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控股人事震动与王振华归来后的不确定性_风闻

2025年伊始，房企年终“讨薪潮”再度掀起波澜，新城控股成为第一家被“围攻”的房地产企业。1月中旬，大批建筑工人聚集在上海新城控股总部大楼，直指河南商丘、郑州等地项目的欠薪问题。事件背后，不仅是行业的整体困境，更是新城控股近年内部管理与财务问题的集中爆发。

业绩下滑加剧，土储结构掣肘发展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步入低谷，新城控股的业绩表现更显疲软。根据公司2024年经营简报，截至11月，公司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369.63亿元，同比下降48.11%；累计销售面积约500.9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4.51%。月度销售跌幅更是多次超过40%，显著快于行业整体水平。

究其原因，新城控股的土储结构是一大掣肘。截至2024年上半年，公司一、二线城市土地储备仅占40%，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而竞争对手金地集团的这一比例高达75%。三、四线城市经济活跃度与购买力相对较弱，使得新城控股在市场回暖中难以受益，进一步拖累其销售业绩。

土储问题还带来资产减值压力。2023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高达55.96亿元，占当年归母净利润的758%。虽然2024年前三季度资产减值规模暂时缩减，但随着销售下滑和三、四线城市土地贬值风险加剧，未来减值计提仍是悬在新城控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现金流与债务压力并存

新城控股的现金流与债务状况同样堪忧。截至2024年三季度，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02.25亿元，而同期流动负债规模高达1993.57亿元，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25.42亿元、应付票据及账款468.01亿元。单看这些短期债务，便远超其现金储备，资金缺口巨大。

更为严峻的是，2024年第三季度新城控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重回负值，为-3.07亿元，这是近两年来的首次“负造血能力”。在债务到期压力叠加融资成本高企（6.05%）的情况下，新城控股的偿债能力令人担忧。

人事震动与王振华归来后的不确定性

自创始人王振华2019年因猥亵罪被判刑以来，新城控股的企业形象受到了巨大打击，内部管理层也发生多次更迭。王振华服刑期间，其子王晓松临危受命主掌公司，通过资产甩卖和债务压降，稳定住了企业的基本盘。然而，2024年7月，王振华刑满释放后，公司的内部管理风波再起。

王振华虽然没有在上市公司任职，但多次被曝参与公司管理，包括高管会议与城市项目巡查。其回归后，新城控股已先后免去两位老部下——副总裁倪连忠与商业管理事业部原华中区域总经理袁欣的职务，并将二人移送司法处理。此外，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鹏与两名独立董事也于2024年底相继辞职，引发外界对公司未来人事与战略走向的广泛关注。

政策利好难掩长期隐忧

得益于2024年下半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放宽，一线城市限购松绑和融资成本下降，为房企带来了一定修复信号。新城控股股价自2024年4月创下7.95元/股的三年新低后有所回升，至12月12日收盘达13.79元/股，总市值恢复至311.1亿元。然而，业绩增长乏力和债务压力依旧是横亘在公司面前的最大难题。

同时，新城控股高管层的降薪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降本增效”的努力，但董事长王晓松的年薪仍是行业均值的两倍以上，独立董事薪酬也显著高于同行，引发外界对管理层薪酬结构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脱节的质疑。

未来何去何从？

新城控股当前正处于多重压力的交汇点。一方面，内有王振华回归后的管理与战略调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外有行业调整期内的市场与政策压力。公司能否在业绩下滑中找到新的增长点，在债务重压下化险为夷，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对于新城控股而言，短期的政策利好或许能够为其提供喘息之机，但要真正实现“止跌回稳”，显然需要更深层次的战略调整和经营结构优化。（内容来源|商业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