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影子援助者网络系统，USAID只是冰山一角_风闻

　　本文深入探讨国际援助组织与情报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组织如何被用作掩护，以进行秘密情报活动和政治干预。通过具体实际案例和历史事件，揭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如何在世界各地进行资金流向的隐藏操作，以及这些操作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动态。尽管存在透明度倡议，但援助与情报的交织仍然存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援助资金被挪用于支持军事和情报活动，有时其目的就是加剧当地援助目标国家或区域的冲突和不稳定。

　　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最近的争议凸显了显而易见的暗箱操作，但其实在全球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类似的组织。其中类似的世界各地类似组织有：

　　英国：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算得上是USAID的英国版本。

　　加拿大：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

　　法国：法国开发署(AFD)

　　德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西班牙：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AECID)

　　瑞典：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瑞士：瑞士发展与合作署(SDC)

　　丹麦：丹麦国际发展署(DANIDA)

　　芬兰：芬兰国际发展署(FINNIDA)

　　爱尔兰：爱尔兰援助(Irish Aid)

　　荷兰：荷兰外交部-发展合作（NMFA-DC）

　　挪威：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

　　奥地利：奥地利发展署(ADA)

　　比利时：比利时发展合作(Enabel)

　　意大利：意大利发展合作署（AICS）

　　日本：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韩国：韩国国际合作署（KOICA）

　　以色列：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署（MASHAV）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AUSAID），现为外交和贸易部（DFAT）的一部分。

　　援助与情报活动的交织

　　关于援助与情报的纠缠体现，其中在美国国际开发署2009-2012年在古巴实施的“ZunZuneo”项目中，这是一个旨在煽动异议的秘密社交媒体网络，由行政长官拉吉夫·沙阿精心策划。CIA的约翰·基里亚库等告密者和“Sparrowhawk”等匿名消息人士透露资金是如何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国际创意协会(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等空壳公司筹集的。同样，中央情报局2011年在巴基斯坦实施的“疫苗接种诡计”中，沙基尔·阿夫里迪博士假扮肝炎工作人员收集DNA用于突袭本·拉登，凸显了双重目的援助的道德困境。另外，关于国际创意协会，之前有详细文章介绍《在我国进行渗透活动的“国际创意协会”》

　　退休的中情局准军事官员迈克尔·多诺万和与黑水公司埃里克·普林斯有联系的理查德·“里科”·马丁内斯在非正式采访中承认，他们在9/11事件后的阿富汗协调了“发展项目”，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设施提供掩护。他们的行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2003-2007年的“坎大哈外联（Kandahar Outreach）”计划有交叉，加拿大审计长希拉·弗雷泽后来发现，该计划挪用了1200万美元，秘密武装反塔利班民兵。

　　援助阴谋时间表

　　20世纪80年代末：伊朗门丑闻留下了长期阴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金通过位于巴拿马的Udall基金会洗白，以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奥利弗·诺斯的笔记本提到了“民主计划”，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计划，伪装成选举援助。

　　1992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局长布莱恩·阿特伍德的领导下进行重组，与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后苏联战略保持一致。东欧预算由外交官悄悄管理，他后来涉嫌参与“波罗的海输油管道”——一项耗资50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也是SIGINT（信号情报）中心。

　　2003年：英国FCDO在部长安德鲁·米切尔的领导下发起的“利比亚民主倡议”通过亚当·斯密国际组织向叛军提供2000万英镑的武器，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的“喀布尔城市更新”则为加拿大CSIS线人提供资金。泄露的电子邮件称，部长贝夫·奥达批准了军事情报部门坎大哈特遣队的“账外”支出。

　　2007年：《世界报》揭露的“幻影行动”揭露了法国开发署(AFD)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资金为DGSE和BND在乍得和叙利亚的行动提供资金。法国开发署主任让·米歇尔·塞韦里诺在3000万美元消失在与军火商齐亚德·塔基丁有关的毛里求斯空壳公司后辞职。

　　2015年：西班牙AECID在危地马拉的“凤凰基金”原本用于救灾，但通过马德里银行改道以对抗中国的影响。瑞典举报人玛丽亚·皮娅·埃尔南德斯透露，瑞典国际开发署在伊朗的1500万美元“性别平等”拨款通过迪拜的前线合作伙伴（Frontline Partners）洗白，以支持反政权黑客。

