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奇立逝者已矣，功过谁人曾与评说？_风闻

　　据葡文媒体报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之前的最后一任亦即第一百二十七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少将，于昨日里斯本时间黎明时分逝世，终年八十五岁。报导指，韦奇立于数月前曾摔倒住院，直至昨日黎明时分在阿尔加维的一间医院逝世。葡国总统德索萨发表声明指，「对最后一任澳门总督、前陆军参谋长韦奇立将军的去世表达最深切的哀悼」。韦奇立去世后，仍在生的前澳督只剩下第一百二十二任总督李安道。

　　韦奇立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生于葡国亚嘉维省拉高亚市。韦奇立在军事学院毕业后，于一九五六年入陆军学校进修。此外，韦奇立曾分别攻读土木工程、高级参谋、高级司令、国务课程及其它短期实习课程。韦奇立曾于一九七三年来澳门任独立地区陆军司令部参谋长，翌年出任澳门政府工务暨交通政务司。后来返葡参加「四二五革命」并曾先后担任多项要职。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被提升为少将。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接任澳门第一百二十七任澳门总督，亦是澳门最后一任总督。

　　韦奇立是在澳门已经进入过渡期，中方正在进行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背景下担任澳门「末代总督」的。在他担任澳督的八年多时间里，对澳门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与中国密切合作，为此而曾经九度访华，完成「三化」工作，以确保澳门政权的顺利交接。其二、重新启动澳门历史建筑群申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准备工作。第三、在任内完成几项大型建设，包括澳门国际机场、南湾湖和莲花大桥等，促进了澳门的经济自治。

　　韦奇立最为人称道的是，拒绝了也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引诱，没有加入彭定康意图发起的「反华大合唱」，因而澳门过渡期的后半段，就没有发生类似香港那样的「政改风波」，澳门的过渡期能够按照原定规划顺利进展，而不用像香港那样需要成立香港特区筹委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

　　实际上，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不到一个月，遭到北京强烈批评之际，他曾到澳门访问并与澳督韦奇立会谈，彭定康在行前发出「双方将会就各自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交换意见」的气球。在会谈过程中，彭定康大力向韦奇立「推销」自己的那一套，并意图游说韦奇立支持他的立场，以「壮大」其「声势」。

　　但是，韦奇立却以不介入的态度，只听不说的手法，对应彭定康的游说。在会谈后与记者会面时，韦奇立更主动地向记者表白自己心迹。他说，港澳两地在过渡期中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香港有很多事务与澳门有关，因此，要解决两地在过渡期所出现的各种不同问题，基本上仍须按照英中、葡中《联合声明》为依据，使港澳两地可以平稳过渡，共同发展和进步。虽在某些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各方均应作出努力。葡国曾与中国签署《联合声明》，澳门出现的问题应透过葡中之间在外交上进行解决，而香港的事务亦应在英中外交层面上进行解决。

　　韦奇立的这番话，使彭定康十分不自在。因为这不但有拒绝彭定康挑唆拉拢的宣示，而且还有劝说彭定康与中方透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及遵守英中《联合声明》之意。这番话亦被北京归纳为三句话：澳门的情况与香港不同，澳门政府将遵守《中葡联合声明》，及澳门如有问题出现将透过外交协商解决。北京对此给予肯定和赞许，中国许多期刊在介绍到澳门的政情时，都引用了这三句话。

　　但韦奇立出于其固有的葡方政治利益的思维定势，也出现过一些与中方「不合拍」的情况。一九九三年三月一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澳门新华社副社长宗光耀（回归后续任澳门中联办副主任）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前澳督韦奇立对这件事很重视，在他的会客厅亲自与宗光耀交谈。听完宗光耀介绍基本法草案后，韦奇立在表达赞同《澳门基本法》的框架，及敬佩起草委员们的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的同时，提出了两个不同意见，其一是《澳门基本法》的序言写得不好，其中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其二是没有写上「不设死刑」。对此，宗光耀对此作出了严肃而又有说服力的回应。

　　但显然，葡方对此解释是并不满意的。因此，以作出每年建造一座「中葡友谊纪念物」的决定，进行「反制」。当然，也是对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炮轰阿马留铜像事件」的「反应」。就此，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的前夕——一九九三年二月，动工兴建第一座「中葡友谊建筑物」——「融和门」。葡方不但是在「硬件」上，以「中葡友谊建筑物」来对抗中方，而且还以「软件」来「摆中方一道」。那就是精心策划在「融和门」揭幕礼上演一场闹剧，由一群演员演出一场实景歌舞剧，以描述葡国的商船来到澳门靠岸，运来白银、葡国瓷器等商品；中国明朝官员则前往迎接，华人市民则载歌载舞地欢迎，并以丝绸、茶叶等商品与之进行贸易，一片歌舞升平。并大搞「突然袭击」，让出席该典礼的中方各机构最高官员为其「背书」。翌日，《市民日报》社长龚文先生在其《文戈专栏》发炮，谓澳葡政府以一出歌舞剧来掩饰及美化葡国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篡改历史。而在场的中方驻澳各机构最高官员，竟无一人发觉上当受骗。

　　其实，据一位中方人员事后私下对笔者表示，当时中方在场人员就已感到「不是味儿」，但遗憾当时碍于刚访问中国并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盛情接待的葡国总统苏亚雷斯在场，而没有实时退场抗议。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九件「中葡友谊建筑物」落成时，中方人员全部拒绝出席揭幕仪式。

　　韦奇立在临「落旗」离开澳门时，还做了两件「不光彩」的事情：一是将悬挂于「澳督府」内的四十一幅历任澳督的油画肖像偷运回葡国，并制作赝品留在澳门蒙骗中国，此举严重抵触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签署的在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前，葡国只能运走属于葡方的文件档案的协议，就连多位前任澳督包括高斯达、李安道及文礼治，均认为这行为是不对的，高斯达更明白指出，这批油画是属于澳门的。

　　其二是韦奇立授意澳门发展与合作基金拨出五千万元予在里斯本成立的佐治欧华利基金，当时并无实时公布，这笔款项在澳门回归前成功调拨，成为了韦奇立的私人财产。澳门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将事件交由独立委员会调查作出报告，报告指该次拨款是非法的。

　　自此两个事件曝光后，韦奇立「晚节不保」，他亦因此而被葡国政府和总统冷落。另外，韦奇立在其任内拒绝设立财政储备，导致其任内最后阶段经济不景、治安恶化，烧车案、鎗击案接连发生，也被公认为是他任内的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