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受特朗普关税政策伤害的人最支持特朗普_风闻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关税 自由女神‍‍‍‍‍‍

“关税”（tariff）是特朗普最喜欢的词。2024年10月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彭博社总编辑John Micklethwait采访时说：“对我来说，字典里最美的词是‘关税’（tariff），这是我最喜欢的词。”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就施行贸易保护主义，针对中国、欧盟加征关税，打贸易战，从2018年年中一直打到新冠病毒来袭。中国的确深受影响，估计特朗普认为这是他的贸易战的“功劳”，所以第二任期“再接再厉”。

2025年1月20日，执政第一天，特朗普就发布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其中提到，美国政府机构应当运用关税等手段，制定适当的措施来应对美国的贸易逆差等问题。

这一条被视作是“普遍关税”（across-the-board tariff）的修订措辞。去年，他在竞选总统期间主张对所有进入美国的进口产品征收超过10%的关税，这项无差别关税被称为“普遍关税”。

一周后的1月26日，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报复哥伦比亚拒绝接受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第二天，哥伦比亚就范，特朗普马上撤销了关税。

又过一周2月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至美国的非能源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在现行关税基础上再征收10%的关税，3月4日生效。我们本来年初五迎财神，结果迎来了一个万税瘟神。

美国这个针对其前三大贸易伙伴、覆盖其42.9%进口商品的史上最大单日关税行动，标志着特朗普2.0关税武器的全面升级。

从加征关税依据的政治程序来讲，这次特朗普又创造了一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援引美国1977年颁布实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前身是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实施关税政策的总统。该法案授予总统绕开国会、通过发布行政令实施贸易政策的权力。

总统也可以援引特定贸易条款（201、232、301、122 和338 条款等）发布行政令实施贸易政策，但是这个方法必须首先进行相关调查，耗时费力，不如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单快捷。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就多次援引该法案达到目的，熟门熟路，所以这次就职第一天就发布第10886号行政令，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因非法移民、非法药品和毒品入境问题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2月1日又颁布行政令，扩大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将所谓的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政府未能有效管控芬太尼等非法药品出口问题也视为对美国的不同寻常和异常的威胁。紧接着第二天就签署行政令对以上三国加征关税，一气呵成。

2月3日，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边境问题上对美国让步，特朗普同意暂缓加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

又一周后，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3月12日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钢铝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特朗普这次特别强调，相关要求“没有例外和豁免”。

2月13日，特朗普又宣布了最新的关税决定：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对其他国家加征“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即对方收美国多少关税，美国就收对方多少关税。不过这项政策实施起来比较麻烦，需要对每件商品进行税率核算。

据统计，这涉及5000多种商品、186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进行约930,000项核算。根本算不过来。所以特朗普将生效时间从前几天说的“立即生效”改成了“不远的未来”。

2月14日，特朗普又称，最早将于4月2日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土汽车工业。不过尚不清楚这一政策是否适用于所有进口汽车。

特朗普现在已经跑通了一条绕过立法机构以及其他一切羁绊、随心所欲地加征关税的捷径，主打一个随性、任性。他通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胆战心惊的关税政策到底要达到怎样的政策目的呢？这些目的是否真的能够达成呢？

目的不外乎两种，物质方面是revenue收入，精神方面是revenge报复。

首先，特朗普要增加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税由美国联邦政府征收，属于联邦政府财政收入，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关税是由谁支付的呢？特朗普是否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个谜。

坊间普遍的观点是他不知道。他真心认为关税是由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外国人”支付的，他在多个场合十分肯定地表达这个观点，义愤填膺地表示不能让外国人占美国人的便宜，情真意切，不像是装的。

这个观点从理论上讲、长期来讲、在均衡状态下来讲，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中、短期来讲、在向均衡状态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是非常错误的。

外国公司将商品出口到美国，美国进口商到美国海关支付关税，所谓清关，取出货物，在美国销售。直接支付关税的是美国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

当然这笔费用最终由谁来支付，归根到底取决于双方的议价能力。如果美国公司必须从这个外国公司采购货物，那么它只能自己支付这笔费用。如果美国公司有很多选择，完全不必从这个外国公司采购货物，而这个外国公司只有这一个客户，那么美国公司完全可以要求这个外国公司以降价或者其他方式支付这笔费用。大部分时候，情况落在这两个端点形成的数轴的中间的某一点。

目前美国公司的情况比较靠近前者。比如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公司，短期来讲，不太可能找到比中国商品性价比更高的替代者。到沃尔玛超市购物，但凡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东西价格都低得令人感动，而美国生产的东西都贵得令人心痛。

