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R与PBS并非特朗普的威胁，而是国家的瑰宝——彭博社

A.J. Bauer

2025-05-06

今日关键词是N与O。

摄影：索尔·洛布/法新社当唐纳德·特朗普上周签署行政令削减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公共电视网的联邦拨款时，他有一点说对了：我们确实身处媒体过剩的时代。

但他基于市场逻辑的过剩论从根本上误解了公共广播的宗旨——其核心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

“与1967年公共广播公司成立时不同，当今媒体环境充斥着丰富多元的创新性新闻选择，”特朗普在《终止纳税人资助偏见媒体》行政令中宣称，“在此环境下政府资助新闻媒体不仅过时多余，更会损害新闻独立性的公信力。”

虽然特朗普对新闻自由的攻击令人联想到理查德·尼克松，但他撤销公共广播拨款的理论依据更多源自罗纳德·里根1980年代放松管制的政策逻辑。

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通过"三大电视网"（CBS、NBC和ABC）获取新闻。这些电视台之所以能提供新闻及教育节目，得益于1949年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的《公平原则》——该法规要求广播牌照持有者必须播出涉及公共利益的节目。

顾名思义，公平原则还要求广播机构为受众提供不同观点——使意识形态平衡成为核心要务。

这项规定是一项折衷方案，它推翻了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对广播社论的全面禁令——该禁令的合理性基于无线电和电视信号传输所依赖的电磁频谱物理限制。可用广播频段的相对稀缺性限制了市场上可存在的电台数量，这自然制约了观点多样性。

当广播公司抱怨社论禁令侵犯其第一修正案权利时，进步媒体改革者主张听众有权通过电波听取多元观点。

1969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涉及广播领域的第一修正案适用时，肯定了这种以受众接触权为导向的立场。

“由于无线电频率的稀缺性，政府有权对持照机构施加限制，以确保这一独特媒介能表达其他应被传播的观点，“大法官拜伦·怀特在"红狮广播公司诉联邦通信委员会案"的多数意见书中写道，“观众与听众的权利——而非广播公司的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

尽管如此，反对该原则的声音持续存在，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任命马克·福勒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大幅削减对广播行业的监管。福勒于1987年正式废除了公平原则，里根也否决了国会将其进一步法典化的努力——与特朗普一样，他们认为日益多样化的选择减少了对政府干预以平衡和监管媒体系统的需求。

“在对自身规则效果进行大规模研究后，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85年发现，有线电视等新信息源的激增显然使‘公平原则’变得不再必要，”里根写道，为他否决1987年《广播公平法案》辩护。

公平原则及20世纪对广播公司施加的其他内容和所有权限制的潜台词很明确。若无监管，商业运营的电台将服务于其所有者的财务和政治利益，而非公众利益——政府以公众名义托管着电波。

公共媒体，如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公共广播公司（PBS），是另一种旨在服务公众利益的政府干预。但特朗普如今反对的1967年《公共广播法案》将政府不仅视为缓解资源稀缺的手段，更视为丰富资源的提供者，提供超出利润动机所能支持的资源。所能支持的范围。

“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满足于‘每家一只鸡’。美国人民同样渴望卓越，”林登·B·约翰逊在签署成立公共广播公司的法案时说道，“当我们每日致力于生产新商品、创造新财富时，最根本的是要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这正是该法案的宗旨。”

此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公共电视网（PBS）超额完成了使命——其新闻与教育节目斩获无数奖项，并通过制作《罗杰斯先生的邻居》和《芝麻街》等经典儿童节目，滋养了几代美国人的成长。

沉迷于数量而轻视质量的特朗普，恰恰忽视了正是政府支持催生了诸多让美国伟大的成就。虽然我们已不再生活在需要《公平原则》等联邦法规来约束的媒体选择匮乏时代，但如今面对海量选择，公共广播公司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

当今媒体圈充斥着投机分子和党派人士，他们既不尊重事实，更无视公众福祉。而像NPR和PBS这样以服务公共利益为联邦法定使命的媒体，正是抵御诈骗和意识形态泛滥的重要屏障。或许这正是特朗普视其为威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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