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俄制华，米尔斯海默是馊主意还是妙主意，特朗普能重演尼克松的历史吗？_风闻

                                                                                          新三角关系可能成为现实

2024年12月9日，底浪Wave发布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与俄罗斯政治学者杜金的对话。

对话中，米尔斯海默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在特朗普政府试着缓和美俄关系，对抗中国方面做出政策调整方面谈了自己的理解。

似乎是为了印证米尔斯海默的想法，仅隔三天，2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且富有成效的电话交流。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中东、能源、人工智能、美元的力量以及其他多个话题。

特朗普表示，双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同意紧密合作，包括互访对方的国家。双方还同意让各自的团队立即开始谈判。

特朗普的表示同时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证实，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日晚公布的消息，俄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通话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普京和特朗普就中东和平进程以及俄美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普京还邀请特朗普访问莫斯科。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关系格局方面的这种调整我们似曾相识。上世纪的1972年，在美苏对抗中美国战略上处于守势时，当时的尼克松政府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并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段历史似乎要在今天的美俄关系调整上重演。

1972年2月21日，在多番协调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正是因为对“中美联合”的忧虑，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系统的调整，以缓和对冲中美关系的改善。比如，为了缓和美苏紧张关系，防止美国进一步向中国靠拢，1972年5月，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莫斯科举行峰会，双方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苏联还积极推动欧洲多边对话，并最终促成1975年《赫尔辛基协议》，同时苏联在人权等问题上也做出了象征性的让步，以换取西方对其战后欧洲边界现状的承认。苏联还增加了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如从美国进口粮食和技术设备，试图通过经济互惠稳定美苏关系。

当前的中美关系是否又使美走到了美俄关系调整的当口呢？虽然美俄关系的调整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美俄关系的调整和中国的对策做某些预判性的讨论。

美俄关系的调整是否会走到“联俄制华”这一步，对米尔斯海默的设想，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就目前的情况和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些不切实际或者至少在目前环境下难以实现。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多变，双方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互不信任和竞争。尽管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可能认为大国之间应该基于实力和利益进行合作与对抗，但“联俄制华”这一策略忽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考虑。

    其次，现实中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使得“联俄制华”难以实现。目前，美国与俄罗斯在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竞争，例如乌克兰危机就体现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试图联合俄罗斯来制衡中国，显然忽略了俄罗斯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

比如普京提出了两个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一是乌克兰永久中立，二是以现在的占领区为新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这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设立俄乌军事缓冲区，以及军事缓冲区由欧洲驻军提议。美俄两边的主张显然直截顶牛，俄罗斯最忌讳的北约东扩，这不北约的军事力量还是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吗？再说这条新的边界即使美国承认，乌克兰和欧洲能承认吗？把乌克兰和欧洲别在一边，美俄两国来解决乌克兰问题，我觉得这是在痴人说梦。

                                                                                          美俄缓和关系开始向现实发展

基于这两点理由，美“联俄制华”这一策略在目前的环境下可能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其最根本的缺陷是它忽视了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和战略考虑，同时也未能充分考虑到当前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完全没有价值。他的现实主义视角和对大国关系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执政才三个星期的特朗普政府也确实在向这方面努力。这些动向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与当前美俄关系改善可能性的国际背景，既有其历史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现实的显著差异。这是我们讨论对策的现实基础。

首先得承认无论是上世纪1972年代还是现在的国际局势演变，大国三角博弈的底层逻辑并没有改变。

一是两者联合起来制衡第三方这是相似的：

1972年中美接近，中美联合制衡苏联的扩张，尤其是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如支持北越、印度等）。

当前美俄出现了关系缓和的潜在可能性，若美俄关系改善，美国最明显的意图是牵制中国的崛起，而俄罗斯也可以借机缓解西方制裁的压力。

二是三国由于各种危机的驱动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这也是相似的： 

1970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经济滞胀，苏联军事扩张威胁加剧，中国面临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的“北方威胁”。

当前背景，美国受制于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国内政治极化的困扰，俄罗斯因战争陷入经济政治上孤立的境地，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这说明三国都有调整关系的动因。

三是经济互惠的实用主义仍在三国处理相互关系时的主题也是相似的。

1972年，中美通过经贸合作（如小麦贸易）建立互信，缓解对抗。

当前，美俄若缓和，可能涉及能源合作（如欧洲能源危机后的俄油气出口）或粮食贸易，但受制于制裁难以突破。

但相似并非相同，目前的国际局势与1972年代的国际局势有着明显的不同。

一是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0年代，两极格局（美苏争霸），中国虽是“关键第三方”，但却很弱。

当前，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过渡，中美成为矛盾的主要方，俄罗斯是次要矛盾方，新兴国家（印度、巴西等）话语权上升。

二是三国间主要矛盾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1970年代，意识形态与军事安全主导着相互关系（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核军备竞赛）。

当前：技术霸权与规则竞争（芯片、AI、太空），经济“脱钩”与供应链安全，非传统安全（气候、疫情）重要性上升，这些方面推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是联盟体系出现了灵活性改变： 

1970年代，阵营对立固化（北约 vs 华约），中美合作打破僵局。

当前，联盟已碎片化，“议题联盟”盛行（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欧对俄制裁联盟等），北约、欧盟虽然仍然存在，但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向更倾向于灵活选边。

四是中国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 ：

1972年，中国是“弱势平衡者”，借美苏矛盾打开外交局面。

当前，中国是博弈核心方，美俄任何互动均需考虑对华影响（如中美俄三角中，中国已成最大经济体），这是三国关系互动中最大的不同点。

1972年中美缓和是两极格局下“弱者联合制衡强者”的经典案例，而当前美俄若改善关系，则是多极化时代“强者试图分化挑战者联盟”的试探。中国的应对需超越冷战思维，以“体系性权力”（经济、技术、规则塑造）为核心，避免被动卷入大国妥协，同时巩固自身作为多极世界关键一极的地位。

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的挑战是有重大借鉴作用的。1970年代中美苏三角互动中，中国通过“联美抗苏”打破孤立，可以说中国是那场外交博弈中的最大赢家。那么今天当美俄向着缓和关系迈进时，我们则需警惕成为美俄妥协的“代价”。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同样成为这场国际格局调整的最大赢家。

中国的核心策略应该是以中俄协作对冲美国压力，以多边机制分化西方阵营，以实力升级确保战略自主。其目标并非彻底阻止美俄缓和（事实上中国也做不到而且也不会做），而是通过增强自身体系性权力，确保在任何大国关系重组中不被边缘化。未来，中国的应对将更依赖经济韧性、技术突破和非对称战略工具（如数字治理、发展援助），而非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抗。

特朗普政府无论能否重演尼克松政府的历史，中国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不做国际关系的投机者，但我们一定要做自己利益的主导者，50年我们能做到的事，今天应该更有能力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