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观念：不简单以GDP论英雄_风闻

01

宏观经济好坏

与老百姓实际收入

并非完全相关

我们常说，某某家庭经济条件好（或不好），通常指的是他所在的家庭条件比较困窘（或富裕），也就是“钱少”（或“钱多”）。

这是我们普通人对于“经济”这个词语，在微观上的感受。

不过，我们正常人并不孤立存在，人这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只是局限于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单位。我们还置身于一个很复杂、很庞大的现代社会。

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发展经济的目标，不是追求GDP最高，也不是单纯地让所有人都有钱，而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钱，直接让造币厂大量印刷和发行纸币就行了。但是，如果真这样做的话，老百姓钱包中的货币就会大幅贬值，物价就会飞速上涨。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在津巴布韦，人均“亿万富翁”，老百姓的钱很多，但该国却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没有“之一”。

从津巴布韦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经济状况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好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如：出台政策的可行性、发行货币的适度性、政治局势的稳定性、市场持续的流动性，等等等等。

因此，我们不能把衡量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准，机械地套用在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上，更不应该将老百姓实际收入情况与宏观经济好坏对立起来。

02

数学模型未必能准确

描述经济现实

经济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料的总称。

这里的物质资料，指的是那些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要的东西，如“衣食住行”。

精神资料，是指那些能满足人们在思想和心理等层面需求的东西，如科学、娱乐、教育、文化、艺术、道德等。

从“经济”的含义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生活涉及到的领域很广。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怎么来衡量呢？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尽头是数学。

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了解答上述这一问题，尝试收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统计数据，做出数学模型，来研究、指导和预测经济发展动态。

简单来说，就像在上面这个最简单的散点图中，一堆零散的“点”就是某地区、某行业或某单位的具体数据，中间这条“线”，就是根据这些散点分析出来的大致分布情况。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即使是在同一个坐标，其对应的另一坐标的多个散点之间，也是有较大差距的。

也就是说，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个体或家庭对经济数据的感受，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围绕着同一个规律分布。

打个比方说，A、B和C三位职工有一个共同的X坐标（同一个公司），三人的Y坐标（收入）差距十分悬殊，A月薪5万，B月薪1万，C月薪6千。

但是，为了方便把握公司职工收入状况，“统计”后可能会得出三者平均月薪是2.2万的结论。ABC三个人对于“统计指标”的微观感受，肯定会截然不同。

前面两图的变量还比较少，数据运算起来还轻松一些。但是，如果扩大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生产消费数据。

构建这样一个如此规模庞大的经济模型是十分困难、很难办到的，计算机内存的处理能力和存储空间可能也难以维持。

更多的可能，是根本无法全面统计，如果能全部计入GDP的话，GDP更高，更“好看”的话，全世界都不会等闲视之。

于是，西方经济学就开始玩抽象——假如所有人都规律地分布在一个坐标上，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都读过《鲁滨孙漂流记》这本小说，里面谈到的理性主义、清教思想、资本主义进程等内容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经济学家援引鲁滨逊的故事来支撑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鲁滨逊经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逐渐从个别经济学家所援引的孤立个例的故事变成了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而“二创”“三创”的故事，鲁滨逊逐渐被歪曲成了一个十分理性的“经济人”。

鲁滨逊能够量化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有极强计算能力，能在复杂决策中找到最优均衡解……甚至鲁滨逊连逃离荒岛的求生欲望也没了。

新古典经济学借助“鲁滨逊经济”这一模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并利用这一模型的“简洁性”特点奠定了它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比如范里安就在他《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运用这一模型讲解生产者理论。

就这样一个被彻底改造了的孤立样本，却被新古典经济学用来印证、解释其基础理论的强有力的支撑，甚至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模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是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渔夫和猎人的那种鲁滨逊式的故事，是18世纪站在“市民社会”立场上的一种虚构，是“荒诞无稽的看法”。

我们所处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非理性”“混乱无序”才是常态，纯粹的“鲁滨逊式”的“理性人”反倒是几乎很少存在的。

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搞的多数经济学模型，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复杂社会关系，用虚构的、过于理想化的模型或假象来解释和指导现实世界经济发展。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很难准确反映现实的。

03

两种经济核算体系的区别

既要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又无法得到全部经济数据，怎么办？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从诸多经济指标中，选择了几个自认为最重要、最典型的指标，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动态，各自探索出了自己的方式。

列宁那一代布尔什维克最早使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

在当时那个年代，物质资料匮乏比较严重，因此核算经济状况时主要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主。

按照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他们根据劳动的性质，将国民经济划分为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

