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内地投资遇挫 香港富豪投资者忧心忡忡——彭博社
Diana Li
李嘉诚摄影师:Justin Chin/彭博社李嘉诚与北京方面的紧张关系向香港大亨们以及将这座城市视为财富中心的全球投资者发出了明确提醒:永远不要低估地缘政治的影响。
中国加大力度批评这位亿万富翁与贝莱德集团的天价港口交易,并因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对该交易展开调查,此举引起了富裕投资者及其顾问们的关注。
为亚洲富裕家族服务的香港多家族办公室Cavendish Investment Corp.的管理合伙人Jean-Sebastien Jacquetin表示,一些家族正在观望近期事态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投入大型项目和投资。他说,更多家族也开始选择分散投资,在其他地方开设银行账户,并将部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等其他司法管辖区。
Jacquetin说:“不幸的是,香港和李嘉诚被卷入了贸易战的漩涡,当美国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时,香港也会感受到一些影响。“他说,富有的国际家族可能会"重新评估他们来港扩张的计划”。
就在香港加大力度吸引全球富豪、且香港与新加坡和迪拜等其他财富中心的竞争日益激烈之际,北京方面对这笔交易的反应引发了一些不安。根据该交易,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集团将把数十个港口出售给包括这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财团。
“真正的转变在于家庭如何对冲风险——不仅是市场或利率风险,还包括地缘政治风险,”丰裕信托服务(香港)有限公司信托及家族办公室咨询高级合伙人、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荣誉理事Harry Yu表示,“虽然长江和记的交易并未引发大规模撤离香港的浪潮,但它确实强化了一种现有思维:地缘政治风险需要像市场风险一样被审慎管理。”
尽管如此,若本周中美贸易休战后紧张局势缓和持续,可能会提振香港资产价格,并说服投资者淡化对李氏事件的担忧。
香港政府一直坚定传达一个信息:香港是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商业环境。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三月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这一情况不会减弱家族办公室对香港的兴趣。
彭博新闻社采访了十家家族办公室,发现反应各异:有人惊讶于李氏竟认为未经中国批准就能完成交易,也有人承认地缘政治如今已无法忽视。部分人士还推测,交易僵局将持续,并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在回复电子邮件提问时表示,虽然投资决策取决于多种因素,但香港持续建立新联系、吸引新资本、培育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将确保其作为全球家族办公室枢纽的持续重要性。
影响力消退
因其投资才能被当地人称为"超人"的李氏,自1940年代全家从中国大陆逃至香港后,便以此地为家。他在房地产、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积累了财富,并长期位居该市首富。尽管曾因其商业头脑和人脉受到北京方面的青睐,但近年来他的政治影响力已逐渐消退。
但引发北京方面不满的,是其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近期出售包括巴拿马两个港口在内的资产交易。虽然交易工作仍在进行,但各方已错过了原定4月2日前完成巴拿马部分出售的目标。
尽管长江和记注册于开曼群岛,且仅有12%营收来自香港和内地,但若交易继续推进,可能会使家族下一代在中国的业务复杂化。
据知情人士3月透露,中国已要求国有企业暂停与李氏及其家族关联企业的任何新合作。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这家由李嘉诚长子、同时兼任长江和记实业主席的维克多执掌的综合企业地产分支,其长期租赁投资物业组合中有五分之一面积位于内地,而中国更是其商品房开发土地储备的主要所在地。
其次子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拓展集团同样深度涉足中国市场。其保险业务分支富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曾在过往财务文件中明确表达进军中国内地的雄心,这很可能需要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财富枢纽
香港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财富流入目标:在现有2700家基础上,年底前新增200个大型家族办公室。根据政府四月初发布的数据,已决定或有意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的数量约150家,其中约四分之一来自欧美。
关于李嘉诚家族动态可能对香港财富聚集战略产生的影响,各界观点纷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亚洲家族办公室主管表示,此事可能提醒家族办公室,香港主要是服务中国内地的枢纽,存在北京干预的固有风险,而对于寻求透明度和政治稳定性的东南亚家族来说,新加坡仍是首选。
其他人士,如Click Ventures创始人Carman Chan(该公司管理其家族资产,总部设在香港和新加坡)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一个成熟老练的家族办公室应该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的结构,将管理团队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投资实体分开。
Balfour Capital Group(一家管理4亿美元资产的投资公司)的高级财富顾问Hersh Oberoi表示,尽管此事短期内引发了人们对香港投资者情绪的质疑,但香港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财富中心。他说,这一事件提高了人们对全球不稳定及其潜在影响的认识。
“李嘉诚案尖锐地提醒我们,地缘政治认知如今已成为金融现实,“Oberoi说。“家族办公室不能再将战略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数据领域——视为非政治性的。在国家权力延伸的领域,风险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