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温柔乡，西晋士族南渡不思进取，北方士人却探索出国家出路_风闻

当带兵进京的董卓和避乱北逃的汉少帝刘辩一行，在洛阳的邙山一带相遇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丧钟便已敲响，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动乱亦在酝酿之中。一个属于豪强和英雄的时代，一个战乱和萧条的时代，渐渐展开，这便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如果从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废少帝立献帝算起，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天下重归一统为止，这段分多合少的乱世，已经持续了400年。在这段乱世之中，士人将自身的命运与大时代紧紧相连，演绎出极其丰富的历史大戏。

一、士分南北：历史的分流

建安五年(200年)，寒族出身的曹操率军在官渡打败了“四世三公”的豪族袁绍，史称官渡之战。此役奠定了曹魏在北方的基业，也宣示着寒族势力对士族势力的胜利，只不过这胜利是暂时的。

曹操重视法术，唯才是举，崇尚节俭，一举打破了儒家士族的精神堡垒，他的麾下不仅汇聚了一批有才能的寒族人士，也容纳了很多像荀彧这样的士族代表。曹魏终于在刀枪火海中建立了起来。但官渡虽败，袁绍虽死，士族力量却只是暂时地避让忍辱，静待着时机的到来。等到曹操去世，他们便推举出司马懿，重新来博取政治上的权力。

新《三国》中的司马懿

袁绍的接班人是司马懿，他出身于河内司马氏，心狠手辣，手段高超，在一众士族的支持下最终成功攫取了曹魏政权。于是士族在政治上又抬起了头，凭借着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士族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愈加巩固。道德名教的标榜、门第观念的强化，都预示着西晋到底是儒家士族的政权，唯才是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实，曹家和司马家的政权都得位不正，尤其是司马家，于是最高统治者一方面高标着儒家孝义，一方面又心狠手辣地维持着统治。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中，由东汉清议演化出魏晋清谈，老庄学说逐渐在士人之间流行，“越名教而返自然”的风气兴盛起来，著名的代表便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清谈玄思或许高妙不可言传，但如果高官也务虚避实，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不巧的是，西晋正是在上层的持续腐化和崇尚玄虚中垮台的。

在北方持续的大乱中，士人再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一回，历史将为他们分流。

二、南渡衣冠：绚烂的困境

西晋垮台，北方大乱，久居上层的士族选择南渡，拥戴着晋室的后裔重新建立起政权，是为东晋。而留居中原的较下层士族则不得不团聚民众，直面“五胡”在北方掀起的惊涛骇浪。

衣冠南渡

南渡的士族携带着大批的宗亲和部众蜂拥而来，以拥立晋室的美名在政治上再度立足，并借着晋室的名号在南方占地修园，获得经济利益。南渡之初，惊魂未定，百废待兴，或许还有些哀愁和忧思，等到情势稳定，士族们又纷纷有了“此间乐不思蜀”的意味，讨论玄思的兴致又卷入重来。

东晋政权偏居一隅，如何妥善地消化安置南渡而来的政治势力，如何破除门阀士族和低层寒族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挥之不去的难题。门阀士族在政治上自有根基，所以对北伐事业不热心，而寒门疏士和王室近戚却很想建立功勋，于是东晋不时陷入北伐和内乱的循环之中。

东晋士族代表——王羲之剧照

最后，出身寒门庶族的将领刘裕以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事实力取代了东晋，是为南朝。而东晋南朝的士族门阀已经腐化糜烂，再也扛不起时代命运的大旗了。正可谓，士族无进取，寒族无教养，南朝无出路。但对于整个中华文明而言，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终究是在北方探索的。

影视剧中的刘裕

三、走向隋唐：北方的道路

南渡的士族在南方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于是竞相安逸享乐，畅谈玄思；而留在北方的较低层的士族则要面对“五胡”的入侵和抢掠，时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环境之中，所以比较务实和积极。这不能不说，因为大江南北的士人所处位置、所占地位、所持态度不同，所以命运也不一样。

一旦胡人要立足中原建立政权，便不可避免地要与士族合作，于是北方的士族渐渐获得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但真要让北朝焕发出新的生机，还需要在政治经济上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来。北方士族在与异族统治者的合作中，相继产生了三长制、均田制和府兵制的规划。

三长制让政府的力量能够渗透到底层民众，均田制让底层的民众能够有一个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府兵制让民众的军事征戍有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规定。于是，底层民众的生活开始好转，国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和强化。这一番实际摸索中建立起来的制度，让北方真正开辟出稳定可靠的道路来。

文史君说

自从东汉士族形成稳固的势力以来，这样强大的士族力量注定和有力的中央政府无法共存，于是在东汉中央的衰落中士族力量壮大，在隋唐中央的强盛中士族力量衰落。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士人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分化和变形，以去适应那个时代的变化。

参考文献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3年。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点击「浩然文史」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