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机锋，众人的智慧～《诗经》的起源和解读_风闻

关于诗经的起源和解读，这篇文章是写的极好的，推荐给各位朋友。

诗经

马和之等书画 故宫博物院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足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是靠重叠或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和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从此就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礼记》是稽考中国儒家思想和先秦时期礼仪制度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礼记》相传为孔子弟子及后来学者所记。后经戴德、戴圣二人收集整理，故又有《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之称，《小戴礼记》即今日通行的《礼记》。《礼记》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内容广博，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农学等，是研究上古社会生活，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为战国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誌”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是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谓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经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书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诗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和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作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诗》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朱自清（1898 - 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东海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等。

（选自朱自清《经典常谈》）

《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

诗人富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上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移，爹爹喝酒娘陪着。”——兴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

诗有叙事、写景、抒情。

抒情诗最易写。“国风”中亦以抒情诗为多，无论其写得美丽或沉痛。美丽可感动人之感觉，沉痛可感动人之感情。

写景：大自然，风月、山水，原是美的。写景亦可写得美丽沉痛，景中有情。

最难写的是叙事的诗。难于写得美，因少幻想。如白居易《长恨歌》，自开始至贵妃死都写得不好，勉强凑合，几不成诗。至“忽闻海上有仙山”才写得好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颇有老杜气概。较为自在从容，因此乃幻想，故易写。此外就是“传奇”的，也易写得好。如《琵琶行》，虽无《长恨歌》之奇情壮彩，而尚能动人，便因其为“传奇”的。（传奇，此乃翻译，实应为浪漫的[Romantic]，非真实的。）其不同于幻想者，幻想是鬼神的，传奇是人事的，而二者有一相同点，即全为非真实的。

《诗经·豳风·七月》真是一篇杰作。唯有《七月》一类诗难写，没有一点幻想色彩，也没有一点传奇色彩，全是真实的，故难写成诗。

所谓难写，并非不能写；难，是我们才力不到。天地间事物没有不能写成诗的。《七月》所写是老百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难写而写出来了，而且写的是诗；不是日记，不是有韵散文，不是账本子。（我们写日常生活，不是日记，便是记账。）

同时，《七月》又是非个人的。《琵琶行》《长恨歌》皆有主人翁，是个人的。老杜名为“诗史”，但如其《北征》《奉先咏怀》，亦嫌其个人色彩太重，从其个人描写中可看出别人乱离生活，虽然如此，但究竟是以自我作中心，少普遍性。普遍性令人想到近代所谓“集团”。近代作家提倡集团，但其作品仍是偏重个人而非集团性的。《七月》真是集团性的，不是写的一两个人，是写豳地所有人民。

再其次，《七月》是平凡的，这与真实相近而实不同。历史上许多真实事并不平凡。洋车夫的生活是平凡，也是真实。最要者，真实中还要有韵味，余味不尽。写“集团”，难的是调和，在团体中找出共同性；平凡是难于写得伟大（神秘）。《琵琶行》是商人妇，《长恨歌》是杨玉环，而《七月》是豳地所有人民，比前二者伟大。

同时，《七月》又写出中国人民之乐天性，这是好是坏很难说。如天真是好的，而天真是幼稚；坦白是好的，坦白是浮浅。中国人易于满足现实，这就是乐天。乐天是保守，不长进；而乐天自有其伟大在，不是说它消极保守，是从积极上说，人必在自己职业中找到乐趣，才能做得好，有成就。《七月》写人民生活，不得不谓之勤劳，每年每月都有事，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会灭亡的。

《七月》从头至尾是男性的诗，硬性的，阳刚，力的表现。力即美，但分言之，力与美又为二者，只言美偏于优美。但《七月》中仅第二章、第三章音节柔和调谐、优美、女性美。这一章先用阳声韵，接着是后世的“四支”“五微”韵，细声，是对比。前半宏大，后半纤细，前半偏动，后半偏静。第一章前半言衣是显说，后半言食是隐说，显隐之别是文字上的；第二章动静之别是音节上的。《七月》作者是男性，阳刚，但第二章写女性美写得真好，把女性的感觉感情都写出来了。但一起两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放在这里真不调和；此是“兴”也。此二句在第一章是“赋”，在第二章是“兴”，以此二句引出以下九句。第三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二句“赋”与“兴”皆而有之。

清代牛运震《诗志》言《七月》：一、“平平常常，痴痴钝钝”；二、“充悦和厚”；三、“典则古雅”，“此一诗而备三体，又一诗中藏无数小诗，真绝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