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印度曾经号称“取代中国”，为啥才没几年就又泄气了？_风闻

编者按

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印度就被视为“下一个中国”，俨然成为全球资本疯狂追捧的投资新宠。然而，7年以后，印度经济并没有出现预想的跨越式增长，反而陷入增长乏力、外资流出、股市泡沫的巨大困境。曾经“风头无两”的印度为什么没过几年就灰头土脸原形毕露？本文给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美西方对印供应链转移的核心动力并非经济原因，而是地缘政治原因，类似于冷战时美国支持韩国与中国台湾工业化。**中国之所以在用工成本攀升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全球制造业首强”地位，工资水平绝对水平并非关键，更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实体设施、规模经济和技术水平等因素都在起作用。**总体看，印度除了人口规模和绝对工资水平外，其他方面皆逊于中国，这解释了印度无法持续吸引外资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还警告，如果印度只是只顾攫取用工成本优势，造成的资本压榨反而恐引发印度新一轮的劳资矛盾。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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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及中美紧张局势双重影响，近年来全球制造业企业纷纷积极推行“供应链多元化策略”，旨在降低对华依赖。起初，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是最受全球资本追捧的目标，后来印度也开始引起投资者的兴趣。

已在印度开始生产或正在敲定交易的企业包括苹果、波音、诺基亚、爱立信、三星与LG。**其中，三星还特别声明：“在印度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印本土销售，其中一部分将出口至非洲国家。”**三星的这番声明集中体现出跨国企业向印度转产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考虑到印度内生的劳动力成本与地缘政治优势，这种产业转移对跨国企业来说恰逢其时；**但另一方面，**投资者们也担心印度“准备不充分”，导致短期风险与长期可持续性问题。

一、得失权衡

首先，对全球制造商而言，将部分制造产能向印度转移有诸多好处。正如疫情期间的经验，当前的全球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制造业产能，而一旦中国进入“封锁状态”，跨国企业运行便会立刻受到波及。同时，即使全球供应链并未受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以及台海局势下的中美紧张关系，也不断促使全球资本“寻找备份”的必要性。印度凭借着与西方相似的议会民主制、年轻人口规模，以及强度越来越高的产业政策，包括为企业减税、建立经济特区、推出价值26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等，成为了全球资本青睐的首选目标之一。

然而，这些优势有时恰恰构成了跨国企业对印投资犹豫不决的原因。**最大的讽刺莫过于，商业分析师对印度决策效率的怀疑，正源于“印度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有太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兼顾”。**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概括了在印商业决策所面临的挑战。在该报告中，印度在190个国家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位列第63，远低于排名第31的中国。

除了全球资本的视角之外，劳动力问题也与之紧密相关。对于企业而言，理性经济决策模式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以获得更高利润。然而，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非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诚然，2001年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的工资水平极低。官方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年薪仅为9774元人民币（约合1000美元）。然而，中国2001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8岁，成人识字率超过90%——这对于以当时中国的GDP数值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是一项罕见的人类发展成就。

这一成就应该归功于改革开发之前实行的“激进政策”，即把公共卫生与教育资源重新分配给农村以及城市地区的弱势群体。**因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而在于劳动力的成本效益，即一定产出水平下的劳动力成本。**换句话说，企业不仅要比较各国的名义工资、选择最低工资，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共同决定了单位产值的劳动力成本，但前者同时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劳动力质量、实体基础设施、集聚经济与技术水平等，而目前印度在所有这些方面皆落后于中国。

劳动力质量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成本效益具有关键作用，一般通过健康和教育指标进行大致测算。历史数据显示，中印劳动力质量差距在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就已形成，并且持续扩大至今。印度独立初期，其人均预期寿命与中国1950年相当（约30岁），但中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超过了印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时，该国预期寿命已达64岁，比同期的印度高10岁。同样，中印成人识字率的差距也始于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差距至今仍然存在（2022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为77.7%，中国为97.2%）。印度目前的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甚至低于中国2001年的水平。

**这种长期难以消除的差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手机生产的不良率高达约50%，远高于中国工厂，也超出了全球资本可接受的水平。**同时，这也解释了尽管中国制造业年薪水平从2001年到2021年增长8倍，时薪从2005年到2016年增长了3倍，推动中国用工成本远高于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制造业竞争对手，但中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的地位仍然屹立不倒，占据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28.7%。

