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当《阿Q正传》遇上《改造我们的学习》_风闻

1921年，发生了多件大事，影响尤其深远的，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外，就是1921年12月4日，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阿Q正传》。

鲁迅是最早在世界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而《阿Q正传》则是最早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小说之一。

1977年6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已故学者戈宝权的一篇文章，介绍了《阿Q正传》走向世界的过程。

在《阿Q正传》发表不到五年后，青年学者敬隐渔把《阿Q正传》译为法语，推荐给了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

1926年1月12日，罗曼·罗兰先生给《欧罗巴》杂志的主编巴查尔什特写了一封推荐信，关于《阿Q正传》，他是这样说的：

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由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青年中国译者敬隐译成法语。这是乡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圆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相识也是源于文学作品。1915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迅速被推荐到了世界各地，包括远东的日本和印度。但直到1924年6月，才由身处上海的青年译者敬隐渔译为中文，1925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

1925年，罗曼·罗兰兑现向敬隐渔许下的诺言，给予他各方面指导和慷慨的金钱资助，敬隐渔前往法国留学。敬隐渔在被罗曼·罗兰引进法国文坛后，也将《阿Q正传》推向了世界。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阿Q的一面，每个人心理上都有“自我调节机制”来保护或者麻醉自己，无非就是其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而已。

（2001年12月第2版语文课本目录）

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文中，曾明确地说“要做这一篇速朽的文章”，为一个速朽的阿Q作传。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没有速朽，反而“迅速传播而不朽”，并且还多次全篇进入了高中语文教科书。

罗曼·罗兰曾说：“（阿Q）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可惜这么优秀的作品，在时隔103年后，《阿Q正传》突然遭遇了经典的阿Q式尴尬。

现行的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课本，只节选了这部小说九章中的二、三两章。为了帮助学生理解阿Q这个人物的形象，我在上学期期末就向学生介绍了《阿Q正传》，并要求学生阅读全本《阿Q正传》。

在开学之后，我调查学生的阅读情况，结果阅读全本的概率约为2%。看来这次这部经典进入新世纪真的要“速朽”了，紧随《阿Q正传》的是沈从文的《边城（节选）》，学生对待其人其文的态度也差不多。

我找了一些学生坐谈，他们给出的原因可谓五花八门：

其一，数理化（政史地）作业很多，休息时间需要放松放松或者睡觉，实在没时间去找全本书来看；

其二，家长不允许上网也不愿意买小说，并且这部小说也没什么趣味；

其三，现在是一个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这种跟不上时代的小说已经落伍了……

在与高中《语文》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中，课本编著者不仅要求教师组织学生阅读小说全文，还要求一线教师组织好《乡土中国》《红楼梦》《论语》《呐喊》《老人与海》等著作的整本书阅读。

从教三十多年来，原先《阿Q正传》《药》等小说全篇选入课本的时候，整天被关在学校的学生，其实是有时间和兴趣读完全文的。随着教材编写者越来越脱离实际，教材在不断改革过程中，连《阿Q正传》这么短的中篇小说，全篇阅读都被折腾得落实不了了，还要求一线教师组织学生完成其他著作的整本书阅读？

与这个现象对比鲜明的事，学生中喜欢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的不在少数，喜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学生也有一些，最为出人意料的，是竟然有好几个男生喜欢《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理论文章。我请他们谈谈自己对理论文章最感兴趣的部分，有学生说毛润之先生文章中下面的部分写得真好：

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

在学生们看来，中国早就脱离农业社会工业化、信息化，《阿Q正传》因为与时代脱离确实不太吸引人，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社会的深重压迫造成的。本来学生时代就越来越卷，寻短见的也越来越多，有点时间谁不想快速看点爽剧视频放松放松，而读《阿Q正传》还需要深刻反思，探讨自己灵魂深处的缺陷，这只会更令人痛苦。教材如果提供全篇那就顺便看看，现在要自己去找全篇来看，他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时间。

其实除了语文教材的编写脱离实际，其他教材理论脱离实际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当前大学、中学教材的编写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负责任的老师补充讲解并系统化，那么只看课本就只能学点皮毛甚至什么也学不到。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看待现代教材编写的防自学机制？在问题下面，赞同数达到5076的一个回答，内容是关于欧拉公式的，谈的是初一数学课本的缺陷。

其实教材编写应该达到的最低目的，应该是为青少年的文化知识学习兜底，应该是紧密结合学习能力最差的学生的需求，极为详尽的把所有基础知识罗列并且讲透彻，这样学生只要有上进心就可以有自学的依托。

我在教育局工作时曾经做过调查，我们有些小学一年级就经常考试，学生语文、数学考试不到60分的大有人在，这真是把学生无数的发展可能性直接砸死在起跑线上。义务教育阶段最基本的任务是培养而不是淘汰，这种状况完全违背了教育的初衷。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教材缺乏兜底功能，导致教育资源不足的学生（特别是农村贫困学生）缺乏循序渐进的知识体系支撑有明显关系。

而对于那些天才青少年，他们永远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他们想学习可以由大学和重点中学提供选学教材，把微积分、编程语言等都提供给他们，并且可以由大学认可中学的学习学分，这样真正的天才就不会被埋没。而我们现如今的中、高考都设置有考纲，不允许突破考试范围来命题，这就导致所有学生只能在已有知识范围内，不停地搞应试训练拼熟练度。

因为缺乏沉到底的调查研究和详实数据，所以我们的基础教育指导思想、教材编写上既缺乏兜底思维，也被制度性锁死了优秀学生的发展上限。仅有的一些用于选拔天才的特殊选拔通道，又因为对造假、腐败惩治不力，不容易被社会广泛接受。

重读《阿Q正传》，我很担心不少小学甚至幼儿园“被失败”的孩子，未来会变成工业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新时代阿Q，遇到网络落难美女，那就要像阿Q摸小尼姑的光头一样，在网络上流着口水意淫；遇到要砸他们饭碗的“长衫”权贵们，那就 “魂飞魄散”都要猝死了，还跪在地上签字画押拼命想把圈画圆，他们人生的唯一遗憾就是死前不够努力把圆圈“画成瓜子模样了”；而面对一些人跳楼、猝死，举人老爷、赵白眼和“九分满意”的看客们，则会在键盘上指责阿Q们为什么当初不好好读书。

阿Q被处决前喊道：“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我觉得省略号处应该填“阿Q”。至于民族性的改善，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篇文章中就有答案。

毛润之先生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曾经提到：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如果有人没有经过某领域某行业艰苦的实践，就敢说自己对某行业某领域作出正确的指导，那么这种指导对现实的作用就甚为可疑，如果这种指导付诸实施，说不定会导致集中力量办坏事的结果。而这种宛如钦差大臣似的指指点点的态度，根本上就是违背唯物主义的。

其次，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所以检验真理的标准也一定是动态发展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即便最厉害的权威，其理论也不可能永远、全部正确，他们的理论会不断地被部分甚至整个推翻、重整。对于这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有清晰的论述：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存在崇古、崇权、崇名、从众，理论与实践脱节，排斥创新、探索、深化“枪打出头鸟”等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转型期，铲除毒性土壤以免未来诞生阿Q们，确实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再次擦亮我们的思想武器，顺便也解决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