中国生产的一套很像样的服装不及美国出产的几颗白菜（Napa Cabbage）的价格。如果是在Publik超市（比沃尔玛高端一点），白菜按重量卖，一颗大一点的白菜得近20美元。当然，白菜可能不是很好的参照物，美国人似乎不太爱吃白菜，所以可能种得少，特别贵。

不过总体结论依旧成立，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所以美国公司愿意进口。短期来讲，美国公司很难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此价廉物美的东西。一是其他国家未必有如此勤劳智慧的人民，对报酬、工作条件、环境保护等要求如此之低；二是就算有，供应链的转移也需假以时日。所以，短期来讲，从中国进口商品的美国公司必须承担关税成本。

那么它们会不会把这个成本转移给消费者呢？这同样取决于两者的相对议价能力。2月11日，沃尔玛首席财务官John David Rainey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沃尔玛将不得不对受关税影响的商品大幅提价。消费者在零售巨头面前没有议价能力。

所以，最终，通过议价能力的传导机制，美国消费者将承担特朗普提高的关税。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增加的财政收入其实来自美国老百姓的腰包。**可见，如果议价能力强，那么关税由“外国人”支付；如果议价能力弱，那么关税由“自己人”支付。**美国零售业协会估计，特朗普的新关税将让消费者多支出460亿至780亿美元。这好比对自己国民加征税收。

可悲的是，这种税收直接影响低收入人群的生计。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四五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来讲，增加几百亿只是区区一点点，但是对低收入人群来讲，这是面包、鸡蛋和奶粉钱。政府从他们口里抠钱不太厚道。

不过，美国的税收向来如此，越有钱的人承担的税率越低。像巴菲特这样有良知的富豪实在看不下去，曾多次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这个问题，要求政府增加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富人的税收。

2011年8月，巴菲特甚至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认为美国现行法律对亿万富翁过于“友好”，应向他们多征税。2011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出向富人增税建议，以确保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所得税率不低于中产阶级。

奥巴马把这一条建议称为“巴菲特规则”或“巴菲特税”。后来人们戏称其为“富人税”。民主党力推这个“公平税收法案2012”，但未果。

美国普通中产阶级支付的边际税率为15%至25%左右。对更富有的中产阶级而言，大部分收入可能需要缴纳35%的边际税。然而，投资收入的税率却不超过15%，比工资税率低很多。这意味着靠资本获得收入的人承担的税率比靠劳动获得收入的人承担的税率低得多。

巴菲特自己举例说，他2010年的税单总额为640万美元，只占他应纳税收入的17.4%。而巴菲特办公室20多名雇员缴纳的平均税率却高达36%，这很不公平。

比尔·盖茨十分支持巴菲特，并提供补充意见，认为提高对富人征税的重点不应该是其收入所得税，而应该是遗产税、资本税等税种。

在建议征收“富人税”的同时，巴菲特还提出了降低穷人税赋的具体方法。2020年疫情暴发后不久，巴菲特在奥马哈接受雅虎财经总编辑Andy Serwer的独家专访，他建议政府针对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特别是有孩子的夫妇）免征劳动所得税，而且是每月抵免，而不是一年一度抵免，毕竟账单多半是每月支付，而不是每年支付。

对于“富人税”，特朗普与巴菲特的态度完全相反。特朗普对于自己巧妙地钻空子避税的能力十分得意，在2016年竞选总统第二次辩论时，甚至介绍了避税经验，他说：“把资产记为费用或损失， 可以有效减少该资产的价值和收入，费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折旧。”他还声称巴菲特获得了巨额税收扣减。

第二天，巴菲特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说明他的税务事宜：“本人2015年的纳税申报表显示，经调整后的总收入为11,563,931美元，当年缴纳的联邦所得税为1,845,557美元。往年的纳税申报表也反映了类似情况。我从1944年13岁开始，每年都会缴纳联邦所得税。”

2021年7月1日，特朗普公司及其首席财务官魏塞尔伯格因涉嫌财务造假及税务犯罪，被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院起诉。2022年8月，魏塞尔伯格正式认罪，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魏塞尔伯格转为污点证人，指认特朗普集团。2022年12月，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正式裁定，特朗普集团税务诈骗等17项刑事罪名成立。

特朗普对税收的态度一向是“减税”，不过是针对富人减税。而真正希望针对穷人减税的是民主党的总统（比如拜登）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比如哈里斯）。

你可能会认为穷人会支持民主党以及民主党的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然而事实正相反，把特朗普再次抬进白宫的主要是穷人，和上次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和特朗普号称的加征关税的第二个目的有关，就是revenge报复。他号称加征关税可以逼企业家把工厂从国外搬回美国，为美国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帮助美国人民把被“外国人”抢走的饭碗夺回来。

然而，仔细分析，美国人真的能做、愿做所谓被“外国人”抢走的工作吗？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苦、累、脏的活，报酬又很低。

