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为什么发展发展着就不行了？_风闻
心之龙城飞将-27分钟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世界上有四种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阿根廷和日本。阿根廷是一个拥有所有成功机会但仍未成功的经济体，而日本是一个本应失败但仍未失败的经济体。”
——西蒙·库兹涅茨（美国的GNP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春节期间，我在日本待了两周，发现这个国家正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曾几何时，日本保持了四十多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记录，甚至分分钟就能超越美国。当然，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实际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的经济产出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从“失落的十年”延伸为“失落的二十年”，又来到了“失落的三十年”。
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后，日本似乎正在复苏。房价从2016年开始缓慢上涨，大城市涨得更快，2024年东京的塔楼上涨近30%。
日经225指数在2021年迅速反弹，突破30，000点大关（自1990年泡沫崩溃后首次）。2024年初，日经225创下历史新高，突破38000点，超过了1989年的历史高点（38915点）。
日本会再次迎来增长吗？从很多方面来看，日本是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停滞可能不是他们独有的问题，而可能是所有经济体在达到足够发达水平后都会遇到的问题，只是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
同样值得探讨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我们自己的经济体如何管理这种停滞，以发展不依赖单（房）一（产）经济增长的经济。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主要和大家探讨第一个问题：日本经济为什么发展发展着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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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三十年发生了什么？
我还记得小时候畅想中的土豪生活：本田雅阁轿车、索尼特丽珑彩电、松下录像机、任天堂游戏机——那个年代，“日本制造”几乎是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在20世纪70年代至2000年间，日本以惊人的技术创新引领全球：领先的电子设备、世界级的基础设施、率先普及的计算机技术，这些优势使日本人成为地球上生产力最高的民族之一。
然而，如今的日本似乎停滞在2000年，落后了整整25年。这种停滞在其核心行业中尤为明显。曾经的高科技典范如今在新技术采用上步履蹒跚，其企业远远落后于美国竞争对手。仅微软和苹果的市值就超过了日本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和——不仅仅是那些曾经主导全球的科技公司，除了索尼外，日本企业的全球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以手机市场为例，这个全球最大、最具增值的市场之一曾由日本主导。拥有一部日本手机曾是一种身份象征，因为它们通常更先进、更高端。
我还记得当时带有翻盖和小键盘的索尼CMD-Z5。如今，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已被苹果（美国）、三星（韩国）和华为（中国）的公司所占领。
技术优势的衰退不仅影响手机销售，还全面削弱了经济发展。技术本应成为提升工人生产力的工具——就像一个操作挖掘机的工人能完成一百个用铲子挖掘者的工作量。这一原理几乎适用于所有行业。
就连“人形机器人”都已经落后中国：早在1973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开发了WABOT-1，它被视为全世界第一个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但如今，在AI带来的具身智能热潮中，日本人形机器人却集体哑火，没有一款具备影响力的产品出现。
近期，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Humanoid 100》，对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链100家核心上市公司进行梳理，从总体数量分布来看：中国占35家，美国和加拿大占35家，亚太其他地区占18家，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占12家（主要为欧洲企业）。
曾以“机器人王国”自诩的日本，却已经“销声匿迹”，它和韩国一起被打包在本就倒数的“亚太地区”的统计口径之中。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提高国家GDP实际上只有三种途径：
首先，延长工作时间。如果一个拥有100万工人的经济体，每人每小时产出30美元，年工作1000小时，GDP将达到300亿美元。若工作时间翻倍至2000小时，GDP也会翻倍至600亿美元。
其次，增加劳动力参与率。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劳动力参与率约为63%，意味着近40%的适龄人口未参与工作。若理论上将参与率翻倍，经济产出也会随之翻倍。过去半世纪，鼓励女性进入职场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但这两种方法都有局限性。日本的劳动力参与率相比历史高点仅下降了5%，而日本工人因长时间工作文化已臭名昭著（毕竟“社畜”这个词首先就是出自于日本）。在人们已经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工作更久的情况下，再要求通过增加工时来刺激经济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三种选择是增加总人口。通过提高生育率或引进外国人才。不幸的是，日本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不佳。部分由于过度工作压力，日本的出生率已跌至全球最低水平。问题已超过临界点：大比例人口已经老龄化，无法生育，同时他们也给年轻一代带来更大压力，使后者难以腾出时间和资源组建家庭。
