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下的小国出路_风闻

在许多中西哲人看来，对人类而言，最合适的国家是小国。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若过分庞大，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国家小，管理起来方便，人民的参与程度较深，疏离感或曰异化感较低，在各种领域中个人自由表现的机会更多，在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小国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按比例讲，常常比大国多。

国家规模较小，管理难度便大幅降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往往能高效地落实。无需应对复杂的地域差异和庞大的人口协调问题，政策能够迅速且精准地传达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还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都能够迅速调配资源，实现高效统筹，各项政策精准地惠及每一位国民。相比之下，一些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地理跨度大、人口结构复杂等因素，导致政策落地困难重重。

在小国，人民的参与程度更深。瑞士便是典型，公民对国家事务有着极高的参与度，从税收政策的调整到外交方向的把控，都能通过公投等形式发表意见。这种深度的参与感，让民众与国家紧密相连，大大降低了疏离感和异化感。反观现代大国，虽然也实行民主制度，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普通民众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容易产生一种与政治生活脱节的感觉。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小国也为其提供了更多展现的机会。在冰岛，这个仅有数十万人口的国家，由于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人们在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发展较少受到繁琐的行政程序和庞大的社会层级的束缚。冰岛的文学、音乐等领域在世界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人均创作和发表的作品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以芬兰为例，芬兰人口不多，按人口比例计算，芬兰在科技、教育等领域涌现出的杰出人才，远超许多大国。虽然芬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研究和借鉴，但也许它的理念和方法就是只适合小国。

欧洲多国体系保卫了人民的自由，是欧洲在近现代崛起的重要原因，各个国家在这片大陆上相互制衡、交流与竞争。以荷兰为例，在 16 世纪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后，荷兰凭借其商业优势和独特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自由的商业共和国。在荷兰，人们拥有广泛的经济自由，贸易活动不受过多的限制，商人们可以自由地与世界各地开展贸易往来，这使得荷兰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阿姆斯特丹也成为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同时，荷兰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画家伦勃朗、维米尔等的作品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得益于荷兰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艺术家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

而在欧洲多国体系从萌芽到形成、从发展到维持的漫长进程中，英国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英国长期奉行 “大陆均势” 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全力防止欧洲大陆上出现一家独大的超级强国，从而精心维持欧洲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与局势稳定。

回溯历史，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的拿破仑野心勃勃，妄图征服整个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英国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将彻底打破欧洲长期以来的均势格局，严重威胁到自身的核心利益以及欧洲的自由秩序。于是，英国挺身而出，积极奔走联络，组织起强大的反法同盟，联合欧洲其他国家并肩对抗法国。历经多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成功遏制住法国的疯狂扩张，有力地维护了欧洲多国体系的稳定架构。这场战争意义非凡，它不仅确保了欧洲各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更使得欧洲各国人民得以继续在各自的国家中安然享有自由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迅速崛起，这对欧洲的均势构成了严峻挑战。德国试图在欧洲大陆大肆扩张势力范围，重塑欧洲格局。关键时刻，英国再次站了出来，与法国、俄国等国家结成紧密同盟，共同抵御德国的扩张野心。一战的爆发虽然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城市化为废墟，生灵惨遭涂炭，但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它也在客观上阻止了德国单方面称霸欧洲的企图，勉强维持了欧洲多国体系的基本格局。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同盟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重要支持，切实保障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自由不被单一强权轻易剥夺。

除了军事行动，英国还巧妙运用外交手段来维系欧洲的均势。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积极深度参与会议的各项协商与决策过程，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推动建立了维也纳体系。该体系旨在全面恢复欧洲各国的旧有秩序，合理调整各国之间的领土划分和势力范围，以此来维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宛如一位睿智的平衡者，巧妙地协调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有效避免了欧洲大陆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为欧洲各国人民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正是在这样的欧洲多国体系下，各国不断发展演变，最终催生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际秩序变革。其中，威斯特伐亚体系的形成堪称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648 年，历经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各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各国的边界，承认了各国的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标志着威斯特伐亚体系的正式诞生。这一体系打破了此前神权统治下的欧洲秩序，为欧洲各国的和平共处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然而，威斯特伐亚体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洲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它不断经历着调整与演变。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对威斯特伐亚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法国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平衡，欧洲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国际关系。战后的维也纳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巩固了威斯特伐亚体系的部分原则，同时又根据新的形势建立了维也纳体系，进一步规范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