美国曾经有过很多纺织厂，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和哈撒韦早先就是他收购的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两个纺织厂。经过20多年的挣扎，巴菲特最终于1985年关停了纺织业务。

纺织业先是从美国北部转移到美国南部，然后又转移到了外国。美国也曾经有过很多钢铁厂，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生产制造业十分发达，在东北部五大湖及其附近地区形成了一个“制造业带”（Manufacturing Belt），现在成了“锈带”（Rust Belt）。

如果现在有人提议要让纺织业重回美国，美国人会觉得此人脑子有毛病；但是现在特朗普提议要让钢铁业重回美国，重振“锈带”，美国人觉得他是救世主。

纺织业在美国消失了，钢铁业基本上也消失了，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停滞不前。实际上，美国经济扶摇直上。2016年，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指出，自1930年自己出生以来，美国人均GDP已经增长了近六倍。他说：“美国现在就很伟大，将来也将很伟大。”直指特朗普的竞选标语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

八年后的今天，美国GDP从2016年的18.8万亿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29.2万亿美元，而人口只是略有增加。股票市场指数连创历史新高。1930年巴菲特出生那一年，道琼斯工业指数（简称道指）为250点。2016年12月31日为19,762点；2020年12月31日为30,606点；2024年12月31日为42,544点。从数字来看，美国伟大不伟大，和谁当总统关系不大。

虽然美国的“制造业带”成了“锈带”，但是又出现了硅谷，计算机行业蓬勃发展，然后是互联网，现在是人工智能，再后面是人形机器人。可见，只要制度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就会有一浪高过一浪的创新不断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何必刻舟求剑，非要把低端制造业弄回来呢？已经爬上食物链的顶端了，又何必要爬下去和猎物争食物呢？

当然，这是从美国经济的整体、长远来讲的道理。但是对于眼下“锈带”那些被时代淘汰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巴菲特认为：“政府应该让他们在市场体系里找到归属感，随着美国这只经济大鹅不断产下金蛋，让他们分到更多的份额。”他把美国比作一个有众多孩子的富裕家庭，他说：“如果你有六七个孩子，有可以传承的一份家业，你肯定会选最能干的那个孩子继承家业，因为市场体系要求如此，但同时，你也得确保7个孩子都能参与分享家族的财富。”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应该为那些不太能干的子民提供足够的福利、医疗、教育，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并确保他们的后代与富人的后代享有差不多的教育机会，以获得良好的工作机会，提升社会地位。

对于弱势人群，确保机会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是一个政府对他们最负责任、最有效的帮助。

试图把过时的饭碗从外国人手里抢回来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抢回来了，他们也不愿意干、不会干，他们的子女更不愿意干、不会干。而全面开打贸易战，就更不应该了，因为最终受伤的还是这些人。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特朗普这样做到底是为了谁？如果他真正为穷人着想，为什么要提高关税？当然正如前言，他很可能真心相信关税是由外国人支付的。

但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提高每小时最低工资？哈里斯在竞选时承诺，如果当选总统，将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当前的7.5美金提高到至少15美金。但是特朗普就是不愿意承诺，哪怕被一再追问。

讽刺的是，最支持特朗普开打贸易战的正是这些穷人。为什么呢？打贸易战，提高关税，把饭碗从外国人手里抢回来，这样的叙事特别能打动人，因为里面包含了恐惧、仇恨、报复、获胜等多种最原始、最本能、最强烈的情绪成分，所以情绪价值拉满。

除了revenue收入和revenge报复，特朗普加征关税的第三个目的是把关税作为谈判的筹码，以在移民问题、毒品问题，甚至领土问题上获得谈判的主动权。

他一边甩着加征关税的鞭子，一边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扬言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声称将拥有、接管加沙，甚至绕过乌克兰直接和普京谈判俄乌停战协定，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锈带的川粉欢呼雀跃，他们在多年失落后终于找到了再次伟大的感觉，再次成了“伟哥”。尽管这种感觉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好的生活，实际上很快他们可能连中国制造的东西都要买不起了，但是他们感觉超好。

特朗普早就掌握了如何获得这些人支持的流量密码，不必提供面包，只需提供精神鸦片。“特朗普给民众投喂精神鸦片”，这话不是笔者的原创，是引用副总统万斯的话。

当然，这是万斯在尚未投奔特朗普前骂他用的话。他说特朗普是希特勒，是贩卖虚假希望、精神鸦片的毒贩子。

然而，历史一次次证明，就是这样毫不犹豫、毫无愧疚地利用人性之脆弱与邪恶的毒贩子最得人心。丘吉尔说：“和一个普通选民聊五分钟，就能找到反对民主制度最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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