虽然低生育率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共同问题，但其他国家通常通过吸引移民来维持人口稳定或实现可控增长。引进高技能移民能带来比预期更好的经济效益，因为移民通常是劳动力，且往往比平均水平更具生产力。
如果日本能以与美国相同的方式吸引技术移民，可能在十年内解决其经济停滞问题。然而，日本对这一策略一直高度抵触（这点和中国真的很像），那抵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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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与封闭：日本无法增长的深层原因
首先，和中文一样，日语不是国际通用语言，大多数想找更好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人自然会选择去英语国家，而非日本。
不仅如此，日本在机会方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过劳社会”的名声早已传遍全球（不过现在这一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了），但这显然不是优秀人才向往的生活方式。
因为经济长期停滞，日本的平均工资如今明显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地区。三十年前，日本薪资水平不但能与这些地区相提并论，甚至更高，但那已成为过去式。
生活质量整体下滑之中，有个现象值得一提：日本住房。特别是东京，常因房价相对亲民而受到称赞。考虑到我们前面谈到的各种挑战，东京能保持世界最大、最具生产力大都市区的地位，确实令人惊叹。实际上，东京的房价比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更实惠，包括一些整体经济水平更低的国家的城市。
日本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堪称研究市场价格决定因素的绝佳案例。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开发限制远少于那些房价高企的城市。住宅可以直接与办公室、工厂并排建造，建筑高度几乎没有限制。所以，在悉尼可能是独栋别墅的区域，到了东京可能已经被高密度公寓楼取代。
这意味着这个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都有大量便宜住房。可比商品的成本是决定任何商品价格的关键因素。打个比方，如果丰田卡罗拉卖20万，但本田思域只要10万，卡罗拉肯定卖不动，因为明智的消费者会选择便宜一倍的同类产品。毕竟，如果没有品牌溢价的话，大多数消费者只需要一辆能稳稳当当从A点到B点的车。因此，卡罗拉必须提供真正的附加价值，才能证明它值得比另一款能实现相同功能的车贵一倍。
这个道理用在汽车市场很合理，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城市却没能提供类似“本田思域”那样的基础住房——价格合理又能为工薪族提供便利住所。严格的分区法规和市中心土地的天价，使得建造经济型住房根本不划算，因为豪华公寓或独栋别墅一样好卖还更赚钱。反过来说，这些高端房产之所以卖得好，恰恰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
东京因为分区和开发规定宽松，拥有大量平价住房，这反过来也拉低了高端住宅的价格，因为市场上有更多便宜的选择。
另一个决定房价的关键因素，对当今全球许多高房价市场尤为重要的是：对未来价值的预期。东京乃至整个日本，并非一直以住房便宜著称——恰恰相反，它曾经拥有地球上最贵的房产。我看过一个比方，说是在日本房地产泡沫最高峰时，一张价值约200美元（现值）的一万日元纸币，铺在东京中心街道上，还不如它所覆盖的那块地值钱。据说，皇宫所在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所有房产的总和，而当时的加州也不是以房价便宜出名的。
这些天价的主要推手是人们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这给人们带来压力，要么怕永远买不起房，要么想从未来升值中赚一笔。
最终，亚洲金融危机袭来，戳破了这个泡沫。人们很快意识到东京永远不会像预期那样拥有1亿人口，而大量住房开发正在用便宜住宅填满市场。
日本还有极高的遗产税，对超过约50万美元的遗产部分征收高达55%的税。因此，大型昂贵的住宅或豪华公寓现在被视为负担，或者至少是最终要处理掉的资产，就像一辆豪华车一样。
还有个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值得一提：互补商品的成本。对燃油车来说，汽油就是互补商品。如果汽油每升要100美元，燃油车需求肯定会大跌。同理，住房最重要的互补商品之一是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如果某地区工资明显高于全球其他地方，那里的住房需求自然会上升，而高收入的人也能负担更贵的房子。
如今，日本住房便宜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工资三十年来基本没涨。这点必须认识到，因为它与吸引技术移民到日本提升经济的努力息息相关。表面看，便宜的住房似乎是个优势，但如果房子失去了增值的空间，还怎么吸引人才到这个城市里生活呢？
对寻找新家的技术移民来说，他们面临选择：是去一个能赚更多钱、住大房子并为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的城市，还是选择日本，在那里要每周工作80小时，住在随处可见的小房子里，还知道自己大部分努力成果都不能留给孩子。从经济甚至道德角度看，日本的模式或许有道理，但对关心个人利益的人来说，这里显然缺乏足够吸引力。
不过这些讨论可能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日本向来对技术移民严格把关，即使少数能进来的外国人也很难融入这个对外来者不太友好的封闭文化圈。
所以，如果日本既不能让人民工作更长时间，也不能引进更多工人来提高经济产出，最后的选择就只有提高单位时间内工人能创造的价值。提高工人生产力确实是增加经济产出的最佳途径，因为前两种方法都有明显极限。人不可能无限工作，一个国家能容纳的人口也有上限，超过这些界限只会适得其反。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最佳方法是提供更好的工具和技术，而这恰恰是日本失败的地方。
3
日本技术霸主的陨落与未来转机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是如何失去技术领先地位的？
