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阿拉伯少年：T. E. 劳伦斯的初恋？_风闻

 卡尔基米什遗址位于俯瞰幼发拉底河一个河弯的峭壁之上，恰好在现代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上。它周围是延绵起伏的平原，逐渐化为绿草茵茵的山麓丘陵，而西北方的远处巍然屹立着阿玛努斯山脉的群峰。这座俯瞰幼发拉底河重要渡口的峭壁在至少五千年前就有人居住，但在公元前约11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达到兴盛的顶峰。当时，卡尔基米什是赫梯文明（以北面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中心）的一座主要城市，埃及历代法老和《旧约》的作者们都熟知这座城市。《圣经》中多次提及这座城市，包括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的一场战役。T. E.劳伦斯对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小角落感受到了一种极强的归属感，他一生中对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劳伦斯以甜言蜜语说服了戴维·霍格思，加入了他的考古探险队，于1911年2月抵达卡尔基米什。作为探险队的初级助理，他的职责包括：在发掘进行时对现场进行拍照和绘图，以及对各种发掘物做记录。但他的工作范围很快就扩大了。长期在发掘现场的只有两个西方人，要监管大约两百名当地工人（霍格思虽然是整个项目的领导人，但只是间或地亲临现场），因此劳伦斯很快就扮演起了建筑工头的角色。在这个岗位上，他发现自己具有天然的领导才华，这不仅让别人，就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

（T. E. 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在卡尔基米什考古发掘现场）

当然了，这部分是由于他是个欧洲人，地位比当地人高。在一种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下，欧洲列强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少数派为借口，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们手里强取豪夺，让苏丹们做出了越来越丧权辱国的妥协。到20世纪初，欧洲公民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受奥斯曼法律的管辖。“这个国家对外国人来说真是太美好了，言语无法形容，”劳伦斯在1921年夏季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外国人在这里就像是封建制下的男爵一样。”【22】

但让劳伦斯成为领导者的不仅仅是他作为欧洲人的身份。他似乎瞬间就对东方产生了喜爱之情，与这种喜爱相伴的还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对东方文化的欣赏。此时他的阿拉伯语已经很流利，在卡尔基米什更是一刻不停地努力提高自己的阿拉伯语。他学习语言的方法是仔细询问工人，拜访他们的家庭，并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全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通过了解他们的民间传说故事、他们对政治的看法，以及确定复杂的氏族结构（它决定了地区性的效忠关系），劳伦斯渐渐摸清了叙利亚北部这个小角落及其人民的情况，他很可能比当时其他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更熟悉这个地区。

当然了，关注最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的工人们都来自附近的杰拉布卢斯镇，他们此前和西方人打交道时无疑总是泛泛之交和卑躬屈膝。他们肯定从未见过一个西方人肯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孩子、亲戚和祖先的名字，或者乐意接受邀请、光临他们的寒舍，或者对他们的仪式和风俗表现出真正的尊重。

劳伦斯还有一个地方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一般认为，欧洲人都是软弱或者娇气的，但劳伦斯截然相反，他可以在炎炎赤日下苦干一连好几个钟头，中途没有任何休息；他可以徒步或者骑马行进几天而毫无怨言，或者像一个当地人一样，泰然自若、听天由命地硬撑痢疾和疟疾的痛苦。对杰拉布卢斯的阿拉伯人来说，劳伦斯坚忍不拔、毅力顽强、生活朴素，不像个欧洲人，倒更像他们自己。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他们以强烈而持久的忠诚回报劳伦斯，因为他们把他看作自己人。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劳伦斯在叙利亚待得越久、受当地人接受的程度越高，他的思维和行为就越来越不像是英国人。

（T. E. 劳伦斯和伦纳德·伍莱在卡尔基米什发现的赫梯雕刻）

在更深的层面上，他在叙利亚的时光让他开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他先前的关于西方“启蒙和教化落后民族”的观点。他与一个来自杰拉布卢斯、叫做达霍姆的年轻人的密切关系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上的变化。达霍姆当时只有十三岁，在卡尔基米什发掘现场负责赶驴子。这个聪明而特别英俊的少年很快被劳伦斯提升为私人助理，两人密不可分，导致有人窃窃私语，说他们可能是一对情人。不管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劳伦斯在达霍姆身上看到了阿拉伯民族本质上的高贵（这种新观念有些过度浪漫化了），仰慕他们的苦行禁欲，认为那是一种脱离了西方式放纵的“朴素的福音”【23】。

1911年，在从杰拉布卢斯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他第一次介绍了达霍姆，称其为“一个有趣的人”【24】，说自己希望帮助达霍姆。在这封信中，他表现出了与英国殖民主义思想矛盾的观点：“好在这一地区还没有受到外国影响。如果你们看过法国影响造成的破坏，还有美国影响的恶劣后果——尽管没有法国人那么糟糕，你们就会希望，这样的影响永远不要扩张。半欧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恶俗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不曾受过欧洲影响的阿拉伯人要比他们强一千倍。外国人来这里是为了教诲当地人，但其实他们最好是向当地人学习。

（少年达霍姆）……但在艾因阿萨德的这一天，令劳伦斯痛苦万分的还有另一件事，是近期发生的对他个人的沉重打击。从各方面证据来看，在劳伦斯在阿兹拉克期间，他得知了自己在卡尔基米什时的年轻伙伴达霍姆的死讯。达霍姆显然是前一段时间肆虐叙利亚北部的斑疹伤寒大爆发的受害者。在很深的程度上——这种程度之深，劳伦斯自己或许都没有完全理解——他已经在自己脑海中将这场战争幻化为达霍姆的形象。就是为了这个叙利亚少年和他的未来，阿拉伯人才需要得到解放。现在达霍姆死了，激励劳伦斯奋斗的许多东西也就随风飘去了。尽管他从来没有揭示《智慧的七柱》献词中的神秘的“S.A.”的真实身份——达霍姆的真名是萨利姆·阿里，但该书卷首诗的最初几节强有力地佐证了劳伦斯得知达霍姆死讯的时间和此事对他的影响：

我爱你，因此我将这些如潮的人流拉进我的手中

在繁星灿烂的天空里写下我的心愿

去为你赢来自由——那有七根支柱的智慧之屋

你的眼睛会为我而闪耀

当我们来的时候

死神似乎是我征途上的仆人，直到我走近你

看见你在等待

当你微笑时，悲戚地嫉妒时，他（死神）追上了我

并把你拉走

带入他无言的寂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