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拉尼领导的叙利亚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取缔本国共产党_风闻

2025年1月29日，希腊“保卫共产主义”网站（idcommunism.com）刊文：由伊斯兰教徒朱拉尼领导的叙利亚临时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国内所有“民族进步阵线”党派的活动，其中包括叙利亚共产党。

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原名为艾哈迈德·侯赛因·沙拉，先后加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组建起“努斯拉阵线”

叙利亚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老阿萨德的清洗之后就已经一蹶不振。

叙利亚所在的阿拉伯地区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18世纪开始的殖民主义掠夺和资本主义剥削，让它沦为灾难深重的落后地区。20世纪初开始，阿拉伯人民为了寻求民族解放和复兴道路作了无数次不懈努力，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有穆斯林改良运动。

改良运动提出，要复兴阿拉伯，就必须对已被西方思想侵蚀的伊斯兰教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人民心中重新扎根。大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前往英、法等西欧强国。

最先将社会主义一词引入阿拉伯世界的，是埃及学者萨拉姆·穆萨，他在1908年赴英国考察，观察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12年回国后发表了《社会主义》一书，但这本书并未引起有能力阅读的阿拉伯中上阶层注意。

而最早提出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是两个叙利亚人，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赫丁·比塔尔。阿弗拉克于1932年赴法国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参加了法共的活动，受到了影响。1944年他与好友比塔尔共同发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一书，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阿拉伯社会主义很快成为阿拉伯地区广为流传的政治思潮，有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在内的7个阿拉伯国家以之为奋斗目标，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催生出了复兴社会党的“复兴主义”，在埃及、苏丹、利比亚催生出了“纳赛尔主义”。

所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阐述者并不是受苏联影响或培养出来的，而大多是诸如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巴黎大学、哥伦比大学的毕业生和各种西方知识界分支。当然也有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各个阿拉伯国家组建了共产党，但影响力不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只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道路上充当了同盟军的角色；此外，还有受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影响的激进运动的参与者，例如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阵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毛主义的游击战思想的影响。

之所以作这样的区分，就是为了说明“阿拉伯社会主义”旗帜下催生出来的“复兴主义”和“纳赛尔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为终极目标，却反对由“社会主义”发展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主张阶级融合，反对阶级斗争……

叙利亚在1946年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但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干预从未停止，执政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民族集团软弱无力。仅1949-1951年，叙利亚就发生了得到美、英支持的4次军事政变。

1954年2月，靠政变夺取政权的施舍克利被军队推翻，接着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直到此时，叙利亚共产党才被宣布合法，叙共领导人哈勒德·巴格达什被选入议会。但叙利亚的共产党人丝毫没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在叙利亚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而是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当作他们的历史使命，政策是促成反帝人民战线。

1957年，当右翼保守主义的人民党提议对资本课以重税的时候，巴格达什却跳出来反对，他说我们的目标不应是防止，而应鼓励资本的扩展。

1958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原本的打算是搭上埃及的便车，快速发展经济，未曾想纳赛尔极其反对共产主义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刚刚成立，纳赛尔就对叙利亚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进行大清洗，还不允许叙利亚的商品流向埃及市场。

1961年，叙利亚宣布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随之宣布解散；1963年3月8日，复兴社会党重新通过政变执政，那时担任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哈菲兹·阿萨德，在政变成功后担任革命司令部全国委员会成员，次年被任命为叙空军司令。

政变后建立起来的政权的实权控制在了青年军官集团手中，但名义上的领导权却还在复兴党机构的那些知识分子手中。那时的复兴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同纳赛尔对抗的时候，纳赛尔嘲笑复兴主义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于是，军官集团赞同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很多是叙利亚前共产党员身份）来帮助复兴党重新制定党章，起草了名叫“某些理论方针”的文件（以下简称“方针”）；此举也是青年军官集体为了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削弱复兴党机构的权力。

“方针”比埃及的宪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又靠近了几步——宣布“革命并非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而只为对革命有直接利益的阶级，即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服务”。其中删去了士兵，更重要的是删去了民族资本家；新党章还强调了先锋队的作用。然而，和埃及的宪章一样，“方针”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文件中连这个词都不提。

“方针”的大部分论点被复兴党在1963年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也帮助新统治集团牢固地掌握了政权。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了牺牲品，于1964年上半年被驱逐出复兴党，甚至遭到逮捕或流放。

但是，新党章还是影响到了萨拉哈·贾迪德领导的复兴党激进派，他们在1966年2月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换掉了复兴党原领导层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叙利亚共产党也被允许参加内阁并担任关键职位。

1970年，在军官集团、保守派以及资产阶级的共同支持下，哈菲兹·阿萨德起兵发动“纠正运动”，逮捕了复兴党领袖贾卢德，对复兴党激进派和叙共进行了大清洗。

阿萨德上台后，“纠正”了前任总统强调的国有化以及取缔没收外国资本的“激进”政策，开始支持发展私人经济、民族经济，不过仍然强调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1973年开始，叙利亚实行对外开放，鼓励私人投资，欢迎外国资本来叙投资，为此还设立了免税工业区，并先后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城市设立贸易自由区。在农业方面，权力得以巩固和集中的阿萨德终于完成了复兴党一直没能进行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提倡集体化，组织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兴修水利、兴建拖拉机厂、进口大批农业机器，极大地发展了农业经济。

在对外政策上，最开始因为与以色列的矛盾，阿萨德政权全面倒向苏联，获得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大量物资军备和经济援助，使得轻工业和石油开采业得到飞速发展；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的衰落，阿萨德政权开始与美国接触并重新建交。海湾战争爆发以后，叙利亚参加了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

需要指出的是，老阿萨德尽管在政策形式上借鉴了社会主义，如坚持国营企业的“领导地位”、发展国营农场。但“纠正运动” 政变之后，叙利亚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阿萨德家族及其所属的阿拉维派少数族群开始掌控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权位，叙利亚的国营企业、国营农场事实上沦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在叙利亚国内迅速形成了一个腐败特权阶层，另一方面不断激化着阶层之间的矛盾。而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奉行的事实上是一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纲领，民族主义始终占据着叙利亚的主流意识形态，阶级矛盾很容易就被引导为民族矛盾、族群矛盾，最终导致了占国内人口七成的逊尼派在80年代初的起义。

老阿萨德对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逊尼派起义回之以血腥强硬手段，在哈马省实施了焦土政策，老阿萨德的弟弟里法特亲自指挥精锐部队，挨家挨户清剿“圣战斗士”，数以万计的哈马市民倒在血泊中。平息哈马叛乱不久，阿萨德又承受了一起由逊尼派军官和非阿萨德家族阿拉维派军官联合发动的军事政变……这些矛盾虽然得到了平息，却为后来叙利亚反对派的崛起埋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也为帝国主义分化、瓦解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契机。

老阿萨德清洗了复兴党的激进派和叙共，最大程度摒除了社会主义因素，建立了专制政权，种下了民族主义的因，最终让他儿子“收获”了民族主义的苦果，最终将政权拱手让给极端保守势力，让叙利亚彻底回到了“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