经济学家认为，日本企业对任何新流程都极为保守。他们在二战后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唯一原因是那场浩劫带来了彻底震动，使他们从零开始重建，传统守旧思想还没来得及渗入新兴产业。如今，全国各行各业都回归守成状态，以年长的领导层为主，他们仍然认为最佳做事方式就是沿用自80年代末巅峰时期以来的老路。
再强调一遍，日本是一个自70年代以来就活在2000年的国家。那时候领先时代二十多年，而现在却落后了二十多年。
日本长期以来通胀率极低，这导致企业难以提高国内产品价格，进而使他们更难开发出能在全球市场竞争的产品。
日本政府试图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其他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只不过日本从21世纪初就开始这么做了。但即使大幅增加货币供应，日本家庭也只是选择储蓄，而非消费或投资。
这种局面终于开始改变，因为当世界各国不得不纠正疫情刺激措施带来的通胀时，日本却对此表示欢迎——这正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过去，日本企业不得不为将产品价格提高几日元（相当于几毛钱）而公开道歉。如今他们有机会将价格提升到更合理水平，这样就能通过制造更好的产品来盈利，而不是靠削减开支和压榨员工。
疫情是另一个变革契机，虽然规模远不及二战，但足以打破现状，让这个原本极度抗拒变化的国家经历一些重大转变。
此外，即使日本没有主动创造有利环境，它也将从新技术和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中获益。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如今在做很多日本过去擅长的制造业工作，但随着“友岸外包”和“回岸外包”趋势兴起，再加上日本工资和货币价值相对下滑，考虑到日本在高质量产品生产方面的声誉，它再次成为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选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能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过：“短期内，生产力不是一切，但长期来看，它几乎就是一切。”
这句话意味深长——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关注国家或个人层面几个月或几年内的产出数据，而这类指标对人们实际生活影响有限。但从几十年的尺度看，一个国家必须关注人民的生产力，因为这决定了从生活质量到全球竞争力的一切。
日本尽管经济停滞，却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生活水平，在某些经济方面甚至比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做得更好。但如果生产力持续停滞不前，世界会不断向前发展，日本不仅将难以保持竞争力，其国民也可能开始寻找国外的更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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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什么时候能复苏？
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学家更是如此。
但现在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如今，泡沫时代的房贷终于走到了尽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破裂时，约24%的日本房主陷入“负资产”困境——房屋市值低于尚未偿清的贷款余额。简单说，每四位购房者中就有一人被套牢，欠银行的钱比房子本身还值钱。
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人极少采取战略性断供或弃房，而是选择忍痛还贷。这使得数百万家庭在过去三十年里将大量收入用于偿还房贷，挤压了消费和投资能力。日本房贷典型期限为20～30年，这意味着90年代初买房的人，到2010年代中后期基本“熬到头”了。
随着这批房贷陆续到期，越来越多家庭摆脱了债务束缚，每月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数据显示，2024年底日本家庭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了2.7%，这在经历多年停滞后是相对可观的增速。虽然反弹仍然温和而非爆发式，但这种变化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全球投资者也开始注意到日本的复苏迹象。举例来说，巴菲特就开始对日本市场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在伯克希尔刚刚发布的2025年股东信中，他特别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重点之外，有一个小而重要的例外，那就是我们在日本不断增长的投资。”
他表示，自2019年7月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在五家日本大型商社（伊藤忠商事、丸红、三菱、三井和住友）投资超过138亿美元，截至2024年底，这些投资的市值已达235亿美元，获利显著。“当初只是查看了它们的财务记录，并对它们的股票价格之低感到惊讶”，巴菲特甚至在信中明确表示：“我们对这五家公司的持股是长期的”，并预计“格雷格和他的最终继任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持有这些日本头寸”。
可以说，日本的过去与中国的现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房地产泡沫、高杠杆率，到人口老龄化、技术转型的挑战，中国正在经历许多日本曾经走过的路。特别是当中国经济不得不告别依赖房地产拉动增长的模式时，日本的经验教训显得尤为宝贵。
至少，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企业部门的债务去杠杆和家庭部门的消费萎缩可能同时发生，并相互强化，最终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长期停滞。日本也展示了如何通过低限制的住房政策保持房价相对合理，以及如何在人口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研究日本，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中国自身的未来道路，避免重蹈覆辙，找到更平稳的转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