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机构或将政治忠诚置于真相之上——彭博社
Andreas Kluth
加巴德与拉特克利夫。
摄影师:安德鲁·哈尼克/盖蒂图片社
唐纳德·特朗普越来越像谚语中醉汉使用路灯那样,将美国引以为豪的情报机构用于支撑而非照明。这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一个虽缓慢发展且常被忽视,却极其巨大的威胁。
如果总统及其情报主管持续向整个所谓"情报界"(IC)的特工、探员和分析师释放信号——独立、诚实、持怀疑态度且无政治倾向的威胁风险评估已不再被需要,而动机性推理与群体思维成为主流,最优秀的人才将离开,最糟糕的会崛起。对情报界流程与产出的信任度将下降,盟国也会减少情报共享。注意力将集中在特朗普关心的议题上,其他风险则被忽视——这些隐患终将危及美国人的生命。
彭博社观点"100%美国"农业劳动力?这是妄想美联储的架构足以抵抗特朗普的干预阿斯利康撤离不会让伦敦陷入绝境英国房价并非卡特尔骗局这种趋势已愈演愈烈,成为情报界被日益公然政治武器化的一部分。政府正以奥威尔式的传播策略推进这场运动,将其压制行为粉饰为对自身罪行的必要修正: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和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面无表情地试图颠倒现实,声称其行动旨在"终结政府针对美国人的武器化“以及"消除情报界过往不良行为者造成的有据可查的政治化"。
让我们退一步看。美国——或任何国家——的情报机构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或群体思维,因为认知偏差是人类的天性。这一洞见要求我们具备更强的自我意识、正直和“知识谦逊”。
由偏见导致的情报失误众所周知,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那些灾难性缺陷的评估。但这些缺陷是系统漏洞而非设计特性。正如所有重大失误应有的结果,它们催生了改革,包括新立法和关于客观性与非政治独立性的标准。
相比之下,曾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任职、现从事相关教学的布莱恩·奥尼尔指出,特朗普政府即将面临的情报灾难未必是偶然的,而是“被刻意制造的。在这种体系下,下一次情报失误不会令人意外,而将是一种选择”。
奥尼尔表示,美国各情报机构(加巴德监管18个)正承受着“与总统直觉和叙事保持一致”的压力,以表忠诚并强化其夸耀的主张。提交总统不认可评估的情报人员会迅速遭遇打压——可能被停职、调岗、解雇,或被新创术语“卢默式处理”。他们也可能被撤销安全权限,或卷入泄密调查并接受测谎。
有时,这种影响与其说是破坏性的,不如说是离奇的。在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后,加巴德指示机构收集有关该地区的信息——格陵兰属于丹麦(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且无论如何都不构成安全威胁。或许这些特工本该被派去调查诸如俄罗斯在太空部署核武器的企图。
有时政治化手段则明显居心叵测。为大规模驱逐委内瑞拉移民辩护时,特朗普试图援引一项法律(该法专为美国遭外国入侵的情形制定),为此他需要证明委内瑞拉犯罪集团受该国政府支持。但加巴德麾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认定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委员会被要求重新调查并改写结论。第二次评估仍维持原判。最终加巴德解雇了委员会的两名最高官员。
和往常一样,加巴德声称自己是在纠正政治化现象而非制造政治化。但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芬加(现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告诉我,他认识的那两位被解雇官员无可指摘,此举向情报界传递了"可耻且危险的信号”——本质上就是要求他们"手下留情、模糊处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首日就撤销了芬加的安全许可,因其曾联署公开信警告俄罗斯干预2020年大选。)1
在特朗普下令轰炸伊朗核设施后,情报界的情况并未好转。总统几乎立即夸耀这些设施已被"彻底摧毁",远早于任何正式的战场损害评估。但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情报局的早期分析发现,伊朗的核计划可能只被推迟了几个月。然而,加巴德、拉特克利夫等人却兜售总统的说法,并与他一起抨击媒体。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人能知道伊朗的实际损失,有操守的情报主管应该直言不讳。
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正朝着专制国家的情报文化方向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与前中情局分析师大卫·吉奥指出,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创造了"下属只汇报他想听的内容"的环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这种动态以悲喜剧的形式在电视直播中展现——普京威逼其情报主管(“直说!")重复他想要听到的、关于即将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预设判断,而这些判断最终被证明全盘皆错。
尽管美国自身存在情报失误,但多数情况下表现更优。它认识到并坦诚面对人性的缺陷,在其情报机构中灌输了一种克服偏见的精神:通过提出令人不适的问题、保持强烈的非政治性、向领导人传达他们不愿听到的信息、强调而非隐藏不确定性,以及忽略诸如忠诚度这类追求客观与真相的虚假试金石。其目的并非强化既定叙事,而是帮助总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这种精神在最大限度保障美国和世界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常常被忽视。如今失去这种情报能力不仅将难以挽回,还可能酿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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