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约瑟问题，林毅夫比文一教授有进步但还远远不够_风闻

　　本文是对《https://www.guancha.cn/LinYiFu/2025_02_02_763834_s.shtml》的评论。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肯定比文一教授的要更接近正确，但他们共同之处是不重视或不真正重视一般性认识，并且还都默认被动发展不是错误。因此，林教授离彻底将观点弄对还有很远的距离。

　　应该首先说的是，李约瑟问题有些过于直接和表面，没击中要害。真正该问的问题是，中华文明的有文字历史和定居农耕历史都是西方人的数倍之多，为什么连严重浪费自己发展时光的西方人都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走出这个历史阶段，而早早就领先的我们偏要花这么久，且必须搞到落后挨打才肯改变，最终让我们成为这个星球上发展整体上最迟滞的文明？李约瑟问题针对的是时间点上的变革，我这问题问的是最大时间段上的整体历史发展事实的对比。对李约瑟问题还可以有文一教授那样的诡辩（《科学革命的密码》），但那不能解释文明整体发展过于迟滞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针对李约瑟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同时也顺带评论林毅夫教授的观点。

　　我的观点是基于更一般的哲学认识，主要有两个基本观点。这两个基本点也是我认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局限性错误的关键问题点所在。

　　其一，物质运动不同层次间的关系原理：上下层关系的物质运动之间，下层作为基础和前提而无条件限定上层，并且上层的一切作用都必须最终通过下层来实现；上层的作用虽然只能在这种限定范围内，但在此范围内可以有远比任何下层都更有决定性的作用。上层的这种决定性来自于其自身拥有的完全独立的新客观规律，对这种新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是这种决定性的唯一来源。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把限定和决定关系混为一谈，并将决定的关系彻底搞反了，同时对新层次下的独立客观规律没有表述（当时时代没这种认识的可能）。

　　其二，文明本质原理：文明的本质在于，它是有序性进化的载体（系统要素间互相配合与协调的水平，被定义为这种有序性），即承载这种有序性进化的有序系统。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进化不是演化，社会运动层次内的可持续复杂进化需要主动创新来主导，不可以用无序演化的运气积累得到。“有序性进化的载体”是一种关于社会的基本模型，历史唯物主义对应的旧模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统一体”，我认为这个旧模型并未失效，但已经不能解释好所有社会问题。

　　这两个新原理对文明发展的指导意义在于，它们要求文明必须越来越依靠主动创新来发展，必须不断创造新的更高物质运动层次，发现和充分利用其新规律来更有决定性地掌控自身命运，自然不是文明的方向，反自然才是。始终不顺应文明的本质属性的文明必然最终死路一条，即使文明只是不充分顺应，也会更难有最终前途和出路。

　　认识是比实践更高层次的物质运动形式，一般性认识是比特殊性认识更高层次的物质运动形式。实践和特殊性认识，不同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都具备，但一般性认识的新方法，却不是所有文明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与实践发展水平和能力自然地对应绑定的，而是要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看谁更主动地创造出来。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近代科学只是它的初级阶段，以下约定一律不再区分它们）的分水岭，就是一般性认识方法的突破。

　　古代科学，是实践和特殊性认识的直接产物，并且由于其获得成果的主要手段就是实践试错（这一点林教授认识到了），所以只能直接依赖实践的规模和丰富程度，谁实践更丰富，实践能力更强，谁的古代科学就更发达，进而带来社会发展水平更高。但这种发展有极限——直接实践试错的成本太大，效率太低，和特殊性认识组合在一起而获得的决定性有极限。

　　林毅夫教授文中讲述的那些具体问题，比如人口迁徙、工具改变等等，都是具体、特殊因素，都不是真正的极限所在。

　　现代科学，则是建立在一定的一般性认识水平上的——这种一般性认识的新水平，是新认识方法的突破带来的。对我们的历史而言，这种突破的具体实在对应物是唯一的：古希腊思想。这种思想开创了面向模型和假说的新认识方式，这种方式出现后，一般性认识就彻底成为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物质运动了。