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动，为社会创造价值和价值之上的剩余价值，因此要计入MPS。而非物质生产领域（如，科学、文化、教育、卫生、行政管理、国防……）不直接创造物质产品，因此投入的社会劳动则不能计入国民收入。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比较普遍的经济活动，在当时也不能被核算进国民收入的。比如，为社会提供劳务……

从上面MPS的核算范围可以了解到，MPS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不可否认它也有不足之处。

而西方国家则采用的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与MPS不同的是，他们将服务活动（如，资本主义雇佣劳务等）核算进了国民经济生产活动。

由于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两种不同政治目的的影响，MPS与SNA考察的经济指标不完全相同，因此无法相互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抓物质生产是当务之急。因此，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考察和核算经济状况时，也采用了苏联的MPS。

1985年后，随着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研究，逐渐改用联合国推荐的SNA核算体系。并且从1993年起，我国彻底实行SNA。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能够更直观地与市场经济国家进行比较经济发展状况。

04

GDP无法代表经济健康程度

GDP，全名为“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GDP是SNA体系中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也是世界上目前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标准。

然而，GDP看似简单，实则上它作为一种经济规则，从一诞生就带着意识形态的色彩。

GDP核算方法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它被创立和使用的初衷是为美国政府服务，为了处理经济活动、加速资本周转服务，并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程度。

美国长期奉行“资本至上”“富人至上”，受资本主义制度影响，深陷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美国政府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目的，迫切需要用GDP这一指标来反映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情况。

随着美国在二战后通过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将GDP与美元挂钩，GDP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使用，它也被联合国推荐给各国作为各国经济对比的“统一标准”。

最早提出GDP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曾发出警告说，“GDP不能反映一国经济的全部，尤其是民众的幸福感和社会发展状况。”

我国在全面采用GDP核算之后，背后的问题逐渐显现。当然了，这些问题国外亦有之。

第一、难以避免统计误差和弄虚作假。中国人口基数大，领土范围广袤，再小的统计误差乘以十几亿人口，都容易造成巨大偏差。

打个比方说，在随机抽样调查时，假如要统计一个乡镇各村庄收入状况，可能会随机抽该镇某一个村进行调查，用该村收入来估算该乡镇20个村庄居民平均收入。或用该村某20户家庭的平均收入来估算全村平均收入。

如果抽到的是一个经济条件差的村庄或家庭，那么全乡镇的平均收入可能就会被低估。反之，该乡镇的GDP就会高估。

为了片面追求GDP增速或数额，某些地方会弄虚作假，给GDP注入水分，产生“唯GDP论英雄”的扭曲政绩观。在干部任命提拔时，那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领导干部可能受到打压，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可能被委以重用。

最近，中央纪委就曝光了山东政协原副主席孙述涛为了追求政绩、授意主导GDP造假的案子。他曾喊出“做全省第一方阵”口号，制定脱离实际的虚高目标，迫使基层干部对经济数据造假。

这说明挤水分很有必要，也客观说明了国家和省市统计数据一定程度上存在前后不一的情况。

第二、GDP增长不代表社会进步、社会财富和福利增长。比如，按照GDP的指标计算，某地政府修建了豪华的办公大楼，搞面子工程，或者是将桥梁道路外包给私人企业搞“豆腐渣工程”，所涉及的建造费用会计入GDP，该年度可能会显示今年“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对于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比如，大雾天气几辆汽车在高速上相撞，那么与之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拖车费、修车费、保险赔偿、诉讼费、误工费……甚至丧葬费，按照GDP的规则都应该计入。

虽然GDP在这里可能增加了百十万，但这反而可能给几辆车司机或乘客及其家庭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第三、无法全面统计经济活动。比如说，赌博、卖淫嫖娼、婚外情、高利贷、走私、毒品交易、贪污贿赂等现实存在的地下经济活动，难以被准确统计。

但是，如果不被计入GDP，就容易被相关部门忽视，导致我们在工作中只抓有利于GDP增长的环节，纵容社会负面现象存在，从而不断侵蚀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群众基础。

第四、不能反映经济结构性问题。“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一些国家或地区常年发动战争，其战争期间的GDP往往激增，虽然能提升GDP，却对本国和他国人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

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营造所谓的“虚假繁荣”，大量发行货币，物价飞速增长，GDP也随着“水分”而水涨船高。

（CPI指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些资源型国家或地区，其GDP增长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快速消耗，虽然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GDP，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模式，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巨大，犹如饮鸩止渴。

如，一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一些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只重视重工业轻视了其他行业，最后导致资源没了，就无新的增长源泉了，即使现在拼命发展旅游，也很难见起色。

