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直言，对原汁原味的执念，是禁锢中国菜的最大枷锁_风闻

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canva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刀工见真章，本味自流香。

吊汤不用味精，全凭火腿干贝高汤提鲜

鸡有鸡味，鱼有鱼味，绝不能用香料盖过食材本味。

……

这些话术，常常见诸于描述中餐技艺的菜谱里，描述中国美食的文章里。总而言之一句话**，高端的烹饪必须原汁原味，多用香料就是低级的。**

但这种饮食逻辑本身，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这是云南人以薄荷作为煮火锅的蔬菜。

这是广东人的陈皮豆沙，陈皮不是单纯的香料，而是红豆沙里的一部分食材。

这是湖南人的紫苏螺蛳，紫苏叶入味了比螺蛳还好吃。

香料和调味品之间是有区别的。香料可以用于调味，但很多时候，它们也可以是食材——当香料作为食材出现的时候，所谓的原汁原味少用香料，就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

中国人对于香料的偏见，始于地理。

在东亚这片被青藏高原、戈壁沙漠与太平洋切割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千万年来受到西伯利亚高压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明显低于同纬度地区。除了少数耐寒的香料之外，大部分香料作物都无法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华北华中地区种植。

当印度次大陆的咖喱叶在潮湿空气中肆意生长时，中国本土香料植物如花椒、八角等却演化出适应气候的生存智慧——果实更小、精油含量更低。

这是中国家常厨房香料通常只有葱姜蒜辣椒“四大件”的直接原因；也是不从事专业烹饪的多数中国人无法准确描述丁香、豆蔻、草果、牛至、砂仁、山奈、木姜子等热带香料的风味的文化基因来源。

对我们来说，这些香料都是卤味料包里那一堆分不清楚谁是谁的兄弟姐妹，或是中药房里君臣佐使阴阳配伍的神秘素材。

与寒冷气候相对，奔流而下的长江黄河又带来了丰饶的腐殖质，季风气候为农田劳作提供了准确的周期，使得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很早就开始萌芽。人们摆脱游猎捕捞的生活，以农田里的产出作为主食，去腥、除膻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当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泥板上记录百里香栽培技术时，中国甲骨文正在歌颂粟米丰收；当波斯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运输藏红花时，中国农民正在培育抗旱的稻米品种，这种文明重心的差异，注定了香料在中国农业体系中的边缘地位。过早成熟的农业思维，也将香料植物贬为"奇技淫巧"。

《齐民要术》记载的37种烹饪技法中，涉及香料创新的不足十分之一，暴露了农耕文明对味觉探索的消极态度。

大量的农田物产，还让先民们产生"靠山吃山"的自足幻觉。当丝绸之路带来胡椒、孜然时，士大夫阶层将其锁进药柜，用"蛮夷之物"的偏见阉割了香料的烹饪价值。这种地理决定论导致的认知局限，使中国错失了构建香料文明的黄金时期——下南洋的华人们带回的肉豆蔻最终沦为驱虫药，而同期欧洲正用这些香料重塑饮食文明。

历史和地理的共同酝酿下，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帝国。但对味觉的认知割裂，也让那些本应盛产香料的边疆地区，处于尴尬的境地：

在花椒的原产地四川盆地，川厨将花椒的麻感奉为圭臬，却拒绝探究其与黑胡椒的协同效应；在盛产柑橘植物和樟科植物的岭南，粤菜师傅深谙陈皮妙用，但对锡兰肉桂的认知仍停留在"桂皮替代品"层面。

地理的特征，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而信仰之下，香料在中国的道路又被拴上了重重枷锁。

儒家"克己复礼"的伦理观是最早被异化到餐桌上的：《礼记·内则》规定**“不食雏鳖，不食犬肝”，这种对饮食的过度规范延伸到香料领域，形成“重调和、轻个性”的保守传统。当意大利厨师大胆尝试藏红花烩饭时，中国文人却在《随园食单》中写下“多用香料便是市井气”**的训诫，用士大夫审美窒息了味觉创新的可能。

道家的"道法自然"则在魏晋之后，沦为拒绝进化的遮羞布。过分强调"食材本味"，实质是对烹饪主体性的自我阉割。清代《养小录》记载的"十香糕"，本可发展出复杂香料体系，却因"恐夺米香"的迂腐观念，最终沦为单调的糖油混合物。这种对"自然"的片面理解，恰是反自然的：人类烹饪文明的本质就是改造自然。

佛教素食主义制造了香料替代的幻觉。豆腐用石膏点制本就是化学反应的产物，却要标榜"天然本味"；素斋用菌菇仿制荤腥，本质上是对香料的变相渴求。这种既要又要的虚伪，导致中国素食陷入"拒绝香料却渴望肉味"的精神分裂。

讽刺的是，在佛教的诞生地印度，人们倚靠阿育吠陀体系，在素食文化里坦率运用数十种香料构建出独立的美学体系。

这种重重枷锁之下，最悲哀的案例要属川菜——作为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川菜本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特征闻名于世，它的背后，就是对香料协调搭配的娴熟应用，构建出复杂的味型谱系。

但在“原汁原味”的底层要求下，川菜厨师们常常在官府菜、商人菜、市井菜的逻辑自洽里陷入迷茫：所有的川菜大厨都会告诉食客，川菜里也有很多不辣的、少用香料的、服务官绅阶层的“高级”菜肴，但如果你反问“这些菜肴和淮扬菜、粤菜有什么区别？”大厨们多半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说到底，这种尴尬并不源自大厨们的见识和技术，而是源自中国文化里预设的，不用香料的菜肴才高级的成见。

