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维持中国亏损企业运营以保就业防动荡——彭博社
bloomberg
陕西沁阳长生酒业有限公司自2020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摄影师:沈琪来/彭博社
在中国西北部一家有69年历史的白酒厂车间里,十几名工人正手工为瓶装白酒粘贴标签。这种烈性酒被称为白酒,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烈酒。
陕西沁阳长生酒业有限公司(一家自2020年以来一直未盈利的企业)展现出的低效,在这个机器人正在取代人工劳动的国家可能显得反常。但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企业主和地方官员正竭尽全力保护就业,维持困境中的企业生存。
“如果我们倒闭,工人将失去收入,也无法领取养老金,”35岁的肖梅根(音)说。作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她负责协助市场营销。该工厂雇佣了300名工人,其中包括一些是政府扶贫项目的帮扶对象。“关闭工厂将给我们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她补充道。
上世纪90年代,政策制定者通过关闭数千家低效企业和裁减数百万工人,为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制造大国奠定了基础——这些严厉举措帮助全面提高了效率。但随着中国19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放缓,许多产品的需求现已饱和,而受持续房地产危机影响的消费者正变得更加节俭,即使价格在下降。
中国工业部门面临盈利能力持续恶化的困境
亏损企业占比创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彭博社
当前形势使中国工业企业的亏损面达到2001年(上一轮改革末期)以来的峰值。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正通过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扶持企业,试图缓解就业岗位流失与财政收入下降的双重打击。
这令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政府面临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既要避免大规模失业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又需关停那些造成国内通缩压力并引发欧美及拉美国家反倾销关税的过剩产能企业。
陕西秦阳长生酒业有限公司汉中厂区内排列整齐的白酒发酵窖池摄影师:沈起来/彭博社
黄酒灌装生产线作业场景摄影师:沈起来/彭博社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尼尔·托马斯指出,对中国高层领导人而言,就业问题比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政治敏感性。
“失业者被认为因抗议而失去的较少,因此构成更大风险,”他说。“因此,中央削减工业产能的努力可能会遇到阻力——不仅来自受影响企业的员工和管理层,还有那些绩效考核依赖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员。”
中国经济抗议活动在去年末激增
异议活动在第四季度较2023年同期上升了41%
来源:自由之家的中国异议监测
习近平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对峙只会加剧这一问题。贸易战已大幅削减了对美国的出口,危及数百万中国就业岗位,即便在停战协议将华盛顿的关税从145%降至30%之后。根据德意志银行的数据,制造业占中国劳动力的五分之一——是美国比例的两倍多。
尽管习近平“绝不屈服”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严厉关税政策的立场赢得了中国公众的支持,但裁员可能迅速恶化这种情绪。2022年末促使习近平突然结束清零政策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动荡的敏感性。
2022年北京反对新冠限制措施的抗议活动。来源:彭博社已有迹象表明,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正成为敏感话题:中国最大的在线招聘平台之一智联招聘今年悄然停止提供其至少编制了十年的薪资数据。
浪费性生产
中国政策制定者与浪费性生产问题已斗争数十年。
上世纪90年代末,朱镕基总理首次着手解决该问题,发起关闭低效国有企业的运动——这些企业通过廉价资金和补贴不断从经济中汲取资源。随着北京推出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国有经济规模收缩的同时,外资涌入推动了中国经济连续十年的两位数增长,缓解了大批工人下岗的阵痛。
中国就业市场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疲软
凯投宏观指数显示2024年下半年以来就业下滑加剧
数据来源:凯投宏观
注:官方失业率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并显示标准差
习近平执政后不久,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倾销商品的指责,高层领导人再次采用类似策略来缓解钢铁等商品的过剩产能。
但本轮需要调控的行业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新兴领域,中央政府对企业退市的控制力较弱。中美竞争还将国家安全提升至首要地位,使得北京对任何可能引发不稳定的因素容忍度降低。
尽管如此,习近平及其执政团队认识到必须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准备应对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时,今年3月国家主席和总理均承诺要解决行业"内卷式竞争"。这个网络流行词描述的是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状态——尽管收益递减,企业和劳动者仍被迫过度竞争。
