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财政压力与汉军出旗_风闻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清朝是一个人口迅速增长的王朝。据史书记载，在顺治朝末期，清朝的人口数量大约是八千多万。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荣与变迁，到了清朝末期，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四亿以上，增长了近五倍。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趋势反映出清朝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昔日清朝之基石，八旗之众，究竟有多少人？计有二百五十四万之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及汉军八旗等。

审视之下，历经两百年的繁衍，八旗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步伐。相较之下，即使与明朝宗室相比，这一数字也显得微不足道，显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万历四十七年，据《明神宗实录》所载，明朝宗室人数已飙升至六十万之众。自明初以来，仅仅两百多年的光阴，宗室家族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从数十位扩充至如此庞大的规模。

在清朝八旗政治地位显赫的背景下，其人口增长的逻辑似乎并不合理。

若有人暗中操控，这一切便说得通了。也就是说，这是清朝几位皇帝的有意安排。

既然如此，那么清朝为何采取了这样的行动？究其原因，背后隐藏了哪些深层动机和原因？。

面对本族的众多穷人，清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此前两千年的封建王朝未曾面临的问题。

清朝之基石，入关之本源——八旗之力。一如其他王朝的开国功臣，其地位无可替代。

在一个王朝中，显赫的勋贵家族不过百来户，尽管他们子孙繁衍，唯有长子能承袭爵位。而且，皇帝也会时不时地整顿勋贵集团，因此，勋贵势力始终能被有效地压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他们的势力，如同天空中偶尔闪现的流星，虽璀璨夺目，却难以持久。

八旗与众不同，它是一个以民族为根基构建的军事贵族集团。凭借这种独特的形式，八旗能够汇聚起最强大的力量，凝聚出无比的战斗力。在入关之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了显赫的功勋贵族集团。

事情颇为棘手。按政策规定，八旗子弟皆享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们身为八旗后代，自然拥有铁饭碗般的优越地位。就如同明朝的藩王制度，只要属于藩王的血脉，朝廷都会按时发放俸禄。

八旗在丰厚的补贴及子孙繁多的传统氛围中，必然会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

基本人口增长对满人群体的确带来利益，但对爱新觉罗家族来说，负担亦加重。消费支出增加，家族财政压力增大，奴仆增多，自然减少主人的财富，怎能不让人忧虑？

实际上，清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而非单纯八旗制度的产物。因此，他们在做出限制的同时也会有所顾忌，不敢过于严厉。

异族入驻中原的清朝，为了维护统治稳定，必须稳固八旗这一基石。然而，若放任八旗人口无节制增长，国库收入难以支撑，贫困将不可避免地笼罩众多八旗子弟。

面对浩如烟海的贫困同胞，该如何应对？

在一个汉族的王朝里，这个问题几乎无足轻重。因为在那些时代，同一个民族中存在着众多贫困人群，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只要维持基本的生计，一切便相安无事。若生活无着，那便会引发一场变革，一场起义，以求生存之道。

在皇帝眼中，局部起义不过是微小的波澜，只需迅速而果断地镇压，便可平息风波。

然而，旗人的贫困群体与众不同。他们曾是八旗的后裔，依赖八旗制度生活。八旗作为清朝的核心统治力量，若他们发生反抗，将让爱新觉罗家族面临两难的抉择：是否镇压。这造反一旦爆发，其影响不可小觑。

爱新觉罗家族依靠八旗制度稳固了地位，但如今却要防备八旗子弟的动荡？这不是自我质疑，挑战自己的统治基石吗？八旗制度原本就是防范异族侵袭，如今却成了解体内在的隐患。

面对反抗，若不加以镇压，后果将不堪设想。清朝政权将面临着被推翻的风险，汉人与旗人的联盟将愈演愈烈，直至清朝彻底崩溃。

面对困境，何解？唯有寻求根本之策。首要任务是遏制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的人口增长，并让部分汉旗人离开旗籍，这是治本之策，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的难题。

首先进行的是出旗仪式。八旗并非仅由满族人组成，还有众多的汉、蒙、达斡尔等各族兄弟共同护卫。在这之中，汉人一般归入汉军旗内，蒙古兄弟则分别归于蒙古八旗。在这几大军旗之中，满洲八旗的地位最为崇高，蒙古八旗次之，而汉军八旗则位列其后。

虽称汉军旗，但他们已融入八旗大家庭，被视为旗人一员。他们如铁一般坚韧，依靠八旗的粮饷为生。汉军旗下的女儿，亦有机会参与选秀，与皇室结亲。她们与普通的民人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有着独特的身份和地位。