发酵的美学，是中国香料文化薄弱的又一大原因。

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孕育出最早的麴蘖技术；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甑，残留着4300年前的酒曲痕迹；《周礼》记载的"五齐"实为不同发酵阶段的酒浆，这些早期发酵产物很快被纳入烹饪体系。当罗马贵族为胡椒疯狂时，汉代庖厨正用酒醴腌制"腶修"（肉脯），以替代昂贵香料的防腐功能。

到今天，四川郫县豆瓣经历三年日晒夜露，蚕豆与辣椒完成从辛辣到醇厚的蜕变；镇江香醋在江雾缭绕中发酵，醋酸菌将糯米转化为琥珀色的液态哲学；浙江绍兴的腐乳，在黄酒里沉淀出妖娆的鲜味；山东博山酱油在凛冽北风中浓缩出酱香；山西老陈醋在黄土窑洞里沉淀出矿物风味……

本质上，这些调味品的原材料高度近似，无非是小麦、大米、大豆、蚕豆这些农田里大量产出、司空见惯的谷物。但在地方各异的风物、水土滋养下，在不同发酵工艺和发酵周期的促动下，形成了复杂而辉煌的发酵谱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发酵类的调味品，取代了香料在餐桌上的生态位。

18世纪，当登陆马来群岛的英国殖民者们品尝了下南洋的华人们制作的鱼露后，以番茄作为基底，加入多香果、肉桂、丁香、洋葱、芹菜等复杂的香料，并以闽南话鱼露（膎汁）的发音，命名了这种复合调味品ketchup——是的，就是后来的调味番茄酱。

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发酵技术和香料复合技术可以相互替代的烹饪惯性，和中国人远离香料的底气。

宋代开始，以范仲淹为首的文人士大夫们提出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口号，掀起了文人从医的浪潮。中国的医学，开始与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绑定起来。

把理科当文科玩，出现了一个灾难性后果：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没有介入式治疗的能力，汉《五十二病方》以来的中医外科就此停滞；各种草药的熬煮配伍在此后成了中医正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药食同源的理论，则异化为餐桌上自我设限的牢笼：将八角定义为温肾药材，肉桂归类为活血通经之品。

这种巫医视角的介入，阻断了香料在烹饪领域的自由发展：明代《食物本草》规定"丁香日不过三粒"，让厨师永远无法探索丁香在慢炖中的潜力。

与此同时，朝贡贸易的畸形发展掐灭了香料革命的火种。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带回47种香料植物，却被锁进皇家园林供贵族赏玩。当葡萄牙人为胡椒发动战争时，明朝正将香料作为官员俸禄折算。这种将香料货币化的短视行为，使中国失去了建立香料美学的历史机遇。

一个反例是日本，同样气候寒冷的东亚地区、同样天然缺乏香料植物、同样处于大航海时代的世界边缘，但日本却发展出了"柚子胡椒"“山椒芽"等极具创意的本土香料文化；风靡全球的日式咖喱，则更具代表性——缺乏姜黄，就增加南瓜和胡萝卜着色；缺乏椰奶，就用面粉调出浓稠的质地；吃不了太辣，就用苹果泥、酱油、味醂或味噌配置出平衡微甜的风味；甚至考虑到普通家庭长时间熬煮咖喱会影响邻居生活，违背了东方文化里的谦退礼仪，还发明了方便运输保存的咖喱块……

反观中国烹饪，对"老卤"“陈醋"的路径依赖，本质上是将气候制约、地理制约，转化为文化上不思进取的托词。

这是上海某米其林三星中餐馆用松露酱搭配的小笼包。

小笼包是地道的沪上口味，薄皮、咸鲜、微甜、爆汁；松露酱是南法地区黑松露和橄榄油的经典组合，香气浓郁、油润化渣。

但二者结合起来，就变得古怪难吃：松露酱不仅没有化解小笼包的油腻，反倒为猪肉馅增加了可疑的腥膻味。除了价格翻十倍之外，完全无法与小笼包和镇江陈醋的经典搭配相提并论。

显然，主厨既不懂松露的香气特性，也不解中式面点的味觉结构。这种粗暴嫁接，正是香料文化缺失导致的创新窘境。

在今天的烹饪江湖里，意大利主厨能用郫县豆瓣创新披萨酱，中国厨师面对藏红花仍只会做西班牙海鲜饭仿品；印度通过输出咖喱文化年创汇300亿美元，而出口的中国醋99%只能销往海外中餐馆和华侨社区。

这种单向度的文化输入，折射出香料世界里中餐可悲的话语权，和味觉软实力竞争中的全面落后。

另一方面，美团数据显示，18-25岁消费者在川渝火锅店额外加购香料的比率达63%，远高于父辈的12%。这种"香料饥渴症"暴露出传统烹饪哲学与当代需求的巨大鸿沟。

当西班牙分子料理用液氮锁住罗勒香气，当秘鲁菜系创造出亚马逊雨林香料矩阵，中国菜依然困守"大道至简”“原汁原味”的古老训诫。这种对香料文明的系统性轻视，不仅造成了味觉创新的停滞，更折射出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深层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