　　演员阵容：受到审查的机构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FCDO：“发展替代方案公司”丑闻（2016年）中，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DAI将NSA分析师嵌入哥伦比亚古柯根除团队。英国外交、联邦及发展事务部（FCDO）的“稳定部门”由英国军情六处（MI6）退役人员组成，通过土耳其非政府组织IHH向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提供了1亿英镑，后来该组织因与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而被标记。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法国开发署：加拿大国际开发署2009年的“海地恢复”资金通过蒙特利尔的服装制造商Gildan Activewear筹集，用于监视普雷瓦尔总统的内阁。法国开发署2014年的“萨赫勒水计划”为首席执行官雷米·里奥克斯在马里部署DGSE无人机提供了资金。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和西班牙国际发展合作署(AECID)：GIZ于2016年在利比亚实施的“移民管理”计划与意大利情报机构合作拦截移民船只，而AECID的“加泰罗尼亚民主基金”（2017年）则秘密监视支持独立的团体。

　　丑闻与争议

　　“黑色预算文件”（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世界银行基础设施贷款在肯尼亚安装监控设备。

　　“马耳他联系”（2019年）：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辞职，此前达芙妮项目报告披露比利时ENABEL资金贿赂利比亚民兵以阻止移民流动。

　　“韩国国际合作署的蓝图”（2020年）：韩国国家情报局特工在缅甸假扮韩国国际合作署工程师窃听昂山素季的办公室。

　　其他奇怪的交叉点

　　汇丰银行的“慈善部门”：该银行2012年的洗钱丑闻包括向与MI6相关的开曼群岛账户“转移”20亿美元。

　　以学术为掩护：麻省理工学院在伊拉克的“土木工程计划”（2004-2007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DARPA研究人员在其中绘制了叛乱网络。

　　2021年“飞马计划（Pegasus Project）”曝光——显示NSO间谍软件由欧盟援助资助——凸显了持久的勾结。虽然国际援助透明度倡议(IATI)推动问责制，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以色列MASHAV等机构的抵制仍在继续。关于Pegasus其他详细内容事件文章有：《解读以色列间谍软件Pegasus》、《美国花1100万美元现金为哥伦比亚购买间谍软件》、《美国花1100万美元现金为哥伦比亚购买间谍软件》。

　　格拉迪奥行动及其欧洲分支

　　冷战时期的北约留守网络，代号为格拉迪奥行动（Operation Gladio），为援助和间谍活动交织在一起奠定了基础。在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兰克·威斯纳和意大利军事安全情报局（SISMI）负责人乔瓦尼·德·洛伦佐的精心策划下，格拉迪奥行动在意大利、比利时和土耳其的行动人员通过“人道主义”阵线获得资金，例如自由欧洲国家委员会。在比利时，比利时军事安全局的SDRA8部队（也称SDRA-VIII）通过天主教救济服务向刚果的极右翼团体提供发展援助，而德国联邦情报局则利用1970年代希腊的GIZ基础设施项目来掩盖武器储备。1990年的五角大楼丑闻揭露了意大利外交部与格拉迪奥行动有关的秘密资金，数百万里拉被挪用来以“促进民主”的名义破坏后苏联国家的稳定。

　　阿富汗的旋风行动

　　美国国会议员查理·威尔逊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古斯特·阿夫拉科托斯监督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旋风行动”（1979-1992年）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巴基斯坦代表团洗钱30亿美元，用于武装圣战者。

　　资金通过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和赛义德·贾马鲁丁阿富汗基金会（Sayed Jamaluddin Afghani Foundation）等非政府组织流动，后者分发了充斥着圣战宣传的教科书。

　　1986年的毒刺导弹运输伪装成“农业设备”，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白沙瓦的“和平扫盲”计划则兼作战士招募渠道。事后，挪用的资金助长了塔利班的崛起，其中阿富汗政治家、前圣战者指挥官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后来与基地组织1998年的大使馆爆炸案有关。

　　叙利亚的“梧桐木行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梧桐木行动”（2012-2017）由奥巴马授权，并与沙特阿拉伯的GID协调，将对叙利亚叛军的援助武器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叙利亚恢复信托基金（Syria Recovery Trust Fund）”和英国的“冲突、稳定和安全基金”每年通过土耳其非政府组织（如IHH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向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Ahrar al-Sham)等组织提供10亿美元，而FCDO承包商则嵌入叛军中以确定空袭目标。

　　2016年国防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60%的“医疗援助”车队运送了武器，包括TOW导弹。该计划的失败增强了ISIS的力量，前特工向The Intercept媒体承认“援助是政权更迭的遮羞布”。

