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重看《潜伏》：余则成“受难”的隐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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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朋友给我传来一张截图（见上图），并写下这样一段留言——

“今天看到这个评论，感到十分扎心。我就看过《潜伏》，对余则成和翠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敬仰之情。怎么这些评论说余则成被‘信仰’榨干了最有一丝价值。十分痛恨这些反动的家伙们的评论。”

这位朋友感到“扎心”，可以理解。但截图中的结论，我亦觉得毫不奇怪，因为这正是电视剧《潜伏》所有意无意暗示的，截图文字的作者只不过是用一种直白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罢了。

《潜伏》是2008年播出的，很快就产生了轰动效应。

我看到这部电视剧，已经是一年多以后了。记得是回老家过年，在小街上散步时路过一家音像店，老板热诚地向我推销《潜伏》VCD。我在笔记本电脑上播放后，立刻就有放不下的感觉，连春晚都不想看了.

因为《潜伏》，又看了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1973）以及朝鲜的《无名英雄》（1978），发现许多细节与反转，多有相互致敬之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潜伏》无疑是一部相当优秀的电视剧。其中最令人心潮澎湃的细节，是左蓝牺牲后，余则成为了排遣心中的痛苦，反复诵读《为人民服务》的桥段。

在我的印象中，这似乎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中正面表现《为人民服务》这一旷世名篇。在此之前，观众只能在伤痕影视剧中，看到为渲染“极左”、“疯狂”的氛围，在背景中放置若干词句作为标语。

虽则如此，《潜伏》毕竟是诞生在自由派“公知”重写历史，在许多问题上积非成是，并且没有得到认真清理的浓厚氛围中，剧中的可议之处也很多。

比如，余则成的上级，秘密联络站的地下党，在接待交通员时，关心地问了一句：“家里（即延安）的情况怎么样？”

交通员说：“抢救运动已经停止了，大嫂也解除审查，恢复工作了。”

简单一句话，就抹黑了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中出现过抢救运动，但抢救运动绝不等于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这里就不展开了。简言之，通过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转折终于完成，全党空前团结，在整风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潜伏》在这里使用的是一种“腹语术”，通过这样一组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就给观众造成一种延安发生“内乱”，“自己人迫害自己人”的印象。

这样的暗示，也使观众对余则成的努力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如果延安居然就是这样的话，那么，余则成的牺牲值得吗？

这一追问一直缠绕着余则成，也缠绕着观众。

02

《潜伏》和此后的谍战剧，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精英史观，即唯心史观。

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余则成这样的谍战精英，是凌驾于组织、群众之上的——胜利的取得并不靠组织，群众就更谈不上了，他们只是群氓而已。精英出类拔萃的才能，矢志不移的坚贞，才是胜利的唯一原因。

为了使谍战精英更加突出，不至于被其他角色分走光芒，编导往往会挑选一些外形上比较丑，通常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扮演上级，比如饰演秋掌柜的刘昌伟，从在《包氏父子》中饰演追求虚荣的包国维开始，很少有正面角色。

由于谍战精英太过优秀，太过真诚，所以他们又是孤独的，经常成为受难者。

他们遭受磨难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敌方。事实上，在敌营内部，他们从来都备受宠信，如鱼得水，即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

恰恰是己方的不信任、“抢救运动”、不近人情的严酷指令等，才使他们受到了无穷无尽的磨难，而受难又凸显了他们的卓尔不群。

而在五六十年代反映地下工作的影片，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烈火中永生》，甚至“新时期”早期的《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保密局的枪声》中，英雄人物的成长，都是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组织是信心和安全感的来源，并且保护、指导、关心着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英雄人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的配合与支持。

不错，包括《潜伏》在内的当代谍战剧，为了使精英的行为看上去合理，往往也强调“信仰”的力量。

但这种“信仰”是不包括阶级性、人民性的信仰，是一种抽象的、神秘的、先验的力量，是普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拥有的东西，是精英头上独具的光环，成了他们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理由。

由于阉割了阶级性，敌我双方的信仰变得毫无区别，似乎国共之争同压迫与解放无关，同黑暗与光明无关，同反动与进步无关，仅同成王败寇有关。

因此，毫不奇怪，在《潜伏》中，李涯和余则成比肩而立，同样获得了观众普遍认同，成了双男主。并且，由于李涯的“被陷害”、“被欺骗”，尤其是惨烈的结局，他甚至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03

余则成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不同，他不是延安培养、派出的。余则成本是军统特务，只是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及其与日寇的暗中勾结，加上女友左蓝的影响，才投向延安。

《潜伏》本来有一个机会，使余则成的信仰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那就是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爆发前，余则成以探亲之名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

在这里，他本来可以看到一个新社会，看到在“减租减息”政策下农民的新生活，看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根本不同，但很遗憾，编导没有这样表现，只是安排余则成拜见李克农，他一脸崇拜地握住李克农的手，“知道，知道，‘龙潭三杰’”……

这是一个谍战精英向另一个久负盛名的谍战精英致敬，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但不具备升华信仰的意义。

《潜伏》到了结尾，脱险后到翠平被自己人软禁在一座小山村里，她抱着孩子来到村口，却被持枪的民兵拦住——出生入死地进行地下工作，难道换来居然是这样的结局？

余则成到了台湾，向前来联系的上线，一个戴着墨镜的冷酷男人打听翠平的情况，立即被粗暴地拒绝了。显然，在这个“墨镜男”（以及他背后的“组织”）看来，余则成的情感与牵挂都不值一提，余则成、翠平如果不能被利用，就毫无价值。

正因为《潜伏》有这样的细节，所以，那位截图文字的作者写到，“他（余则成）结局流下的那滴眼泪，道尽了他的无限悲哀，他以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然而却只是成为了一枚棋子”，又有什么不对呢？

这一类细节的本质在于：以余则成们的杰出、忠诚与受难，来暗示、反衬革命的无意义和荒诞，进而达到否定革命目的。

事实上，《潜伏》的这种倾向，还是被认为太含蓄了。2014年，赵宝刚执导了电影《触不可及》，邀请孙红雷在影片中扮演一个同余则成相类似的角色，宝岛女明星桂纶镁则代替姚晨，扮演了一位美丽、深情、只想“岁月静好”，与孙红雷相恋的小资女生。

《触不可及》把《潜伏》中隐秘的情绪，变成了主题。

看过《触不可及》，观众会觉得，“组织”无穷无尽的冷酷命令，像邪教控制术或女巫的诅咒那样，使这一对苦命鸳鸯始终不得安宁。最后，孙红雷更被一张“明年解放台湾”的空头支票，一杆子支到海峡对岸，永远断送了幸福。

如果看不懂《潜伏》的隐喻，看一下《触不可及》就明白了。

04

精英史观的本质是反人民的，同时也是反历史的。

整个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依靠的主要是正确的政治路线，严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依靠的是革命性与人民性。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各种精英史观的谍战剧充斥耳目，力图把非历史的“历史”植入我们的大脑时，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格外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