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玺被狙，可怕的还在后头_风闻

作者 | 毒Sir

本文由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原创。

　　评价一部电影有什么维度？

　　故事、表演、镜头、特效……

　　但今天一部电影首先被讨论的总是——

　　原罪。

　　这样的局面发展到今天，该说了。

　　就看最近的《小小的我》，一星评论里充满了“兴师问罪”的话语——

　　亵渎。

　　消费苦难。

　　擦边。

　　电影可以打一星吗？

　　别说是豆瓣7.2的《小小的我》，就算是任何一部影史经典，喜不喜欢都是私人的事。

　　让人警惕的并不是一星。

　　而是**“一星的理由”**。

　　今天你目之所及，看到对电影最猛烈的抨击，从来不是从质量上评判，拍得好不好，表演怎么样。

　　千言万语——“你消费了××”“你辱了×”“你男凝了”……

　　统统都指向了道德定性：你真是一棵文艺界的大毒草。

　　这对吗？

　　（再次声明，对于以下提到的任何一部电影，针对文本的、有理有据的差评，Sir均不反对；

　　Sir反对不假思索的“正确”，以及基于这种“正确”的霸凌。）

　　01

　　一句顶一万句

　　电影有太多的表达。

　　但往往一句差评就把导演的表达堵死了。

　　比如。

　　“利用苦难群体来获奖。”

　　这样的评价，和文艺评价没有半毛钱关系，而是直接就否定了这类题材的创作——

　　不能拍苦难。

　　你拍了，不就是为了赚钱、拿奖，动机大大的坏。

　　这种评价能够获得这么多的点赞，进而左右舆论，是今天电影的悲哀。

　　这样的人根本不爱看电影。

　　但是他们爱给电影定罪。

　　Sir之所以这样说，去年的《逆行人生》就是一个例子。

　　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各人都可以自己评价。

　　可问题是，电影还没上的时候，仅仅因为这是个送外卖的题材，一星们闻着味就来了——

　　“富人演穷人赚穷人的钱。”

　　好家伙。

　　那这样说，《忘不了》张柏芝演一个跑巴士的司机，底层的单亲妈妈。

　　因为她是明星，她有钱，就不能演了。

　　哦，她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了金像影后，估计又是“消费苦难群体，当成拿奖进阶的渠道”吧。

　　如果这种批评能够成立。

　　你会发现，所有的电影都有罪了。

　　因为有几个明星会是穷人呢？他们演的角色不都是比自己“普通”吗。（当然，王多鱼除外）

　　而灾难片恐怕是罪人中的罪人——

　　“利用灾难赚钱”“吃人血馒头”“《泰坦尼克号》全球圈了那么多钱，对得起北冰洋里的冤魂吗？”

　　这种现在非常流行的道德审判，基本有两个特点。

　　一是爽。

　　说出来就群情激奋，仿佛正义的化身。

　　二是蠢。

　　只要往下再多推敲一步，就全是荒谬。

　　关注苦难和消费苦难，到底有什么区别？

　　回到《小小的我》。

　　导演让刘春和吃完饭，可以自己洗碗；弄脏床单可以自己收拾干净；

　　她让刘春和穿得很整齐，出去面试，在公车上给抱孩子的妈妈让座。

　　在这些镜头里，“刘春和们”也有了尊严。

　　电影上映后，Sir看到了不少患有脑瘫的视频博主，真诚地分享自己的观后感。（有的博主是Sir很久之前就关注过的）

　　并没有人说自己受到了冒犯。

　　那么那些义愤填膺替他们“被冒犯”的人，究竟都是谁啊？

　　当“脑瘫”两个字已经变成了网络上骂人的词汇。

　　电影却严肃地告诉大众“脑瘫不是傻子”。

　　对于纠正偏见，让脑瘫群体的处境得到重视，有着正面的意义。

　　这不该轻易地被所谓的“消费”所抹杀。

　　02

　　找到了罪人，就以为自己成了法官

　　从道德上的否定。

　　比质量上的否定，来到容易太多了。

　　因为前者不需要专业知识的分析。

　　只要一通情绪，一顶帽子，好像人人都可以生杀予夺。

　　“我不理解这里的事儿。”

　　给一星。

　　它台词有“结扎”，吃性别红利了。

　　给一星。

　　它眯眯眼了，判它辱华。

　　给一星。

　　这些差评来自于今年的三部高分电影，《出走的决心》《好东西》与《雄狮少年2》。

　　我们已经不需要用在电影院里坐2个小时之后，才能判断它是好是坏了。

　　在那些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的切片与预告里，我们就能对电影的全貌略知一二。

　　我们无需花太多代价与时间去电影院，与某一部电影培养感情，深入了解，读懂细节。

　　就可以为一部电影“定性”，并且审判它。

　　甚至，不必细数它的罪名。

　　就可以为电影打差评。

　　被电影激怒，或是观影的体验，都会打差评——

　　就连看完电影，发现被开了罚单，一星。

　　△ 《我不是药神》的一星评论

　　看完《龙猫》重映，发现跟以前一模一样，一星。

　　是在评价电影么？

　　Sir却看出来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

　　还记得b站去年《辛德勒的名单》事件么，一群人涌入b站为这部经典电影打一星。

　　引发战火的原因，对以色列战火的谴责演变成了对犹太人的讨伐，又演变成为对反映二战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一星”报复。

　　而，《万湖会议》，一部纳粹商讨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的电影成为网友的“学习资料”。

