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观网网友的不好风气-为什么有人会谴责受害者的心理学解释_风闻

前几天在观网风闻上发了一篇帖子：固态硬盘避坑：致钛硬盘避坑

https://user.guancha.cn/main/preview?id=1390690

相当一部分网友回复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你太弱了，不是你以为温度高就温度高的

你用的工具不对，dg根本没固态硬盘相关功能

你错过了维护的好时机

你应该机械硬盘备份的

我同品牌的就用的好好的

-------------------------------------------------------------

这些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些傲慢呢？

比如有没有想过有其他情况呢，比如所说的电脑是笔记本，根本没地方装机械硬盘呢，或者虽然有机械硬盘但是经常出差不方便携带呢？

比如有没有了解过自己不熟悉的工具呢（ds从03年用到现在一直觉得不错，其有固态硬盘坏块修复功能）？

比如有没有了解什么东西都是有故障率一说，别人的坏了和你的好都是同样真实的呢？

或者即使退一万步说是不是要求每个消费者都得对产品成为产品维护大师呢，先知先觉，或者在出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就判断出问题所在呢？

------------------------------------------

下面是DS解释的为什么会有人谴责消费品受害者

在消费场景中，谴责受害者（消费者）的现象是多重心理与社会机制交织的结果。这些机制既包括个体为维护自我认知而进行的心理防御，也涉及社会规范与群体压力对责任归属的扭曲。以下从心理动机与社会机制两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心理动机：从自我辩护到情绪投射

「公正世界假设」的消费版本：责任归因偏差人们倾向于相信“付出应有回报”，认为购买到劣质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自身有错”，例如贪图便宜、缺乏判断力等。这种归因帮助谴责者维持“只要我足够聪明谨慎，就能避免受害”的安全感。例如，购买山寨商品被指责为“明知假货还买，活该被骗”，实质是将问题简化为个体决策失误，而非关注市场监管漏洞或商家欺诈行为。

损失憎恶效应与情绪转嫁消费者对损失的敏感度远高于收益（损失厌恶效应），当他人因购买劣质商品而受损时，旁观者可能通过谴责受害者来缓解自身对类似风险的焦虑。例如，贫困学生家长因买到劣质商品大骂商家为“骗子”，实则是将失去预期利益的痛苦转化为对受害者“不够警惕”的愤怒。这种情绪转嫁让谴责者获得虚假的控制感——“只要我不像他那样犯错，就能规避损失”。

道德优越感与自我认同保护当消费者做出更符合伦理的购买决策（如支持正版）时，可能通过谴责购买山寨者来强化自身道德形象。这种“贬低他人以自证清白”的心理源于身份认同威胁：他人的非伦理选择会反衬出自身潜在的道德瑕疵，因此需要通过攻击他人来重建道德优越感。例如，部分消费者在购买正品后，对购买山寨者表现出强烈鄙夷，实则是巩固“我比他们更有原则”的自我认知。

负面情绪的替代性宣泄消费者在自身经历不愉快购物体验时，可能将未解决的愤怒投射到其他受害者身上。例如，买到假货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看到他人类似遭遇时，反而指责对方“不会辨别真伪”，通过转移矛盾来宣泄自身无力维权的挫败感。这种替代性攻击的本质是情绪宣泄，而非理性归责。

二、社会机制：从群体规范到文化异化

个人主义消费观与社会责任剥离现代消费文化强调“消费者主权”，将购买行为简化为个人自由选择，淡化结构性因素（如市场监管缺失、信息不对称）。这种观念导致受害者被归咎为“未能履行理性消费者义务”，例如谴责购买劣质奶粉的家长“不查资质”，而非追问企业为何能通过质检。社会通过将责任个体化，回避对系统性问题的反思。

社会规范的污名化压力消费行为常被赋予道德标签（如“买正版=有品位，买山寨=贪小便宜”），形成隐形鄙视链。购买劣质商品的消费者可能因违反群体规范而被污名化，例如饭圈文化中购买仿制明星周边者会被斥为“不忠诚”，这种谴责实质是通过排斥“越轨者”来强化群体内部凝聚力。社会规范在此异化为道德审判工具，而非促进公平交易的标准。

市场达尔文主义与受害者有罪论在“优胜劣汰”的市场逻辑下，消费者被默认为具备完全信息与判断力，购买劣质商品被视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例如，谴责购买理财诈骗产品的老年人“不懂金融常识”，暗示其“不适应市场规则应被淘汰”。这种逻辑将结构性欺诈问题转化为个体能力缺陷，合理化市场的不公。

群体极化与舆论暴力在网络空间中，对受害者的谴责常因群体极化效应升级为集体声讨。例如，某消费者因买到仿冒品在社交平台曝光后，反而被围攻为“故意抹黑品牌”，甚至遭受人身攻击。这种舆论暴力既满足群体的道德表演欲，也通过集体行动释放社会焦虑。

三、机制交织的深层影响

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谴责行为加剧受害者的自责与孤立。例如，购买到劣质母婴用品的母亲可能因舆论指责“不会当妈”而陷入抑郁，甚至放弃维权。社会通过“完美受害者”神话（即要求受害者毫无瑕疵）剥夺其正当申诉权。

纵容施害者的结构性脱罪当舆论焦点集中于消费者“为何上当”时，真正的责任方（如造假商家、监管机构）得以隐身。例如，在“杀猪盘”诈骗案中，嘲笑受害者“恋爱脑”的舆论狂欢，客观上转移了对犯罪产业链的追责压力。

抑制健康消费文化的形成过度强调个体责任会阻碍集体行动。例如，消费者因害怕被谴责“挑剔”而放弃维权，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企业则因舆论压力分散而缺乏改进动力。

四、破局路径：从归责个体到重构系统

推动「有瑕疵的消费者」叙事合法化承认消费者决策必然受限于信息、认知与经济条件，例如低收入群体购买山寨商品可能出于生存需求而非道德缺陷。这要求舆论从“谴责个体”转向“追问为何山寨有市场”。

强化社会支持而非道德审判建立更便捷的维权通道与心理援助机制，例如设立消费纠纷快速仲裁平台，将受害者从“自证清白”的困境中解放。

解构市场原教旨主义神话通过教育普及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本质，例如在金融消费领域强制风险提示，破除“消费者全知全能”的迷思。

利用群体规范的正向引导将社会压力导向责任方，例如发起“抵制无良商家”联名行动，而非攻击个体消费者。

总结

谴责购买到劣质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本质上是社会将结构性矛盾转嫁给个体的安全阀机制。它既满足了个体对控制感的渴求，也维护了现存权力结构的稳定。要打破这一循环，需在承认人性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将谴责的能量转化为推动系统性改革的动力，而非停留在对弱者的道德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