中国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
疫情以来利润率不断下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彭博社测算
注:汽车制造业利润率数据根据行业利润与营业收入计算得出
但若不彻底改革中国各级政府激励机制,地方官员的惯性思维恐难打破。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主要依据辖区经济增长,而招商引资是最易提升数据的途径之一*。*他们还能收取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为解决此问题,国务院去年出台规定,禁止地方未经上级批准提供税收优惠或补贴。
高层还要求金融机构停止向僵尸企业(依赖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维持的企业)输血。尽管当前中国僵尸企业数量无官方统计,但科尔尼咨询公司估算2023年这类企业在亚洲国家激增27%,但仅占企业总数的3.4%。
中国内陆省份工业亏损更为严重
山西省是工业亏损企业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彭博社计算
注:数据为2024年录得亏损的工业企业占比
没有哪个地区能比山西更鲜明地展现这种困境——这个曾是中国西北部煤炭生产摇篮的省份,如今遍布着数千个废弃矿场。去年该省近40%的工业企业出现亏损,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为摆脱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中国政府正将投资从基建和房地产转向先进制造业,重点扶持"新三样"能源产业:光伏、电动汽车和锂离子电池。
大运汽车的困境就是典型案例。
运城的大运汽车生产基地摄影:沈起来/彭博社
该市一家已关闭的大运远航品牌经销店摄影:沈起来/彭博社这家卡车制造商鼎盛时期,为拥有500万人口的古城运城提供了数千个高薪岗位(从当地到白酒厂乘火车需三小时)。2017年销量见顶后,大运与全国众多车企一样转型电动车市场,但其标榜"中国版宾利"的高端轿车却销售遇冷。
“这是中国经济的悲哀之处,”47岁的赵新正说道。二十年前,他曾是大运汽车的销售员,如今经营着一家连锁早餐店,雇佣了几位前大运员工。“一旦人们发现一个好行业,就会蜂拥而入,以闪电般的速度吞噬利润。”
赵新正摄影师:沈起来/彭博社“山西甚至不适合制造业,”他补充道。该省地处内陆,导致零部件进口和汽车外运成本高昂,且缺乏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供应链。他表示,企业曾享有的一个优势是政府支持:在山西设厂可获得财政奖励,而大运卡车则享有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以促进销售。
大运汽车2020年的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当时试图通过首次公开募股为电动车扩张融资)揭示了其与政府的关系。
招股书显示,在尝试IPO前的三年里,该品牌三分之一的卡车销往运城市政府全资控股的企业。此外,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占其利润的10%以上。根据一份官方通知,2017至2018年间,大运获得的电动车销售补贴相当于这两年利润的五分之一。
中国已结破产案件官方数据
随着经济放缓,过去几年案件数量激增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年度报告、援引法院法官的媒体报道
注:2022年数据暂缺
在中国这个拥有约140个电动车品牌的高度竞争市场中,即便有政府支持也显得力不从心——咨询公司艾睿铂预测,到本年代末仅有不到20个品牌能实现盈利。大运集团因拖欠货款被供应商起诉后,于11月启动法院裁定的重整程序,理由是现金流困难。但据现任和离职员工透露,在裁员约半数后,大运仍恢复了卡车生产。
对当地居民而言,大运破产是不可想象的。接受彭博采访的多位居民表示,相信政府正在积极解决问题并寻找投资者。
“大运不可能破产”,餐馆老板赵先生说,“政府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大运集团和运城市政府未回应多次采访请求。
退市机制缺失
即便有意愿,中国许多濒临倒闭的企业也往往难以顺利退出市场。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专攻破产法的资深合伙人吴坚指出,说服法院受理案件通常是第一道难关。他表示,这是因为一旦进入司法程序,法官个人需对维护社会稳定负责。
根据2021年一篇援引法院内部指导文件的法律论文,对于敏感案件,法院工作人员需上门走访抗议者和信访者以化解矛盾。若未能预防群体性事件——尤其在重大政府活动或节假日期间——可能面临降级等严厉处分。
标普全球评级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路易斯·库伊斯表示:“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违约和破产案例显著偏少。虽然保企业的做法颇具诱惑力,但会阻碍资源更有效配置。此外,对劣质企业缺乏市场约束也会给其他健康企业带来问题。”
随着违约房企面临约1500亿美元债务问题,中国正着力完善破产制度。数据显示,法院去年审结的破产案件数量较2020年增长两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全国3000多家法院中设立的约100家专业破产法庭,这些法庭旨在减少地方政府干预。
大运集团运城生产基地的正门。摄影师:沈起来/彭博社北京政策咨询常客李稻葵指出,解决之道在于中央政府。这位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建议高层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产量配额制,通过允许企业将配额出售给竞争对手,从而激励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回到酒厂,董事长肖玉祥正在制定企业生存计划。其战略核心是推出无醇米酒系列,既迎合Z世代消费者理性饮酒趋势,又顺应公务禁酒新规。
但肖玉祥同样期待政府加强干预。他提议建立许可证制度,符合创造就业和纳税标准的企业方可生产白酒,以此抑制恶性竞争,促使贡献不足的厂商退出。“目前政府尚未展现解决问题的决心,“他表示,“经济复苏可能取决于这种决心的时机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