但欧洲的局势并未就此稳定下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德国、美国等新兴国家迅速崛起，与老牌强国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彻底摧毁了维也纳体系，也让威斯特伐亚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战后，各国为了重建国际秩序，召开了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建立了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列强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次改写了世界历史，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紧迫性。战后，在雅尔塔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基础上，联合国成立，新的国际秩序逐渐形成。这一现代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强调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与威斯特伐亚体系所确立的主权国家原则一脉相承，同时又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更加注重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

可以说，从威斯特伐亚体系的形成，到历经多次战争和变革后的不断演变，再到一战二战后最终形成的现代国际秩序，这一过程是欧洲多国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对和平与发展不断追求的历史见证。而欧洲多国体系对人民自由的保障以及英国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为欧洲的近现代崛起奠定了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大一统的意义是“普世统治的世界帝国”，就是“已知文明世界的统一”或“历史的终结”。秦始皇曾经设想，他已经终结了历史。此后的朝代政治从理论上讲都是普世统治。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朝代与地方性邦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班固在《汉书》中所说的 “王者无外”，精准地诠释了朝代的特质。在古代中国的观念里，天子受命于天，统治着天下万民，其权威所及之处，并无明确的地理界限，整个天下皆在其统御之下。这种理念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截然不同，现代民族国家以明确的领土边界、主权独立和民族认同为标志，而朝代更强调一种基于文化和政治统治的天下观。例如，朝鲜、越南等，并非被视作与中国对等的外国，而是中国的藩属。国王需接受皇帝的册封，定期进贡。同时，在内部，藩王和总督虽管理形式各异，但他们的权力皆源自天子。藩王作为皇室宗亲，分封各地，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承担着拱卫皇室的重任；总督则是朝廷派驻地方的高级官员，负责管理大片区域的行政、军事事务，二者皆在天子的统治架构下各司其职。从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大一统王朝与英格兰、法兰西这类具有明确民族国家属性的欧洲国家有着本质区别，它更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

倘若在东亚地区，历史的发展轨迹如同欧洲一般，呈现出多国体系，而非被大一统的世界帝国所统治，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欧洲的多国体系下，各国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例如，波兰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及英国，但差距并不悬殊；巴伐利亚与德国工业核心区鲁尔区相比，发展水平虽有差异，但仍处于同一文明体系下的相近层次。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促使各国不断提升自身实力，以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倘若从秦始皇时代起，多国体系得以延续，秦国统一的野心未能得逞，此后两千年东亚都维持着多国竞争的局面，那么东亚很可能不会比西欧落后太多。在这种假设下，西方殖民者或许也难以在东方海岸建立起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城市。东亚海岸将会像欧洲海岸一样，遍布着类似汉萨同盟的城市。汉萨同盟是中世纪晚期北欧地区重要的商业联盟，由众多城市组成，这些城市通过贸易合作和军事互助，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东亚若有类似的城市联盟，也会拥有自己的 “汉堡”“吕贝克”“格但斯克”，这些城市将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航海技术，派遣舰队远航。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或许会成为东亚的殖民地，欧洲和东亚的联系也将比现实世界早得多，或许能提前一千年。东西方的航海者、殖民者或许会更早地在南洋群岛等地相遇。而中国人未能殖民东南亚和澳洲，未能主导这些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无疑是历史与中国人开的一个玩笑。

