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对中国的依赖远不止于劳动力成本——彭博社

上海某处的iPhone16广告。

摄影师：沈启来/彭博社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威胁称，将对iPhone征收25%关税，直到苹果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这些手机。鉴于特朗普在宣布和取消新关税方面的一贯表现，这一威胁很可能不了了之。但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特里克·麦吉引人入胜的新书《苹果在中国》（Scribner出版社，5月13日出版）解释了为何无论总统政策最终如何落地，这家企业都不会大规模将手机生产迁回美国。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最初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低廉的工资，但麦吉有力地论证了苹果对中国的依赖远不止于劳动力成本。这家巨型设备制造商独特的海外生产模式最初源于无奈之举，如今已演变为强大的竞争优势。麦吉认为，这与史蒂夫·乔布斯的远见和乔尼·艾维的美学天赋同样造就了苹果的成功。受益者也不仅是苹果：麦吉指出，该公司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和公开分享的技术，是推动中国本土科技企业崛起的关键因素，使其以惊人速度缩小了与西方竞争者（包括苹果自身）的差距。

20世纪90年代末，苹果公司首次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时，远非今日这般全球巨头。当时的苹果只是一家生产备受喜爱但市场小众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曾多次濒临倒闭边缘。对这家苦苦挣扎的企业而言，外包是削减成本的无奈之举。但以完美主义著称的乔布斯最初极力反对这一举措，担心会影响公司的高品质标准。

然而乔布斯和苹果管理层很快发现，海外制造（最初在韩国和台湾，后来逐渐转向中国大陆）反而让公司对生产流程有了更强的掌控力。与康柏或戴尔等竞争对手不同，苹果不仅提供规格参数，还派遣工程师团队常驻代工厂，与当地工程师同吃同住，共同解决如何将艾维设计工作室那些精妙复杂的图纸转化为实际产品的难题。

随着规模扩大，苹果开始重金投入制造技术。他们会发掘科研实验室专用的特殊材料或设备，买断全球供应（有时会协助设备制造商扩大产能），然后将这些设备安装在富士康等代工厂的深圳车间。根据麦基掌握的数据，截至2015年苹果在华制造年投入已达55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他强调，“还不包括苹果硬件零部件的成本”。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若更换合作伙伴，苹果可直接拆卸工厂设备转运至新址。

但即便苹果自身有意与中国脱钩，也无法剥离并收回中国合作伙伴在多年协作中积累的宝贵技术专长。多年来，苹果通过压榨代工厂的利润空间来提升自身收益。但正如以严苛精明著称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最早领悟到的——其工程师在与苹果合作中获得的技术诀窍蕴含着巨大价值。

然而如今，连台湾的富士康也正被深谙此道的大陆竞争对手赶超。麦吉指出，尽管面临美国禁令与制裁，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产品（如华为Mate 20 Pro手机）性能已超越苹果。“苹果推动的技术转移，“麦吉写道，“使其成为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项旨在切断对外技术依赖的雄心勃勃的反西方战略——最大的企业支持者。”

自2012年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政府对外企技术转移的要求变得愈发直白且具有胁迫性。但即便合作条款已对苹果不利，这家公司仍无切实可行的脱身之道。

麦吉著作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独裁式领导的多样性：有对下属咆哮的乔布斯，有以军事化方式治厂的郭台铭，更有终极强人习近平。书中受访的苹果现任及前任高管们描述了他们为按时推出笔记本电脑、手机或平板近乎崩溃的工作状态，以及周而复始的循环。许多人最终为家庭和健康选择离职。他们还谈到那些他们认为被工作压力夺去生命的同事。至少这些高管获得了丰厚报酬，与制造设备工厂里庞大而可替代的中国青年劳工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将极其严苛的想法转化为现实的一种方式，是将参与这一过程的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从定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信奉这一点。而苹果公司，则以另一种方式，似乎也认同这一点。25%的关税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