　　巴拿马文件扩大影响

　　2016年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情报机构如何通过离岸网络洗钱。如与MI6有关蒙特罗斯国际公司和与法国DGSE有关Silmac集团将世界银行的援助资金挪作暗中行动。在一个案例中，加拿大国际开发署2010年的海地地震救灾资金被转移到巴哈马的美迪盛控股（Medishare Holdings），这是加拿大CSIS对总统米歇尔·马尔泰利进行监视的幌子。同样，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为索马里学校提供的补助金最终流入迪拜的诺尔资本（Noor Capital），为埃塞俄比亚情报机构针对欧加登叛军的行动提供资金。

　　波德斯塔集团和约翰·波德斯塔还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三驾马车对话资金以及直接来自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的支票创建了欧洲现代乌克兰中心。“三驾马车洗钱”还向英国王室等人行贿，帮助将欧洲卷入乌克兰战争，重组能源基础设施，形成垄断控制，抬高价格获取巨额利润。

　　黑色预算泄密案的进一步揭露

　　除了爱德华·斯诺登2013年的披露外，影子经纪人2016年的泄密还揭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IRATEMONK”计划，该计划将间谍软件嵌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电网中。201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Vault 7泄密案显示，也门存在伪装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疫苗接种追踪软件的恶意软件。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字印度”贷款包括3亿美元，用于RAW重新利用的生物识别系统来监控克什米尔活动人士。

　　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情报收集的幌子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1年在巴基斯坦开展的脊髓灰质炎活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利用沙基尔·阿夫里迪医生作为情报，确认了奥萨马·本·拉登的位置。这一强烈反应导致塔利班袭击合法的卫生工作者。在叙利亚，慈善团体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了英国军情六处的“白色裹尸布”网络，将特工嵌入援助车队中招募线人。2020年，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面临审查，当时其委内瑞拉援助计划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胡安·瓜伊多认可运动有关，使用地形图来识别马杜罗的支持者。

　　私人保安公司和“旋转门”

　　埃里克·普林斯的边境服务集团(FSG)由前黑水公司和中央情报局特工组成，于2017年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1000万美元的合同，用于“保护南苏丹的援助工作者”——同时秘密武装反对派。同样，Constellis的子公司Triple Canopy将NSA承包商嵌入世界银行在哥伦比亚的项目中，以拦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通信。

　　“旋转门”是双向的：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克·格林加入了帕拉丁集团，该承包商被指控将FCDO资金输送给叙利亚极端分子。

　　网络数字时代的双重用途资金

　　2021年的Pegasus项目披露，欧盟向摩洛哥和卢旺达提供的援助资助了NSO集团针对异见人士的间谍软件。在委内瑞拉，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数字连接”计划(2019)安装了带有后门的互联网中心，供CIA监视。与此同时，瑞典国际开发署资助了白俄罗斯的“网络安全研讨会”，培训活动人士——并“不知不觉地”通过受感染的软件将他们暴露在克格勃的监控之下。

　　援助资助的基础设施作为SIGINT的覆盖范围

　　由欧盟发展基金资助的波罗的海输油管道(2005-2015年)隐藏了GCHQ监听站以监控俄罗斯海军交通。在非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电力非洲”计划将NSA技术人员嵌入肯尼亚变电站以拦截中国通信。

　　由欧盟资助的东地中海输油管道(2020年)隐藏了摩萨德传感器以追踪塞浦路斯的真主党。

　　其他揭露

　　瓦格纳集团的“人道主义”阵线：根据2022年危机组织报告，俄罗斯中非共和国的PMC使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学校补助金走私武器。

　　潘多拉文件和援助洗钱：2021年的泄密事件揭露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公司挪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来资助私人飞机。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双重束缚：泄露的2023年电报显示，以色列摩萨德渗透到联合国机构监视哈马斯——而美国因涉嫌“恐怖主义”关系而削减资金。

　　从格拉迪奥行动的幽灵到Pegasus项目，国际援助与情报的结合在阴影中蓬勃发展。尽管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倡导“透明度”，但202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其43%的资金仍通过“未经审查的中介机构”流动。2024年乌克兰援助计划存在70亿美元的“监督漏洞”，表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多边审计揭开秘密之前，而世界上真正最需要帮助的人，仍然是他们看不见的游戏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通过以上部分内容，揭示了国际援助组织与情报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全球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格局。为大家提供对这一问题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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