大一统的 “秦制” 政权，从其诞生之初，便对域外出现同族国家有着本能的反感。这些域外同族国家，因其不在自身的掌控范围之内，且对自身的正统叙事合法性构成挑战，故而被视为威胁。以兰芳共和国为例，它是 18 世纪在东南亚西加里曼丹地区由华人建立的一个政权。兰芳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发展模式，虽与中国本土相隔甚远，但因其华人主体的身份，仍被中原王朝视为眼中钉。中原王朝担心兰芳共和国的存在会引发国内民众对现有统治秩序的质疑，进而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地位。如今，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当地文化和民族构成复杂，无论是通过人口生育还是文化同化的方式来扩大华人影响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加之二战后，中国作为华人母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因各种因素有所减弱，导致如今东南亚的华人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在政治上却缺乏话语权。

实际上，多个华人国家的存在，对于中原统治者而言，可能意味着统治权威的挑战；但对于普通华人来说，却是发展的机遇。正如英王对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深感厌恶，因为这削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对于清教徒和爱尔兰人而言，北美新大陆为他们提供了摆脱迫害和贫困的希望，他们得以在新世界自由发展，无需受文化隔阂的束缚。

有人误以为只有满清时期才会对海外华人权益如此漠视，实则不然。明朝时期，菲律宾曾发生三次大规模屠杀华人事件。当时，万历帝对此的回应竟是 “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这番言论尽显对海外华人生命财产的冷漠与轻视，也反映出大一统 “秦制” 国家在对待海外子民时的态度。

大一统的 “秦制” 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收割机制，为了维持自身，它不得不持续破坏社会生态的自然发展。在这种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缺乏自主性和创新活力。大一统“秦制”的统治需要的是那些对统治者更迭毫不关心的顺民，而这些顺民在大一统“秦制”下所享有的自由，相较于古今大多数被征服民族在征服者统治下所享有的自由，显得更为匮乏。例如，犹太人在波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下，仍能拥有自己的评议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民族的自治和文化传承；英印帝国时期，英国总督虽掌握着外交和战争权力，但对于印度土邦王子，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以维持当地的统治秩序。反观中国明清时期，帝国的臣民最多只能在地方政府担任临时工，即便通过科举成功进入仕途，也被严格禁止在家乡任职。这些短期任职的官员，往往只关注自身的仕途发展，一心想着如何从百姓身上获取利益，而不会真正为百姓谋福祉。

春秋时期的吴越，贸易和矿业繁荣，如果被大一统“秦制” 政权征服，便会对其进行打压，目的是使其与内地小农经济水平相当，因为大一统“秦制”难以容忍地方势力超越中央。只有在分裂时期，小邦国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才会鼓励经济的短暂繁荣，吴越和闽国便是典型例子。吴越地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春秋时期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不可忽视的力量；闽国在五代十国时期，也通过发展海外贸易，使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一旦进入大一统“秦制”时期，这种地方的经济活力往往会受到抑制。以宋朝为例，杭州和泉州在当时本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它们继承了前代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优越，具备发展海外贸易的天然优势。但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吏治国家和垄断贸易制度，限制了地方经济的自由发展，将杭州和泉州的发展势头逐渐压制下去。在统治者眼中，除了京师，其他地方皆不能过于强大；除了官吏，其他人皆不能过于富有。这种统治策略，最终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最后结果就是鸦片战争时，英国人的军舰打到家门口。

顾炎武曾深刻指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 （白话：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地方权力过大，郡县制的弊端在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古代的圣人，以公正无私的心态对待天下百姓，分封土地给他们，让他们建立诸侯国。而如今统治天下的君主，把四海之内都设置为郡县还不满足，对每个人都心存疑虑，对每件事都加以控制，规章制度和文牍一天比一天多，还设立监司、督抚等官职，认为这样一来，地方太守、县令就不能残害百姓了。却不知道地方官员战战兢兢，连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把能够调任官职当作幸运的事，没有一个肯为百姓兴办哪怕一天的福利，百姓怎么能不贫穷，国家又怎么能不衰弱呢？）