第五、不能反映人民生活的真实富裕程度，也不能反映贫富差距问题。比如，美国金融市场“虚假繁荣”推动了GDP提升，促使财富向少数金融资本集团集中，“百分之八十的财富集中于百分之二十人手中”，没有增加真实的经济价值，反而使实体经济走向衰退，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各种苛捐杂税，压垮了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难以负担房租、儿童保健和医疗费用等，贫困率高达12.9%。一旦普通人不能及时还清高额债务，政府直接将其住宅收走，导致许多人在街头流浪。2024年，美国需要救济的流浪者人数超过了77万，同比暴涨了18%，大约每10000名美国人中就有23名是无家可归者。

为了对付这些街头的流浪汉，某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消除无家可归者的产业。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近年来就批准了超过7亿美元的预算，在他们的武力干预下，至少清理了12.3万无家可归者的帐篷。

尽管这些政客的嘴巴里面总是强调“公正、平等、人权”，但美国社会的“发展机会已高度不平等”，各种仇恨愤怒在持续积累，必然会持续发生群体性社会动荡。

第六、GDP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实践中很难精确描述经济状况。按照GDP的规则，通过“生产法”“支出法”与“收入法”三种方法进行核算后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践中受资料数据限制，三者有较大的差异。

GDP的缺陷还有许多，这里只是随便挑几个论述。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GDP与经济健康发展状况并不是相关的，确实不适合等同于全部的经济问题；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GDP也与人民生活水平并不直接相关。

05

破除“唯GDP论”的

一些理论依据

红军在历史上曾犯过“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

当时的红军中，有这种一种错误思想：当敌人重兵围剿，兵力薄弱的红军却把一城一地的得失看的很重，非要与敌人在军事上“拼命”，要血战到最后一人。

殊不知，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红军如果人都全部战死了，谈何去“消灭敌人”，谈何解放全中国？

所以，教员提出了“运动战”“游击战”，战争条件明确于我不利时，要暂避锋芒，勇敢地撤退是为了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再消灭敌人。

比如，胡宗南在1947年带领20万大军进攻当时仅有3万解放军的延安，教员运筹帷幄，下令撤出延安。我军化整为零，和敌人进行周旋，等敌人筋疲力尽之后，再集合主力部分对其进行歼灭。面对比解放军多10倍的敌军，我军打出了三战三捷的战绩，让胡宗南企图摧毁延安的计划直接宣告失败。

教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总结，“单纯军事观点”就是忽视政治、忽视群众,只为打仗而打仗，是军事上的近视眼。

其表现是：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四）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

教员在另外一篇文章分析军事与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时，还有这样一句名言：

“红军不是一个简单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

因此，我们在进行军事斗争时，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必须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政治工作（发动群众、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上。

早在列宁的时代，俄国的工人阶级也犯过“片面经济主义”错误，当时甚至还形成了小团体“经济派”。

这些信奉“经济主义”的人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跟工人阶级没关系， 应该单纯地争取某一个工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经济斗争。

俄国的这股“经济主义”思潮，号召工人阶级干一些表面上的经济斗争，而不是触及俄国统治阶级的根本。

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否定向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有将俄国工人阶级沦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此是坚决批判，最终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的侵蚀。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因此，我们党和国家正常情况下开展的许多工作都应该从全局出发，做好全面布局。不管是搞军事，还是搞经济，都不能搞单纯的某一路线，不搞“一条腿走路”。

06

不唯GDP

但也不能不要GDP

在早期，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为了与世界接轨，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我们派了许多留学生去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经济学理论。

但是，受时代条件和国民教育水平的限制，许多留学生像是“翻译机器”一样，把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几乎原封不动地翻译和抄录了回来。

西方经济学原本是为西方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这些没有经过“辩证否定”的经济学理论，被一些经济学家直接用于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

因此，在实践中，不少地区或多或少地也曾犯了“单纯经济观点”的错误。

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些地方为了片面追求GDP增长，“唯GDP论英雄”，忽视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忽视民生福祉，忽视法治建设……导致许多人的生活重新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

这里的唯GDP论，与俄国的“经济主义”虽然都是经济领域，但也不能将两者等同，只是说有相似之处，那就在开展工作时比较片面、近视。

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了GDP不是最终目的，不能再简单粗暴地对照着这个“神圣”的GDP核算方法来抓中国的经济了。

《之江新语》（2004年12月27日）这样写道：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

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长再次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上文提到了“既看发展又看基础”，“发展”很容易理解。那么，什么是基础？

我最近在看《列宁选集》时，看到了列宁对自己文章中的“社会主义意识”一词的注释：“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

这两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这就是说，我们抓经济工作时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彰显社会主义意识，不能“削足适履，不能为了对照市场经济的鞋子尺码，而砍掉自身立足的脚掌”。

从那之后，我们党内明确树立了一个新的“风向标”：决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能再简单粗暴地用之前的GDP来考核了。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追求绿色的GDP，把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文化强国等指标纳入考核……

