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超想当“大哥”好多年_风闻

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最近一个月，信达生物利好消息接二连三地到来。

在研发进展上。达伯乐®（ROS1抑制剂）的第二项新药上市获批；达伯舒®（PD-1单抗）联合爱优特®（VEGFR抑制剂）疗法获得附条件批准；他雷替尼（ROS1和NTRK双靶点抑制剂）获批上市。

在对外合作上。信达生物授予罗氏开发、生产及商业化IBI3009（靶向DLL3靶点的ADC药物）的全球独家权益，首付款0.8亿美元，总交易金额超10亿美元；获得礼来的最新一代、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非共价（可逆）BTK抑制剂匹妥布替尼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化权益，负责该产品的进口、销售、推广和分销工作。

然而，这些利好并没有推动公司股价上行，信达生物已然在二级市场中处于阴跌状态，其背后的原因与公司创始人俞德超不无关系。自去年10月28日信达生物创始人俞德超的收购闹剧开始以来，公司股价从44.25元一直跌落至如今的35元左右，累计跌幅约20%。即使公司最终宣布取消提案，也没有完全扭转股价的颓势。

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显然超出了俞德超的意料。这位年过六旬的企业家，已经在国内打拼近20个年头，却一直困于“高级打工仔”的角色，令人唏嘘不已。

01 打工皇帝也辛苦

自幼出生于山区的俞德超，算得上是一个“乡里别”，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勤奋地学习。

他是家乡第一个走出深山的大学生，于1982年成功考入浙江林学院（现已并入浙江大学），此后又继续在南京林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俞德超成功申请到加州大学进行药物化学博士后研究，并在1997年毕业后加盟了美国的Calydon公司。

在入职Calydon公司那一年，俞德超把自己发明的溶瘤病毒“重组人5型腺病毒”的相关技术转给了上海医药集团。后来，上海医药集团将这项“重组人5型腺病毒”成功孵化，诞生全球首个肿瘤溶瘤免疫治疗类抗肿瘤药物安柯瑞，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

除在事业上取得跨越式进步外，1997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改变俞德超的事情，那就是俞德超母亲不幸患得胃癌，在接受了当时美国最新款专治肿瘤的新药治疗后康复了。这对于俞德超有很大的触动，让他认清了中美生物制药领域的现实差距，也让其催生了回国发展的想法。

一直致力于中药领域的康弘药业在2004年开始向创新药转型，先后在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连续申请了两个抗肿瘤药物的专利。其中，2005年5月申请的专利，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VEGF抑制剂康柏西普，而俞德超正是康弘药业认证的康柏西普唯一发明人。

2005年11月，俞德超正式回国，加盟了康弘药业，参与组建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任康弘生物董事、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以及康弘药业集团董事、副总裁。当然，对于俞德超康柏西普唯一发明人的身份，坊间存在诸多争议，有观点认为房健民才是康柏西普的“总设计师”，但这却无法掩盖俞德超拥有深厚药物研发资源的事实。

不过，俞德超和康弘药业的蜜月期并不长久，2010年8月公司拟上市前夕俞德超就已经离职而去。对此，康弘药业当时称，俞德超在任职后期因与公司在未来发展战略、新项目的选择和引进，以及部分技术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最终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

无论俞德超因何离职，这都显然是一个不划算的举动。作为主持核心项目的高管，俞德超无疑能够在公司上市后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可惜他并没有坚持到那一天。俞德超离职之后，其主持研发的康柏西普在2013年获批。上市以来，康柏西普凭借先发和性价比优势，实现快速放量。西南证券研报显示，康柏西普2023年实现收入19.4亿元。

这只能说明，当初的俞德超在康弘药业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掌握太大的话语权，只是一个拿工资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俞德超也曾对媒体表示：“在康弘的结果和我预期的不太一样。”

2015年，康弘药业终于凭借康柏西普的商业化而登陆A股市场，根据管理层持股情况来看，副总裁级别基本持股在500万股以上，价值约在1.5亿元以上。而这一切的财富，当然也与俞德超无缘。

不过，这个时候的俞德超已经无暇顾及这些，因为他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项事业努力奋斗了。

02 创始人也是打工仔

离开康弘药业后，俞德超开始转变思路，不再打工而是转为创业。一年之后，信达生物正式成立。

自信达生物成立以来，其就受到了资本机构的密切关注。2011年10月，创立仅2个月的信达生物就获得了富达亚洲1000万美元A轮投资。8个月之后，信达生物再次获得了礼来亚洲和富达等机构的2500万美元B轮融资。相关资料显示，从创立到上市前，信达生物在一级市场累计完成了五轮融资，合计5.62亿美元。

