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年轻人有稳定的固定工作，有相当满足的收入，很多问题都将不是问题_风闻

【本文由“可爱的虎子”推荐，来自《关于劳务派遣的目的和现实社会的反应（增补）》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 大眼洞察
• 劳务派遣制度已经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对底层劳动者的剥削阶层。现在广大劳动者想进工厂必须和劳务公司签合同，以劳务派遣公司员工的身份进入工厂上班，出了事工厂一推三二五，全推给中介，中介则就像黑社会，最多给与保险公司投保的最低额度。

已经成为社会的毒瘤，封闭了工人在工厂的上升渠道。

      这种对劳动制度的滥用，其结果就是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对“预期紊乱”的忧虑有增无减。现在看来，当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就预见到“预期紊乱”的担忧，现在看来，周其仁先生的预感是很有见地的。尤其是50年代建立起的的劳资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爱厂如家”的信念，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与现行的“劳务派遣制度”之间存在天然性的矛盾。

       我们的房地产走到今天，固然与盲目的“大手笔”政策  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内需不足”。道理很简单：年轻人一是就业困难，居无定所。另一方面，基本都是劳务派遣工，工作单位不稳定·。就这两条原因，再考虑收入的不确定性，哪个敢：“就地买房”？房地产从“旧八条”到“新八条”，再到“房子是用来住的”等等号召，业内的“智库”尽管花言巧语大谈未来的愿景，但来百姓还是捂紧钱袋子。

      为什么？80年代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有一个精辟的总结：“决策者的决策是从学者那里淘来的，学者的理论则是从想象中蒸腾出来的”。对此现象，郑永年先生这样定调：“库无智”。所以，当下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如同古代的蒋干。

      可以这样归纳一下：只要年轻人有稳定的固定工作，有相当满足的收入，医院妇产科大夫就不会抱怨没有门诊量，开发商就不会担心没人买房，同样所有的学校就不会但又找不到学生，师范院校就有足够的生源。所以说了半天，问到底还是一个复杂大系统社会性问题——一个药方治不好病。

      题外话的一个例子：钱学森先生回国首先关注到的不是导弹，而是“两弹一星”项目的研究体系问题。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参与“曼哈顿”（原子弹和发射载体）不是以教授身份进入专家组，而是以工程师身份作为专家组成员。所以，钱学森对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起了以《系统控制论》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项目管理体系。我们现在的社会劳务体系其实是随意变动的一团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