　　对这种层次中的新客观规律的研究，其历史发展的最明显主线就是从教父哲学／经院哲学到古典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指出的是，这条完整的主线只存在于西方文明当中：古希腊和东／西罗马都灭绝了，曾经更好继承其遗产的阿拉伯文明自己退出了，而在自身充分发展之前未曾继承过古罗马实践成果的西方人，却阴差阳错地通过基督教的寄生体，事实上继承和持续发展了这种一般性认识方法，并成为唯一独立彻底走通一般性认识发展道路的地球文明。这是西方人能引发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因——这让他们在同样的机会到来时，他们具备足够多的有准备头脑来抓住机会，而其他任何文明则不行。我这里说“足够多”，是指西方的教会学校一直在事实上培育这样有新思维方法的人才，虽然他们的本来目标不是这样（本来目标是世界上最扯蛋的纸上谈兵），这种人才培育是规模足够大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都是其中之一。

　　一般性认识的作用，不在于直接获得更多和更深刻的真理（这是做不到的），而在于它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新客观规律（比如逻辑）把正确认识和实践试错都充分限定在很小的范围内，从而让发展的总体成本难以想象地缩小，实践还从漫无目标、难以下手变成了可行和有确定性。它的主要作用不是求真而是排错——排除了大量实践承担不起的错误，剩下的就可以用试错方式解决了。这对只知道实践试错的文明而言是碾压式优势，而实践能力，则只需要没致命缺陷就成，毕竟没实践不行，但实践远不能决定一切。

　　林毅夫教授文中甚至都提到了面向模型和假说的字样，但就是不愿提认识或一般性认识，非要用“实验”这种实践范畴的东西替代，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奇怪作为。他写这文章肯定搜集了不少事实证据，但非要把一切都归于实践而刻意避开认识，这才让他始终站在真正的答案门外。这背后当然是不认可认识、尤其是一般性认识比实践更重要，这是个完全颠倒重要性的错误。科学实验和实践试错是本质不同的实践，前者是一定认识水平之上的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的检验，后者却只是为具体目标而探索出路。

　　林教授不区分不同的科学发展阶段而一律强调实践试错，也同样是不可理解的——无论哪个阶段，社会实践都不是完全去搞实践试错的，都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相当多的猜想和假说，哪怕是最早的古代——一股脑全搞试错，成本和低效率是承受不起的。举个例子，我们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数十年、上百年被天下所有的蛇全都咬一次再下蛇有毒危险的定论，那得死多少人？谁承受得起？古希腊思想只是将这种潜意识的猜想和假说方式给予明文化，并按逻辑规律导出各种复杂的推论，让大家可以更科学、合理、高效地使用猜想和假说。这种合理运用是让试错行为远远更少，而不是增多，总体效果是用远远更少的实践获得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实践成功概率更大，成本反而更小。

　　实际的历史中，西方文明自身的缺陷相当大，不但实践能力原本的缺陷比现在更大，连认识上也有重大缺陷——他们滥用认识，极端信奉宗教，以至于作为科学的一般性认识的发展极其艰难。这些缺陷，让西方人把对我们祖先本来轻而易举的超越，硬生生给搞成了一个漫长过程。但不幸的是，我们竟然能同样硬生生地等他们超越而没有实质发展进步，这是不肯用创新创造新的一般性认识层次的违背文明本质发展的后果。

　　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是，西方人重视一般性认识，客观上有过更主动创新发展的事实，而中国人则顽固坚持不重视一般性认识达数千年之久（“经世致用”是对应的最明确的表达），并始终亦步亦趋按眼见的现实需求来决定发展方向，从不做超越时代主动创新。这种对比才造成了我们实践上早早领先（一般性认识上，自古希腊思想诞生后，我们就一直是早早落后的！这一点必须指出），但因长期顽固坚持错误而只能在可承受的直接实践试错极限下追求社会发展，即使不断地改朝换代，认识没质的进步也带不来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西方的那一系列变革，前提和根本内因就是认识上质的进步，这种进步，在我们这边因顽固坚持错误而不存在也不可能被传入接受。这是个对比谁更遵循文明本质而发展的答案。