黄宗羲则主张效仿古代 “封邦建国” 的诸侯自治制度，若此路不通，便学习唐初设置 “方镇” 以屏藩中央的制度。他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制衡中央集权，实现地方自治，以促进社会的多元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回顾历史，当年吴越地区的人口规模远超同时期的英国，泉州的人口也多于伦敦。倘若历史能够给予吴楚、七国、南朝、十国、郑成功父子等势力发展的机会，世界格局或许会被改写，欧洲也未必能主导世界发展。相反，欧洲人深知他们的自由和多元发展得益于欧洲的多国体系。正如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他领导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成功捍卫了荷兰的独立和自由。他的事迹表明，保障欧洲的自由，实则是保障欧洲的多国体系，防止出现有人统一欧洲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可能会导致自由和多元的丧失。

尽管二战后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国在现代国际秩序下，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贸易摩擦、金融波动等问题不断涌现，需要各国携手合作，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在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等挑战时，更凸显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

但在现实中，不少大国的一些行径却对这一秩序构成了挑战，但总体而言，这一秩序却仍能维持。而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对此秩序构成了最根本，最严重的挑战，现代国际秩序从此开始，面临着“礼崩乐坏”“土崩瓦解”的前途。

另外的大国面对这种根本冲击，是遏制，还是跟随？美国先是遏制，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似乎改变为跟随，特朗普大剌剌的提出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州，提出购买格陵兰，都潜藏了“俄罗斯能够这样，美国也可以”的心态，加拿大vs美国，不更是一个同族同文化同历史渊源的“乌克兰vs俄罗斯”？现代国际秩序既然限制美国发展，成为了自身的战略负担，那不如丢弃。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若真能吞并加拿大，这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只要实现开疆拓土，往往都会被本国民众拥护甚至拥戴。特朗普若想巩固自身地位，获取民众支持，选择开疆拓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旦成功吞并加拿大，美国国内的矛盾和问题或许会被淡化，他不但不会遭到反对，反而会收获大量的支持，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哪怕存在反对的声音，在庞大的支持者群体面前，也会显得微不足道。届时，美国人或许会忘却特朗普过往那些被认为是 “疯子” 的行为，而只记住他让美国实力大增，成为世界上国土面积名列前茅的大国。

再看国际局势，特朗普对普京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或许满是羡慕。普京领导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虽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部分国家的制裁，但俄罗斯不仅获得了大片土地，历经三年，西方国家在特朗普冲击下，也要和俄罗斯进行“和平谈判”，俄罗斯重新活跃于国际舞台，可谓高回报的行动。这或许让特朗普觉得，开疆拓土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可能面临的风险。

国际秩序应以是非为先，而非仅仅以利害为重。虽然在现实中，利益考量确实在国际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若是完全以利害来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那无疑是将世界引入一个弱肉强食、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的混乱局面。

在俄乌冲突中，“挺乌” 人群认为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这一事实不容回避。但更重要的是，不能仅仅因为利害关系就选择立场。虽然战后国际秩序是由众多国家共同努力，同时也是大国权力意志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被随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初衷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保障各个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俄罗斯以及美国背离国际秩序的行为，是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破坏，不能因为它们是大国，就对其行为予以宽容。

规则背后是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就可以随意改变规则。如果权力可以随意凌驾于规则之上，那么国际秩序将荡然无存，世界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和混乱。大部分国家选择维护战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这是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尊重。

其实道义的本质，是为了全局利益舍弃局部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舍弃短期利益。少数大国背离规则，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短期利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也破坏了全球的权力平衡和稳定。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以是非为先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才能实现世界的长期和平与发展。只有当每个国家都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才能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如果仅仅以利害为重，那么国际关系将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各国之间的信任也将荡然无存。因此，国际秩序必须以是非为基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球的和谐与繁荣。

在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之下，小国始终在艰难地探寻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路。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回顾历史，小国长期面临着来自大国的威压、地缘政治冲突的困扰以及国际秩序持续重塑带来的诸多挑战，它们的未来之路布满荆棘，充满了难以预测的变数。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无疑是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一次呐喊。20 世纪中叶，整个世界被冷战的阴霾所笼罩，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激烈对抗，让众多小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为了挣脱大国集团的控制枷锁，捍卫自身来之不易的独立与主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毅然决然地发起了不结盟运动。这些国家坚定不移地秉持独立自主、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坚决拒绝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被迫做出选择。