除了具备成本效益的劳动力之外，一个有潜力的制造中心还必须配备维护良好的硬件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和铁路等，以此保证物料能够安全、高效、准时的转运。目前，印度国内道路仅有5%是高速公路，且道路拥堵问题严重。虽然印度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过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发展需求。

**印度的另一个短板是缺乏完备的工业体系，这妨碍了印度实现集聚效应——经济学家描述跨行业规模经济的术语。**这意味着印度的智能手机组装厂无法从周边地区低价购买零部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中间原料。缺乏“后向关联”增加了额外不确定性，也提高了经营成本（编者注：后向关联效应，backward linkage，即移入产业对各种要素产生新的投入要求，刺激相关投入品产业发展，类似“中间品需求”）。

要克服以上问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印度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经济考虑VS.政治考虑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倘若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做决策，人们理应期望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生产，以便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效益优势，而非冒着风险过早地将供应链转移至印度。**尽管如此，苹果公司近期却宣布将把生产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印度——目前95%的iPhone都在中国大陆生产，但该公司计划扩大在印业务，到2025年实现在印组装25%iPhone的目标。

此举似乎是出于政治考量。**单靠市场力量无法完成这种供应链转移工作，相反，这要求印度采取许多非市场干预措施，才能迅速做好准备，扮演好“替代者”的角色。**莫迪政府不仅需要推出直接支持制造业的政策，还需要一系列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例如投资公共卫生、教育、硬件基础设施。印度著名经济学、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此类投资需要政府大力参与，而不应完全交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

根据历史经验，这种重大转变有可能使印度迅速实现经济工业化转型，而这正是韩国、中国台湾在冷战期间曾走过的道路。推动这些经济体工业化的动力惊人的相似——冷战期间，韩国要同朝鲜竞争，中国台湾则要同中国大陆竞争。西方国家支持其竞争战略，向韩国、中国台湾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并将其纳入全球贸易安排，使这两个经济体从低附加值制造业活动起步。当时，西方甚至容忍韩国与台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以强化激励、提高生产力。**处于关键地缘政治战略位置的国家拥有如此广阔的国内政策空间，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物质支持，这种工业化的场景实属罕见。**后来，正如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所描述的那样，韩国主动“挑战”了自身比较优势，开始向生产高附加值电子产品的方向转型，其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因此不断上升。

如果印度想要效仿东亚发展模式，目前正是可以把握的契机。供应链向印度转移的根本动力来自地缘政治考量。**因此，印度应当利用其战略地位，进一步争取更多资金与技术支持，以提升本国制造能力，并且也应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然而，印度面临的诱惑恰恰在于被动遵循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就志得意满。从中期视野看，印度最应该做的是积极主动推行产业政策，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三、劳工前景

绝大多数针对印度制造业崛起的分析都将资本利益摆在首位，研究企业转移产能、承担短期风险和潜在损失的究竟是否明智。在另一方面，一旦跨国企业实现生产基地多元化，它们将拥有更多筹码，用来压低任一生产基地内工人的工资水平。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这吸引了外国资本。**然而，大量劳动力后备军（大多数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们愿意为了微薄工资而跳槽）也削弱了劳工的议价能力。**2021年，印度平均月工资422美元，平均最低工资为95美元，远低于东南亚市场。不出所料，女性工资待遇甚至更低。例如，2019年，一名印度女性产业工人的平均日薪为382印度卢比，仅为男性同行收入的87%。

尽管总体充分就业与GDP增长潜力一时极具吸引力，但只要资本主义任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和国际上的“竞次现象”就不会偃旗息鼓，教科书上老生常谈的劳动力剥削、生态破坏等问题也将长期存在**（编者注：竞次，race to the bottom，指一种以牺牲本国劳动者权益与环境标准为代价吸引外部投资的现象，短期内可能带来经济利益，但长期可能损害国家整体经济竞争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福利）。**近期，位于南印的卡纳塔克邦实施了一项有利于苹果、富士康的立法改革，允许这两家公司在三个月内合法地将轮班时间从9小时延长至12小时，将加班时间从75小时延长至145小时。这似乎也预示着，印度的新一轮的劳工斗争即将开始。

**作者简介：**Ying Chen，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其研究探索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研究主题包括经济发展、劳工与气候变化，尤其关注全球南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