也就是从那开始，我们国家开始重点在经济领域探索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并提出了许多创新理论（这些理论的背后对应着严峻的现实问题）。

这里受篇幅所限只引述经济领域的部分理论：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决策部署必须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守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原则。

坚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的那种贫富差距悬殊的现代化不是我们中国人民需要的。我们走的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立场是为了人民，不是“资本至上”，我们绝不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

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决整改、纠正经济制度中存在的负面问题。

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此外，还有坚持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这些理论，每一处都闪耀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在实践中，我们也是按照这些创新理论稳步推进的，十几年间在各个领域发生的调整与变化，我们所有人都有目共睹。倘若不是新冠疫情影响，我们的部分普通群众的实际感受不会像今天这样消极。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如果GDP成为世界第一，中国贫富差距日益悬殊，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水深火热，那么即使是世界第一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此，中国不能完全按照国外的MPS或SNA来核算经济状况，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来改进GDP核算方式，这项工作势在必行，也正在进行中。

今天本人重新提到要改进衡量经济核算考察办法，并不是因为我们某些地区公布的GDP增速下降了，才提到GDP的缺陷来“强行挽尊”。这是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的事情，这是早已摆在明面上的事情，只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关注到。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面对的复杂形势都是前人没遇到的，我们做的经济工作也都是前人没做过。

在这么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一个既不能完全是计划经济、又不能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与现行的两大模式都不同的全新考察评价体系，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初步形成。

而且，即使是形成之后，还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不断调整指标和完善经济核算体系。

欲速则不达。在目前，全新的经济考察核算体系还尚未正式形成，还不能直接破除GDP的办法，更不能脱离当下的国情，重新走MPS的老路。

可以说，GDP对我国发展经济的作用，已经从“指导”变成了“参考”。倘若直接放弃GDP考核，一些不善于做经济工作但又精通表演艺术的“小丑”们，岂不是光靠“喊喊口号”“表表忠心”就博取了群众关注？

今天，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GDP就像是美国的高考试卷，这份考卷对于美国考生而言，考试大纲和内容都是相适应的。当我国拿来参考甚至决定衡量我国高中生的学习成绩时，我们还需要考虑是否有超纲的地方、是否有遗漏的重要知识点、语言翻译是否贴切、选用的案例是否符合中国学生的思维习惯……只有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后，我们根据美国考卷重新制作的试卷，才是有“参考”价值的。如果不管不顾、生搬硬套，我们的考生必然考不出优异成绩，也必然无法全面衡量我们考生的综合素质。

因此， 搞清楚GDP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后， GDP这个工具，我们还不仅要研究，还要研究好，根据我们的需要不断改进GDP的核算方式，对GDP的指标进行“扬弃”，使GDP核算方式更好地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适应，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

正如首长所说，“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我们既要GDP，又要绿色GDP 。”

07

辩证看待我国目前的

经济发展状况

最近，一群美国人涌入小红书，和中国网民“对账”。我昨天恰好刷到一则视频，一个美国女大学生哭着控诉“太不公平”。

她说自己因在美国上学贷款要背负一辈子而几乎崩溃，在美国要打四份工才能勉强支付自己上大学的房租，而中国的亿万学生居然全都可以享受着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社会福利政策。

中国的不少网友们纷纷评论，自己接受着免费教育，却一直以为是理所应得的，一直以为美国也是免费的，没想到美国的学费这么高，简直不敢想象。

国民教育，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最近小红书上还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其他例子。

因此，在比较中美两国的经济状况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GDP高低来评价。谁高谁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之所以还在沿用，大概是想证明：有朝一日，我国直接用你们美国的考卷，仍然可以考第一，让你们输的心服口服！

话说回来，我们在衡量对比各国经济情况时还是要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应综合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本国在某些关键指标上的短板不足，不掩饰、不回避，正视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并不断加以改进。

但是，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用那些正在解决但尚未完全解决的弱项指标，来低估和嘲讽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对于一些明显能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感”的经济发展指标，我们也不能轻视、无法否认它们对于我们当今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巨大推动作用。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自欺欺人，说我们已经全面“岁月静好”了。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工作，是在前人打下的坚实社会主义基础上，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努力在新的时期不断“建新功”。

中国的经济发展，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感受，而老百姓主要是通过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来感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彻底解决这些民生问题也必然是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或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人的柴米油盐不应该对立起来。只有国家经济好了，才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产品，老百姓的生活才更有奔头、更丰富多彩。

我们走的是正道，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越来越繁荣富强的，个人对于经济发展在微观上的暂时的负面感受也一定会逐渐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人，也会逐渐地理解国家，支持国家。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只靠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也不能只等着市场的自由调节。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可能地少点抱怨、多点贡献，“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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