　　准确地说，中西双方都有违背文明本质的作为，都会因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而承担后果，我们落后挨打，西方现在的衰落，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谁的错谁自己反思改正是正道，给别人吃药治自己的病是妄想，这对中西双方都是真理，同时也是面对自身错误时至今双方都不肯接受的真理。

　　还需要指出，我们现在的发展不一样的原因，是我们接受了原本数千年不肯接受的东西，只是我们接受的是升级换代好多代之后的版本——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在相同的认识下（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还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先进）拼实践能力，西方人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西方人自己还在犯大错就更不行了。但我们的错误影响一直在，有更伟大和更成功的实践却没有马克思时代那样的一般性认识突破，甚至都没听说过有学者在中国特色之外做一般性理论研究，这就是明证。文一教授、林毅夫教授他们这样的学者所犯错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环。

　　当然，林教授显然不是整篇文章都犯错误，他有比文一教授进步的地方。

　　林毅夫教授能够注意到基本概念和对理论体系理解的严谨性和唯一性的重要性，以及他也愿意研究“好奇心”这样实践之外的东西，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上毕竟是对一般性认识更重视了一些，比文一教授更有进步。但“好奇心”不是关键，聪明与否也不是，关键是一般性认识中的真正客观规律。这其实是一系列科学思维方法，有哲学层面的一般性方法论，也有专属于特定领域的特殊方法论和思维方法，而逻辑，则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一小部分而已。对这些科学思维方法的认知和主动遵从，当然和具备好奇心是完全两码事。“好奇心”是西方人错误的认知，林教授很可能是在探索中没真正搞明白而盲从西方先入为主的论断。知道足够多科学思维方法并愿意遵从的话，即使没有好奇心，当真理被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的时候，有时恐怕傻瓜都难不发现真理。

　　这种没真正搞明白，根子在依然不重视一般性认识——这种不重视，从文中对西方人那么独特和突出的认识发展历史只字不提就能看出来。他大量篇幅都在引用琐碎的历史事实上，其核心的思维却明显在以历史上的既存事实为先决条件看发展问题，这是“顺其自然”的思维，不是顺应文明本质的反自然自主创新发展的思维。

　　因此，我欢迎林毅夫教授比文一教授进步之处，但这种进步还相当有限，尽管有的地方离真正的正确似乎只隔着一层纸。在让中国人认清和改正自身原初缺陷的问题上，这样的进步还不足以让我持乐观态度。

　　我说难以乐观，不是说中国的崛起复兴会有大问题，而是说有更远的问题——如果谈问题全面爆发，那还遥远，但如果说负面影响，那可是一直都有，只是对手的错误更多、更严重，在双方博弈上不能体现出我们的错误有多大。而如果说我们这种错误最终总能通过实践试错解决掉，这可能性当然也不能排除，但这里的核心问题是长期实践的总成本和代价：当你把所有的错误后果体会到后再改正，你的正确认识的价值就几乎损失殆尽了——之所以说认识（或一般性认识）重要，就是因为它们能节省这种实践成本和代价。此外，如果改正错误不及时的话，客观世界带给我们的内生和外来的危机总是无法预料有多大，有相当多的危机是没有通过实践试错再改正的机会的。

　　犯错误背后的原因，也是必须说的。如果回到落后挨打的那段时期，谈反思自身错误肯定没现在阻力这么大。现在不承认祖先犯过严重错误的主张更占主流（无论是学者还是大众），原因当然离不了中国自信。自信本身没错，但我们该自信的是我们自己现在走在更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的能力足够强，我们的发展水平足够高，我们的未来足够好，这些没问题。但祖先没错这种自信，无论是谁都是要不得的——事实是，所有的祖先都有错，因此才会有不断社会的进步。我想，因为我们现实中的顺风满帆而反过来想改写历史为祖先文过饰非的不正常“自信”的人过多，才是学者们不断犯错的群众基础。这种群众基础当然是有害的，越看似不可逆转越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