对于一家新创立的biotech公司而言，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资本纷沓而至，无疑靠的就是创始人“俞德超”这块金字招牌。兼具美国高管经验、国内创新药操盘经验，让“俞德超”这三个字背后光环闪耀。甚至很多家投资机构，最初是想投康弘药业的，但因俞德超而最终变成了投资信达生物。

被吸引的不仅有投资机构，还有国际大药企。2015年3月、10月，信达生物两次与美国礼来达成战略合作，共获得后者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实现了中国药企第一次与全球500强企业达成高端生物药从研发、注册、生产到销售的全面合作。

在众多资本和合作伙伴的青睐下，俞德超带领着信达生物一直不差钱地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8年10月31日，信达生物在港交所成功上市，IPO共发行2.36亿股，募集资金33亿元港元。紧跟着不到两个月后的12月24日，达伯舒获批上市，这是信达生物第一款商业化产品，也是国内第二款获批的PD-1药物。达伯舒2019年迅速成长为10亿元级别的国产大药，并持续在PD-1的红利之下，节节攀升。2021年，销售额已经约30亿元。

产品上市+公司上市，在康弘药业没有完成的事业，俞德超终于亲自创业完成。这次，俞德超不再是局外人，而是作为“创始人+股东”享受了这份荣耀。但取得这样的成就，也需要付出不小的牺牲，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一次次获得融资后，俞德超的股权也在慢慢被摊薄。

上市6年多来，除了IPO首发募资的33亿港元，信达生物又先后通过多次配股增发，累计融资超140亿港元。俞德超的持股比例也从上市时13.03%逐渐下降至现在的6.533%。目前，信达生物前三大股东分别只占股5%～7%的水平。

图：信达生物股东一览

也就是说，俞德超虽然是公司的创始人，但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却并不高，这也导致了他在公司中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03 好想做一回主

2023年6月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出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罕见的一幕：多项议案均出现了30%以上的反对票。这些议案多是关于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兑现，当然也包括向俞德超授予股权。

一手创建的公司，但提案却遭到股东的反对，这样的情况在公司创始人身上出现并不多见。而最近的收购事件中，再次看到了俞德超的无奈。

去年10月25日，信达生物发布公告，负责海外业务的全资子公司Fortvita，与俞德超主要持有的Lostrancos公司签订认购协议，后者以2050万美元的价格认购Fortvita 20.39%的股份。交割后，Fortvita将由信达生物直接持有79.61%，Lostrancos直接持有20.39%。Fortvita仍将为信达生物的非全资附属公司，俞德超持有Lostrancos 82.93%的股份，将成为Fortvita的实控人。

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交易的目的也许并非市场上所渲染的“管理层低价收购资产侵害散户利益”那般具有恶意，但显然也并不完全符合股东利益。

一直以来，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医药公司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国际化是中国生物医药的必走之路。Fortvita作为信达生物推动国际业务的平台，无疑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资产之一。取得对Fortvita的绝对控制权，可以避免其未来像信达生物一样变为无实控状态，也是俞德超能真正拥有一份属于自己事业的重要机遇。因此，俞德超不惜减持信达生物的股权，也要凑足收购Fortvita的资金。

只不过这样的算盘，还是被过于分散的股东们用脚推翻。信达生物的股价更是从10月25日的收盘价44.25港元开始，持续下跌四天至33.8港元，市值蒸发170亿港元之多。

最终，俞德超放弃了此次的收购计划。在11月4日盘前举行的业务更新说明会上，俞德超表示此前的投资建议公告出来后，引起了比较大规模的讨论，“坦白讲，超过了自己的想象，大大超过了自己的想象，我根本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由此可见，俞德超可能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但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资本操盘手，因为这个交易的目的太过于“赤裸”。

俞德超面临的问题，或将是未来Biotech公司创始人的共性困境。因为这些公司大多经历了数轮的融资，创始人股权被稀释情况均比较严重，最终失意离场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比如2004年成立于上海的健能隆生物，2015年因为资金困境被亿帆医药收购，创始人黄予良后来离开公司；2023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依生生物因产品商业化失败导致财务恶化，无奈外部资本成为公司第一控股股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驱逐创始人出办公室的闹剧。

因此，如何做好公司发展和投资人之间的平衡，或许是像俞德超这样的Biotech公司创始人在研发之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了。

信达生物早已跻身国内创新药第一梯队，但作为创始人的俞德超能决定的却并不多，颇有一番望空兴叹的不甘。Fortvita的争议，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俞德超想自己做一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