就拿印度来说，在尼赫鲁的卓越领导下，印度积极投身于不结盟理念的倡导与实践之中。印度一方面与苏联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在军事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交流，苏联为印度提供了包括先进武器装备在内的诸多支持，助力印度提升自身军事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又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开展外交互动与贸易往来，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这种灵活且平衡的外交策略，印度成功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为自己争取到了宝贵的发展空间，能够依据自身的实际国情和发展需求，独立自主地制定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

不结盟运动宛如一座桥梁，将众多小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集体发声的广阔平台，让小国在国际事务中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为多极化世界格局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它有力地表明，小国完全可以通过团结协作的方式，在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成功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尊严。正如甘地所言：“力量不是来自肉体的能力，而是来自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结盟运动正是小国凭借这种精神，在国际舞台上为自己争取地位的体现。

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同样是维护国际秩序进程中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尝试，而这对于小国而言，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以往的国际环境中，一些大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国际事务中肆意妄为，常常无视国际规则和小国的合法权益。而小国在遭受侵害时，往往求告无门，难以获得公正的裁决。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旨在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严重践踏人类基本尊严和国际秩序的罪行进行严肃审判和制裁，为国际社会搭建起了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平台。

尽管国际刑事法院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阻碍，比如部分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其采取抵制态度，但它依然为小国提供了一条寻求正义的希望之路。以卢旺达大屠杀这一悲剧事件为例，在那场血腥的灾难中，大量无辜平民惨遭屠戮，整个国家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之中。国际刑事法院随后对相关责任人展开了深入调查和公正审判，尽管这无法完全抚平卢旺达所遭受的巨大创伤，但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国际社会对暴行零容忍的坚定态度，让小国看到了国际正义的曙光，也为小国在未来面对类似威胁时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有力保障。再如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罪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对在波黑战争等冲突中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嫌疑人进行审判，使得那些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小国人民看到了正义得到伸张的可能，也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即使部分大国采取抵制态度，也不得不面临出行艰难等现实限制

然而，当一些小国发现传统的国际秩序维护方式难以切实保障自身安全时，便不得不开始寻求其他极端途径，开发核武器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威慑武器成为了它们无奈之下的选择。核武器一直被公认为是极具战略威慑力的武器。对于小国而言，开发核武器虽然要面临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国际制裁风险以及诸多技术难题，但一旦成功拥有，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身的安全感和国际地位。

伊朗核问题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国家，长期遭受外部军事威胁和复杂地缘政治的困扰。伊朗方面坚称其发展核技术的初衷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以满足本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推动本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国际社会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却始终认为伊朗意在发展核武器，这一争议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争端和严厉制裁。从伊朗的立场来看，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自身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严峻形势下，开发核技术或许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自我保护手段，以此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

同样，朝鲜的核问题也凸显了小国在安全困境下的挣扎。朝鲜长期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在这种外部压力下，朝鲜发展核力量，其目的是为了拥有能够有效威慑外部侵略的手段，确保国家主权和人民安全。朝鲜声称其核计划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敌对政策，是维护国家生存的必要举措。爱因斯坦曾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 

小国开发核武器这种行为，无疑是在将世界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让全球安全局势愈发紧张。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普遍化的潜在趋势，无疑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小国开发核武器极有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使得原本就紧张的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剑拔弩张。以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为例，朝鲜宣布拥有核武器，旨在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长期制裁。而美国则将朝鲜的核计划视为对其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的严重挑战，双方的对峙使得朝鲜半岛长期处于战争的边缘，地区安全形势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极大地增加了全球核战争的潜在风险，一旦局势失控，将给全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一旦核武器在更多国家和地区扩散，误判、冲突升级等意外情况发生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任何一个小的摩擦都有可能引发核战争，将人类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小国在国际秩序中不断探索前行，从积极投身国际组织和运动，努力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到寻求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试图保障自身安全，每一步都饱含着艰辛与无奈。不结盟运动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充分体现了小国对公平、公正国际秩序的不懈追求；而开发核武器等极端行为，则深刻反映出小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下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

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即便国际秩序复杂难测，充满挑战，人类也应怀揣希望，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