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丨特朗普、马斯克和扎克伯格已对真相宣战_风闻

图源: Drew Angerer/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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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马斯克和扎克伯格已对真相宣战，反击必须现在就开始

埃米莉·贝尔（Emily Bell）

2017 年初，马克・扎克伯格是在一次或可称为美国 “道歉之旅”的日子中度过的。在唐纳德·特朗普首度赢得总统选举之后风云激荡的几个月里，这位年轻的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正因自己的公司在为美国选民提供源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方面扮演的角色，且人们广泛职责这家社交媒体平台散布了大量 “假新闻”，而惴惴不安。脸书放手一搏，宣布修改其算法，并提出了一项重要倡议，即将 “第三方事实核查”作为内容审核工作的一部分。

旅行美国途中，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Priscilla Chen）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停留。他们在当地的标志性报纸《塞尔玛时报》（Selma Times-Journal)）的办公处所外摆拍了一张随性的照片。扎克伯格发帖，向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的记者”衷心道谢。他表示：“我不总是赞同你们说的一切，但这就是民主应有的运作方式。”选择拜访《塞尔玛时报》意义重大。这份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起反对三 K 党运动，并在六十代报道了从蒙哥马利到塞尔玛的民权游行的报纸尖锐地提醒人们，地方媒体可以怎样成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堡垒。

两个选举周期后，一场变革发生了。随着脸书（Facebook）更名为 Meta，扎克伯格已成为特朗普再度担任总统的幕后，硅谷重大重组的一部分。本周，扎克伯格宣布突然解散 2016 年宣布建立的第三方事实核查网络，他指责事实核查人员自身的“偏见”“侵蚀了信任”，并指责 “政府和传统媒体助推审查越来越多”。

这种语言直接来自特朗普 2022 年的一次演讲，这位下一任总统当日谈到“硅谷的暴君”沆瀣一气， “压制美国人民发声”。这番长篇大论用撤销资金支持威胁那些调查虚假信息的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其本身的灵感来自埃隆・马斯克释出的 “推特文件”，他允许一些同情他的记者在他买下推特之后不受限制地访问该公司持有的私人内部文件。所谓“审查卡特尔”，即正在研究并采取行动反对不受约束的虚假信息传播的一些技术平台、学者和民间社会团体，眼下成了美国最高通信监管官员布兰登・卡尔 (Brendan Carr) 的核心关注点。他已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审视Meta在美国以外的运营记录，得出以下结论是可能的： 扎克伯格总是更关心他的公司与权力的接近，而不是他与真相的接近。在缅甸，审核资源和文化关注的缺乏可以说是导致罗辛亚穆斯林遭遇种族清洗的部分原因；在菲律宾，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等独裁者利用脸书账户和大量网络水军破坏和侵扰正规新闻；报道加沙事态的记者发现，他们的作品在Meta的另一个主要渠道 Instagram 上被神秘地 “秘密屏蔽”了（Meta声称那是一个技术漏洞）。在加拿大，脸书从其网页上删除了一些链接，以规避一项原本会要求该平台向新闻机构支付许可费的规定。结果是，这个平台实际上以牺牲党派竞选活动为代价封杀了正规的新闻媒体。加拿大右翼的保守党看来将在今年的选举中获胜，其领导人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政纲宣讲的一项关键内容是，通过削减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预算，撤销对加拿大英语公共广播的资助。

从脸书的角度看，事实核查网络本身更像是有益的公关陪衬，用于可能的监管，而非战略性的长期投资。研究表明，这在美国有部分应用，但在欧洲的应用要严格得多，因为 2022 年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规定，未展示对防范虚假信息充分关注的大型在线平台将被监管和施以巨额罚款。受到马斯克启发，迫使大型技术平台内部的信任和安全执法退场，以之作为应对欧洲监管的部分手段，是特朗普政策的一个关键侧面。

2021 年 1 月 6 日国会山叛乱发生后，推特是第一家封杀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公司，紧随其后的是脸书和 YouTube。2020 年，推特也是第一个因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散布疫情虚假信息而为其推文添加事实错误标签的社交媒体平台。如今，马斯克是由推特更名而来的X 所有者，他利用自己的平台作为反击记者、政治对手和海外政府的天字第一号讲坛。

在操纵和影响力方面，马斯克正将一些历史悠久的强大媒体所有者甩在身后，而且这一切没有雇佣任何一名记者。他对英国工党政府的无情抨击和为英国改革党提供多达一亿美元资金（尽管现在看来不大可能）的承诺占据了英国媒体头条，并可能颠覆政治和媒体格局。这是通过取消和打压任何问责机制等手段，着眼于右翼威权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秩序的一场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哪怕像脸书的事实核查那样脆弱的机制也在取消和打压之列。

扎克伯格转向重振美国运动（Maga），这很容易令人想入非非。过去一周里，扎克伯格将其全球事务主管、英国前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换成了共和党人乔尔·卡普兰（Joel Kaplan），并将支持特朗普的综合格斗协会（MMA）主席达纳·怀特（Dana White）纳入董事会。考虑到联邦通信委员会扬言可能实施监管改革，这就是提前部署的郑重其事而引人侧目的识时务之举。

不过，特朗普政府对信息守夜人高效的政治俘获还是给美国以外的政府和机构提出了重大政策难题。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在英国：一个极右翼政府撤销了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拨款，绝大多数机构新闻由海外和右翼亿万富翁支持，社交平台之类独立分发渠道被不透明地设置为反对问责富人和极端分子。

像英国现任工党政府这样的政府，假如它们一心想抗拒这一强大趋势，就只有狭窄的空间可供腾挪了。改革对公共媒体的支持，通过立法部门和通信管理局（Ofcom）加强监管，为地方媒体基于事实的独立报道提供新的激励和支持，是并非不着边际的主张。

美国的拜登政府已开始采取上述措施，如任命反垄断专家进入联邦通信委员会，鼓励支持地方新闻的法案，发起一项考虑欠妥的打击虚假信息倡议。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已被重振美国运动媒体政策的强大浪潮冲垮了，这方面的媒体政策立足于更高效压制反对派和将正规调查刑事化的理念。

正如马克·扎克伯格的顿悟所表明的那样，在数字企业中，政治上的变化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而且绝大多数公众不会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但细微变化的长期意图和影响却可能产生持久的全球性后果。

（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本文原题“Trump, Musk and Zuckerberg have declared war on facts and truth. The pushback must start now”，由英国《卫报》网站发布于2025年1月11日。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的初步译文有校阅。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