当初清朝初立，汉军八旗虽位居低位，然其功勋却卓越非凡，堪称清朝入关后征战四方之先锋力量，其人数亦在八旗之中独占鳌头。

顺治五年，即公元1648年，据丁册所载，八旗汉军与壮丁合计达26万人，占据了八旗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雍正年间，这一数字持续膨胀，人数进一步壮大。

雍正元年，四十四万的汉军与家丁联合，占据了八旗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无疑是旗中选拔的翘楚。

初时，八旗的包衣奴仆得以赎回自由身份，自立门户。随后，汉军中的闲散人员也被允许脱离旗籍，而空缺的职位则留给满洲八旗的后裔，以保持旗人地位的传承。

随着旗人数量的增加，朝廷负担加重，至乾隆年间，为应对严峻局势，乾隆大力推行出旗政策。

在乾隆七年，朝廷向汉军八旗发布了《关于汉军回归原籍的迁移指令》。乾隆皇帝深知汉军八旗并非满洲族群，面对他们生活的艰辛，虽然表面上是出于关怀，让他们改归民籍，但实际上，这一举措更像是卸磨杀驴的行为。

昔日令汉军八旗勇冠三军，驰骋疆场，如今却要面对养不起的困境。于是，清朝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汉军出旗计划，而汉军八旗则首当其冲。

曾经的京师八旗，是清朝的基石。乾隆年间，这一政策不再局限于京城，而是扩散至各地驻防。以福州为例，那些驻守的八旗汉军，在乾隆十九年的七月，彻底转变为出旗为民。他们的旧居，那座曾经的满城，自此只留给了满人的八旗，作为他们的驻扎之所和生活之地。

但是，汉军八旗也面临着人数过多的困扰。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他开始着手调整八旗制度，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数问题。

汉军八旗，原为清朝入关前的汉人部队编制。皇太极曾许下承诺：“永为八旗。”然而，乾隆却背弃了这一誓言。

之后，皇室家族的亲信侍从，包括包衣、内务府管领下的人以及庄头旗人，都被强制离开宫廷，转为平民身份。

昔日盛极一时的汉军八旗，如今遭遇变故，众多成员被剔除供养系统。至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汉军八旗及家丁人数锐减至二十二万，仅占据八旗总人数的四成有余，可见其衰落之剧烈。

在宣统年间，汉军八旗的人数锐减至仅存的21596人。根据《宣统政纪》的记载，这一数字相较于庞大的旗人群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昔日的辉煌已然逝去，汉军八旗在这一时期几乎被完全裁撤。

余下的钱足以支撑其他旗人的生活，不必忧虑那些困境中的满人贫民与汉人贫民联合起来引发动荡。

为了采取策略，他们巧妙设计了满城这个计划。诚然，其初衷是驻扎满军以防汉人。然而，汉人隔离之策却也间接使满城变成了满族人的自我限制。这分隔的两城，汉人虽无法触及，却也使得满城成为满人自身的束缚之地。

满城内的满族人受到严格限制，不得随意离开驻地，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由于满城地域狭窄，缺乏足够的住房资源，导致他们难以成家立业。

清朝为了控制满人的繁衍，实施了严苛的规定。满汉之间严禁联姻，也不允许满人收养汉人子女。更不容许满人外出从事劳动，一切生活所需均由朝廷供养。然而，朝廷的供养是有定额的，远远不能满足大家族的生活需求。这样的措施，虽确保了满人的闲适生活，却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与压力。

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满人家族必须严格控制子女数量。孩子过多会大大增加生活开支，使满足日常生计都成为一种挑战，更别提保障每个子女将来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

真相是，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在这里执行得十分严厉。例如，嘉庆二十五年，嘉庆亲侄子绵志因娶汉女为妾，被革去了郡王头衔。身为郡王尚且如此，其他人的处境可想而知更为严峻。

经过一系列组合拳的重拳出击，满人的繁衍速度受到了彻底的控制。

这个策略只能短暂奏效，难以长久持续。因为它违背了自然的繁衍法则，即使设下限制，满人的数量依旧会逐渐增长，只是增速会相对放缓。

在清朝晚期，权势阶层的八旗对底层旗人的剥削愈发残酷。为了生存，一些旗人不得不放弃旗籍身份，而有些人则选择逃离满城，寻求工作谋生。这种压迫愈发严重，甚至引发底层旗人的反抗意志，反清情绪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关外的满族群体中，造反的呼声已经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