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真没看错，又何奈也？_风闻

       在特朗普的夹击下，拜登忧伤的离开了白宫。斗心眼，拜登不行，但是有一点拜登没看走眼：“中国研发人员的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多，这一点优势美国没有”。关于科技水平，其实何祚庥说的没错：“中国落后美国是事实，我们群里人都清楚”。何祚庥又补充一句“当然我们现在比过去好多了”。企业家曹德旺也说过：“我们比美国落后100年”。不管怎么说，承认我们的不足或者说落后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至少当代中国人还是理性的，起码知道我们的路怎样走。

       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里讲到并符合“内生动力”的问题，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禀赋和内生动力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程度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发展中国家发展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一点从中美、中欧关系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二战以来，包括所有欠发达国家和相对发达国家（比如欧洲和日韩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发展的最典型模式就是产业转移。其实最早的日本向中国转移了纺织引燃企业，到49年新中国接受的敌产主要就是纺织印染企业，既俗称的“纺织基地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到了80年代，日韩家电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中国。由此中国市场被打开，同时中国的家电企业也从较为落后的“本地造”迅速转变为“合资”或代工模式。就成本和效率而言，十年之后中国也成为家电出口国。不到20年日韩借助美国专利许可发展起来的计算机信息产业又来到中国“一展宏图”。不过这次情况与“家电时代”不同中国市场上的信息化产品以及零部件和软件基本都是进口的，联想也不过是搞个机壳“攒电脑。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在中国的信息化时代的资源禀赋是远远不够的：芯片、存储器和主板模块等组件我们都没有，尽管后来国内有了CRT电子显像管生产企业，但随之而来的液晶显示屏时代的到来我国的CRT电子显像管连本钱还没赚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没有资源禀赋就没有内生的动力。

     到了21世纪的中国情况就大不同了，这也就是何祚庥所说的“当然我们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尽管最顶尖的技术我们还有差距，我们的最高算力和5nm以下芯片还需要赶上美国，但是在低端和部分中高端技术领域，中国的优势远高于美国。这里的道理就是拜登的“醒悟”——拜登可能并不知道中国民间的那句话：“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比较优势”拜登还是懂的，这也算是拜登在政治权利恶斗中的第一个体会：拉帮结对，也可能在帮派内斗中悟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话：”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干劲大。“所以才想到“中国研发人员超过美国的三倍多”。实际的道理也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的工程机械，比如盾构机，技术含量并不是最高，但是庞大的盾构机需要各个环节都具备相应的资源禀赋，尤其是制造工艺和制造流程的科学化。这一点从中国的船舶工业进步也能看到。因为中国的制造工艺和制造流程的科学化，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历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里面我们必须感谢钱学森先生回国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把系统控制理论作为“两弹一星”研究体制的关键节点。它的意义不比导弹控制的意义低——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就是在钱学森的指导下为新中国奠定了科技发展的管理基础。事实证明中国的现代工业奠基人中钱学森不可或缺。

       再说拜登的“揪心”，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稀有金属提炼技术，具备了使中国在中低端技术应用的能力。就拿机器狗来说，最早搞机器狗的美国人不过是局限在军事用途上，而且研究的方向也比较单调：野战侦查攻击，野战物资投送等少数几个方向，涉及的研究的研究人员也不多。加上美国自身产业也不够宽（比如美国航母的阻拦索，其实是从中国买到的），当然的结果就是门可罗雀。

      中国就不同了，从最早关注美国机器狗研究的人员到现在研究的规模以及伴随研究进度形成的产业链必然会推动机器狗的研究方向和用途。中国AI技术应用层面的开发设计人员和相关的配套企业完整性，美国和欧洲都不具备。中国几万人同时研究机器狗，从研究方向和技术分析，以及对美国人的研究动向以及各个研究课题之间的互鉴效应，美国根本就没这条件。这也是拜登干着急又拿不出办法遏制中国的主要原因。耶伦是经济学家，她和拜登有同感，所以拜登从耶伦那里找不到办法只能干着急。这一点，拜登确实比特朗普看得准。特朗普是典型的商人——犹如葛朗台。

       好在他俩拧不到一起，所以中国的deekseek一出台，拜登就傻了眼——娘嘞，这个咋整？

      古人云：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后来者居上，中国前进的步伐拜登无可奈何花落去。

      拜登，咱们走着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