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派对天才的蔑视是西方的一个问题——彭博社
Adrian Wooldridge
描绘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大型木偶。
摄影师:CRISTINA QUICLER/AFP在他伟大的著作《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中的英雄气概》(1841年)中,托马斯·卡莱尔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平等主义精神大加抨击。他抱怨道:“这个时代似乎否认伟人的存在,否认伟人的可取之处。”他说,向批评者展示一个伟人,他们会要求你“解释他”,“测量他的尺寸”,或者“把他贬低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如今,这种平等主义精神比当时更为强大。任何历史系学生如果愚蠢到像卡莱尔那样主张“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一定会被严厉训斥“社会力量”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涉及天才的概念时尤为明显。
彭博社观点哈基姆·杰弗里斯终于取得突破巴西对金砖国家的执着收效甚微黄金股卷土重来引发质疑为何工党的预算政治让里夫斯苦不堪言海伦·刘易斯的新书《天才神话:叛逆者、怪物与规则破坏者的危险诱惑》正是这种平等精神的绝佳例证。刘易斯提出了一些严肃但难以令人信服的论点:天才概念模糊且可塑;该概念忽视了社会资源(教育机会、卓越集群、行政权力)的重要性。但其核心论点是政治性的:天才是"右翼概念",让特权阶层(多为白人男性)得以行为不端却独占集体成就的功劳。埃隆·马斯克的形象在书中并非伟人,而是巨大诅咒。尽管刘易斯自认为逆流而上,实则总结的是传统智慧(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人类的误测》中已有更精辟阐述)。
当然,这种平均主义思潮并未取得完全胜利。科学界依然珍视诺贝尔奖得主,硅谷对高智商人群趋之若鹜,谷歌等科技巨头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推动创新。但它在公立教育体系——这个本应负责发掘和培养天才的领域——已近乎全面获胜,尤其在英美两国表现显著。英国于1960年代以"分流学生"为由废除文法学校,现任教育部长布里奇特·菲利普森正通过弱化课程标准和强化主观评估,再次推动教育平均化。
美国2.4万所公立高中中仅有140所"考试学校"(根据智力水平录取学生)。即便这少数精英学校也面临进步主义者的威胁: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佐兰·马姆达尼计划取消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实为变相废除)。2024年全美唯一针对天才儿童的联邦项目仅获得1650万美元拨款,与智力障碍群体获得的资金相比微不足道。这种平均化的恶果是:教育日益被阶级固化束缚,工人阶级中的爱因斯坦们正被系统性埋没。
公共领域对天才的制度性忽视,解释了为何除少数热门领域外,整体创新与创造力正陷入低迷。多项研究表明,关键科学领域"新想法的诞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好莱坞陷入长期创意枯竭,电影公司沉迷翻拍续集。自196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的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试显示,尽管1990年前各类创造力指标与平均智商同步提升,但此后便持续下滑。
刘易斯声称“天才”是一种巩固现状的右翼观念,这一说法本末倒置。1766年颠覆美国旧秩序、1789年改造法国以及逐步变革英国的革命者们,都主张将权力从土地精英转移给"自然天才"。这些自然天才中有惊人比例出身贫寒:比如印度乡村学校里完成惊人数学壮举的拉马努金。无论是否出身贫寒,他们的标志性成就始终是打破现状,开创思想或物质层面的新世界。
当刘易斯声称我们对天才的科学认知存在缺陷时,其论点同样站不住脚。自19世纪中叶以来,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已构建出精细的智力能力理论。这些科学家指出,将能力差异归因于后天培养而非先天禀赋的"白板说"无法解释:为何众多特权阶层子女学业失败,而寒门子弟却成功逆袭?同一环境下成长的个体为何存在巨大差异?为此他们提出了正态分布曲线、均值回归、先天后天协同论等系列理论工具来解释人类能力差异。
刘易斯提醒我们,这些科学家中有些人持有令人反感的优生学观点。事实上,这种令人反感的观点在当时几乎普遍存在: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H.G.威尔斯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是优生学学会的成员。但是,科学家的偶然信念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们工作有效性的信息吗?艾萨克·牛顿相信炼金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他的重力理论失去信誉。遗传学的最新进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某些人具有极高的天赋,如果得到适当的鼓励,可以取得杰出的成就。
近年来,许多自诩为天才的人确实考验了我们的耐心,尤其是在硅谷,他们声称有权打破束缚普通人的规则,干涉远离其核心能力的领域,并大肆炫耀财富。马斯克通过扰乱华盛顿几个月然后放弃,使政府改革事业倒退。贝索斯通过为他的星光熠熠的婚礼租用威尼斯,显示出对社会契约已经变得多么紧张毫无意识。
然而,智力正态分布曲线最右侧的人越来越推动经济进步。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无疑通过他们对个人计算机的创新贡献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盖茨在捐赠财富和创造财富方面也是一个巨人。)人工智能革命,以其改变我们生活的非凡承诺,必然由最有天赋的人推动。知识经济越发达,我们就越依赖于极少数能够首先吸收已经积累的大量知识,其次实现创新突破的人。
在一个科技与创新正重塑战争形态的世界里,这类人才将日益决定我们的地缘政治实力——甚至关乎存亡。中国正效仿新加坡模式,打造威权式贤能体制,从全民中筛选人才并将其中大部分配置到科技工程领域及军队。根据美国顶尖科学出版机构编制的《自然》指数最新排名(基于145种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国高校已占据前十名中的八席,西方院校(哈佛大学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仅占两席。而在2016年,中国机构仅占一席。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高超音速导弹、太空机器人等高科技武器领域也已超越美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与埃文·阿布拉姆斯基在《外交事务》中警告:“美国的教育危机实为国家安全威胁。”
冷战期间,西方成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人才选拔机制,不仅发掘了隐藏的天才,还促进了普遍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以美国为例,推出了提前录取和大学先修课程计划,并创建了国家优秀奖学金公司。如果这次因对天才神话的混乱认知而阻碍我们采取同样大胆的政策,那将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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