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A并非意味着让利润再次伟大——彭博社

亿万富豪街区的就职典礼。

摄影师：朱莉娅·德马雷·尼金森/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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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的利润正在下滑。上周，经济分析局证实，企业税后利润在第一季度下降了3.3%——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大的降幅。

当企业赚的钱减少时，这通常是经济放缓的先兆。在这种情况下，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特朗普2.0议程是否故意针对企业的利润底线。

彭博观点任期限制无法解决国会的问题雇主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这并不真的是关于削减计划生育资金——除了它确实是共和党的预算法案在移民问题上也很极端这听起来很离奇。股市正处于历史新高的边缘，因此美国企业的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但这有道理。税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7%，这是前所未有的，而在20世纪的最后50年里，这一比例从未超过8%。唯一接近当前经济份额的时间是1929年大崩盘前夕。如果国家要解决不平等问题，资金必须从某个地方重新分配；企业利润是一个明显的资金来源。

共和党人将矛头转向企业

特朗普联盟中的部分力量长期持有反企业议程。数月前，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此撰文指出，MAGA运动意图"终结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他特别强调，特朗普联盟中许多领导人试图"解构美国资本主义的伟大支柱——公开上市且由专业团队管理的企业"。

这些言论已足够激烈，但比起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特朗普2.0时代激进议程“2025计划”的主要策划者——的著述仍显温和。他宣称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基石贝莱德集团是“腐朽无根的”，应当彻底摧毁——美国童子军和中国共产党也应遭受同样命运。

国会中直言不讳的特朗普支持者玛乔丽·泰勒·格林则认为：“企业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一直称之为企业共产主义”。她敦促政府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后停止向共和党捐款的企业展开调查。

史蒂夫·班农，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负责人向Semafor抱怨，美国政府的4.5万亿美元收入中仅有5000亿美元来自企业税。“自2008年以来，2000亿美元流入了股票回购。如果这些钱投入厂房和设备，想想会对国家产生多大影响。”

他主张对企业与富人实施"大幅增税"。“要为我们的人减税，就必须削减开支——这肯定会遭到抵制。那么税收从哪来？企业和富人。”

MAGA与企业的对立

当前若干政策虽未明确反企业，但多少会产生这种效果。

米歇尔·勒纳，瑞银HOLT分析服务主管指出，回溯至1870年的数据显示，关税与企业盈利率（衡量核心盈利能力的指标）始终呈负相关。关税损害企业利益。观察1950年以来的投资现金流回报率，其上升（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与进口占GDP比重增长完全同步。

由法国兴业银行跨资产与伯恩斯坦联合开展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不仅通过国际销售（标普500企业40%的收入来源）使美国企业受益，还显著降低了成本。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标普企业的销售成本占其营收比重高达70%，这一比例已持续多年。如今该数字已降至63%，意味着这一基础利润率大幅提升了7个百分点。科技、消费和工业企业获益最多——也将在去全球化中损失最大。

特朗普2.0政策目前正将利益从股东向工人重新分配。StoneX金融公司宏观策略师文森特·德鲁阿尔德指出，当前提交国会的《宏伟法案》中唯一未削减的税种是企业所得税。“该法案的核心交易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减免来抵消关税带来的通胀冲击”，他表示，“如果汇率调整、外国人和消费者不承担关税成本，那么将由企业利润买单。”

此外，打击非法移民和限制留学生政策推高了劳动力成本。法案第899条中针对外国投资的征税条款——目前看来将被撤回——原本可能导致资本流入减少，增加融资难度。

企业必须回答的问题

企业自身的行为助长了这些趋势。从历史上看，企业在GDP中的占比往往随经济波动，当劳工组织谈判力量薄弱时就会上升。但本世纪以来，企业利润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减弱，在疫情后更是大幅飙升。

法国兴业银行宏观策略师阿尔伯特·爱德华兹指出，企业借两大关键事件推动涨价以扩大利润率：“一是新冠疫情后的供应链限制，二是俄乌战争引发的商品成本推动压力”。

在人们意识到通胀会损害生活水平的背景下，利润率问题更显重要。这催生了“贪婪通胀”概念——爱德华认为这个说法恰如其分。政客们越来越敢于干预企业定价决策，这种自1970年代初尼克松失败的价格管制后就绝迹的做法正在回潮。卡玛拉·哈里斯在竞选总统时提出“反哄抬物价”政策（最终败选）；最近特朗普更迫使亚马逊等企业让步，放弃在标价中单独列出关税影响。

攀登至公司高层曾几何时并非通往巨额财富的阶梯，那是创业者的专属领域。现代高管薪酬体系改变了这一局面，让首席执行官们通过达成毫无挑战性的股价目标即可跻身亿万富翁之列。他们与普通员工薪资的鸿沟昭示着不公——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2021年CEO与普通员工薪酬比达到399:1，而1965年仅为20:1。2019至2021年间，高管薪酬上涨30.3%，而疫情期间保住工作的员工薪资仅增长3.9%。

这很容易被贬斥为嫉妒心理作祟，但高管薪酬如今确实扭曲了整个经济体系。常驻伦敦的资深基金经理兼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绝非左派人士）长期抨击奖金文化，认为其导致了灾难性的资本错配。

史密瑟斯指出美国的核心问题是"二十年的投资不足"：

主要诱因在于企业管理层薪酬模式的变革。1990年代兴起的奖金文化极大改变了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进而扭曲了管理行为。可悲的是，这种变化对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管理层被诱导减少投资，而投资萎缩直接拖累了经济增长。

他认为，过去几代企业会因公司减税政策而增加投资，但当高管薪酬与股价挂钩后，这种行为就停止了。这导致企业削减投资，将资金用于并购和股票回购。此举虽抑制了增长，却确保了股东短期收益最大化。

由于股票投资仍是富裕阶层的游戏，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反对高管高薪常被包装成民粹主义的阶级对立立场，但其深层意义远不止于此。

利润的政治博弈

特朗普阵营虽带有反企业色彩，但这并未阻止其首任政府大规模回馈私营部门。2024年，特朗普获得硅谷支持，在亿万富翁方阵见证下二次宣誓就职。但他也正在失去传统企业支持者。

被民主党视为共和党自由意志主义政策推手的实业家查尔斯·科赫已失去耐心。去年资助黑利在共和党初选挑战特朗普后，他今年初向卡托研究所表示太多机构抛弃了自由原则，“人们忘了原则沦丧时，自由也将不存”。若政府打压企业，科赫等人将如何应对？

美国的关键政治发展往往发生在政党内部，而非党派之间。当前共和党的联盟在概念上并不比林登·约翰逊1960年代的民主党更陌生，新政联盟曾将来自北部和西部的多种族自由派与南方支持种族隔离的白人联合起来。当约翰逊通过民权法案选择支持其中一方时，这个联盟便土崩瓦解。

目前，MAGA联盟既包含美国最大的企业，也囊括对其最尖锐的批评者。未来几个月的政策选择及其影响将决定这种局面能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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