际排名中名列第一。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为女性职工投资。

多项研究证实，雇佣大量女性员工和高管的企业平均采取的高风险决策更少。这意味着，企业可以从财务上设立专门的性别预算，促进女性职业发展，从而反哺企业增长。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女性不要给自己设任何限制”。不要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就天然地认为我不可以做某事，或者说我就能理所当然地享受他人的付出。

当然，从认知上不给自己设限，和在行动上扎实推进并不相悖。相信你自己可以做到，与你在行动中讲究方法和策略，这是两件事情。

经济下行的婚姻选择

劳动经济学权威机制劳动经济学所（IZA）在2019年发布了一篇文章，《早期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形成》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再高的失业率，对就业和收入的负面影响都是暂时的。

二是在经济衰退期，相比于男性，女性会容易拥抱“向下的自由”。

为了躲避眼前的困难，仓促下决定——更早进入婚姻、更早生孩子，乃至于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女性这一选择在数据上显示为：

（毕业时）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

女性结婚和生孩子的年龄会平均提前约5个月；

女性在38岁前离婚的概率会增加11.5%，在同一年纪是单亲妈妈的概率也会提高12.4%；

女性在38岁前离婚的概率会增加11.5%，在同一年纪是单亲妈妈的概率也会提高12.4%；

女性在38岁时接受福利救济的概率会增加28%。

（毕业时）失业率上升3.5个百分点，同年毕业生中在38岁时处于贫困状态的女性人数会翻一倍。

且在经济衰退期毕业的女性，婚育年龄出现健康问题（病假超过14天，其中很大比例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更大。

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决策。

一如作者所言，“婚姻不是短期内找人分担压力的解脱，而是带着笃定态度的人生的长期重大选择。”

“要知道，再大的经济波动都会过去，就业和收入都会恢复，但婚姻对我们家庭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会长期持续下去。”

当然，这一研究中的男性研究结果或许并不严谨。因为瑞典义务兵役制，男性是可以在18-24岁期间自主选择入伍时间的。

那在经济衰退期间，男性有提前入伍，推迟毕业时间。

但这并不影响女性和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同。

女性向前一步的困境更大时，女性的失利也就更被容易接受。这是性别歧视的表现，却也成了女性向下自由生长的温床。

正因如此，波伏娃的《第二性》才如此振聋发聩。

如果你是女性，正处于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强烈建议翻开《第二性》及其相关解说，再来面对现实的困境，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思考。

Deepseek关于《第二性》中

可能涉及的女性向下自由的展现

当我们翻完这一章，就能发现，职场对于女性的确没那么友好，但婚姻绝不是避难所。

或许，个体参与社会劳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你能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更在于你通过社会面的各项参与，让你得以拓展视野、扩大认知、提升决策力。

这一途径，可以让你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期待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能够为进入这样的生活，需要做出怎样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女性不下牌桌的意义和价值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而《第二性》之所以被称为“女性圣经”，是因为它如此深刻地展现了女性被型塑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如何通过性别因素影响乃至于固化女性自我的认知与发展。

愿你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房间”的经济独立开始，打破性别桎梏，收获无限可能的人格独立。而这，正是「直面处境 近身格斗」的要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蔚新语”（ID:zhiwei-xinyu），撰稿：化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