　　这些，其实都是在用“电影”去****报复、去泄愤，去让它成为情绪出口的例子。

　　是的，在这个充满戾气的时代下，电影变得格外卑微。

　　每个人好像都可以找到一个审判电影的角度。

　　就像Sir看到《小小的我》中的差评。

　　有人说，它是在放大苦难，消费苦难。

　　必须一星。

　　但同时也有人给一星是因为“不够苦难”。

　　这就让人困惑了。

　　苦难不对。

　　不苦难也不对。

　　看来，横竖这部电影都得挨锤。

　　03

　　越发紧缩的空间

　　为什么当下的“差评”现象如此之多？为什么电影要为此情绪背锅？

　　它更像是一种ptsd，一种在被各种社会现实新闻磋磨下，现代人的自我逃避。

　　因为——

　　现实已经这么惨了。

　　我们为什么要看更惨的电影呢。

　　现实已经这么惨了。

　　但我们为什么要看歌舞升平、happy ending的“春晚大电影”呢。

　　有时候，我们只想看，我们想要的电影。

　　所以，你们发现了吗。

　　当下的现实题材电影与现实之间是互斥的。

　　人们在电影院里看到了happy ending，惩恶扬善，但，电影结束后，我们看到的是却是现实与电影之间的割裂感。

　　在《第二十条》里的，两条高赞差评是这样写的——

　　说的也是现实与电影之间的差距。

　　是的。

　　它努力地以“现实主义旋律”造梦，但最后，电影结束后，观众明确地知道。

　　梦醒了。

　　不如去看短剧、爽文，能一解心头之气，让人更能获得情绪的疏通。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无法改变，也无法解决到切实问题。

　　差评、审核的出现，又一步压缩了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空间。

　　再加上煽风点火式的“大字报”影评盛行，这样循环反复之下，观众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思维——

　　骂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成了一种绝对正确。

　　当然，这里有一部分骂的很对。

　　但如果我们碰到任何一部现实主义电影，首先要做的便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骂的，而不是看它究竟是否有着什么可取之处。

　　这样的思维方式久而久之后，所形成的后遗症，往往就是我们会固守于自己的“体感”范围，一切都以“符不符合我的想象”为标准，来看待电影。

　　至于那些偏离于我们想象之外的，一律打为异类。

　　还是拿《小小的我》举例。

　　导演杨荔钠，在电影切中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又极为精准的点——

　　性欲。

　　当影片把脑瘫和性欲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会觉得这里的结合，让人感到“不适”。

　　可为什么不适？

　　因为在主流语境里，残疾人每天会考虑的事情是生存，而不是欲望。

　　在Sir看来。

　　这个时候电影的性内容，是必要的，甚至是一种抗争。

　　就像余秀华说自己是“荡妇”，她袒露出自己的欲望，这除了是本身的私人情感之外，也是在抵抗主流社会施加的规训——

　　一个残疾的，苦难的人，必须怎样怎样才算“正确”和“体面”。

　　对于刘春和来说。

　　他为什么就不能涉及性问题？

　　凭什么他就要遵循这些人的“不应该”。

　　电影好的地方，就是将这种自以为正确实则傲慢的规训，撕得稀巴烂。

　　作为普通人来说，你可以拒绝性，可以轻视性。

　　但是对于特殊的群体，这不是可以被随意忽略的。

　　那是他们也希望被看做正常人的期待，是不可让渡的作为完整的人的权利。

　　电影不是要去重复你以为的现实。

　　恰恰是要突破认知的边界，让不被看见的真实浮出水面。

　　我们可以往前看——

　　比如15年前的《海洋天堂》。

　　它在开头，就是让肝癌晚期的父亲带着自闭症儿子自杀。

　　但，镜头一转。

　　爸爸带着儿子回到家后，坐在饭桌前就质问他：

　　“绳子是不是你解的？你不走，爸走了，谁来管你啊？”

　　放在现在就是三观不正。

　　甚至，有可能被扣上“教唆弱势群体家庭自杀”的大帽子。

　　可正是这样真实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意识到了千千万万自闭症家庭的现实压力。

　　而不至于随口丢出一句，“有病去找医生啊”这样轻飘飘的话。

　　或者2021年的《妈妈的神奇小子》。

　　根据残奥冠军苏桦伟的真人真事改编，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励志”片。

　　而是通过苏桦伟的经历，说出当下残疾运动员们的现状——

　　残奥与奥运运动员，无法同工同酬。

　　以及残奥运动员退役后，被“打回现实”的生活。

　　抹黑吗？

　　或许更多的是让我们意识到“为国争光”的背后，还有着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所谓的“名人”也未必有我们臆想的那般光鲜。

　　而可惜，这些真实，从电影里逐渐失去了。

　　在现在的电影里，我们不能谈性，不能暴力，不能谈政治，不能说三观不正的东西……

　　其实，也是让我们杜绝了直视真相的机会。

　　可如果连“直视”都要被遮掩。

　　那么，这所谓的真实，我们又从何谈起呢？

　　睁开眼，是痛苦的，是无力的。

　　但，如果我们连睁眼直视都不愿，又谈何看见他们，继而看见自己呢？

　　如果我们越是严苛、越是脱离电影本身去讨伐现实题材电影。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式，去反映这个社会，反映我们自己的生活呢。

　　最后。

　　Sir还想多提一嘴，贾樟柯在《做了一个汉奸梦》里，写下的那则发生在2010年的故事。

　　那时，他的电影《海上传奇》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放映。

　　影片结束后，一名20岁左右的女孩站起来，问：“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

　　贾樟柯回应道：“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河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女孩听完这个回答后，突然愤怒地质问道，“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贾樟柯也愤怒起来，说：“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女孩突然轻蔑一笑，说——

　　“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贾樟柯说：“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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