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把美国变成新兴市场 - 彭博社

Adrian Wooldridge

新兴市场企业深谙其生存法则。

摄影师：曼德尔·恩甘/AFP/盖蒂图片社

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中，新兴市场企业一直试图向美国企业学习。多元化集团曾效仿美国企业掌握业务聚焦的艺术；家族企业掌门人将子女送往哈佛商学院深造；雄心勃勃的管理者研读迈克尔·波特、加里·哈默尔等西方商业大师的著作。

如今美国企业需要回礼了。美国正在迅速褪去西方外壳，转型为新兴市场。而最懂得如何规避此类市场陷阱并把握机遇的，莫过于那些毕生深耕于此的企业：想想1945年成立的墨西哥宾堡集团，历经国内外动荡成为全球烘焙巨头；1868年创立的印度塔塔集团，跨越殖民统治、民族解放和新自由主义革命屹立不倒；或是1926年诞生的土耳其科奇控股，在世界最动荡的角落蓬勃发展。

彭博社观点罗马尼亚重新投票将审判30年腐败史美国治世终结为英国带来机遇贺锦丽渴望被倾听 加州正在聆听流放华尔兹治不好美国外交的无能美国正加速倒退为一个欠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常由喜怒无常的强人统治，他们将国家生活的每个角落政治化（并扰乱）。唐纳德·特朗普比大多数人都更情绪化。新兴市场的统治者无视市场规律，动用国家工具重塑国民经济。特朗普正用关税恢复国家伟大，尽管股市痛苦哀嚎。新兴市场因缺乏有效的政府或市场机构而布满"制度真空"。特朗普将政府重要部门送入碎木机，削弱了《反海外腐败法》等企业依赖数十年的监管安排。特朗普治下繁文缛节的激增——尤其是因其变幻莫测的关税制度——正将美国变成现代版印度"许可证统治"。

美国企业最需向新兴市场学习的是如何应对政治不确定性。每家跨国美企现在都必须考虑：与外国势力一度稳定的关系，可能因总统又一条推文或“真相”而瞬间改变。所有企业无论行业规模，都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关税与价格。如果说1980年代后的主要企业挑战是管理距离，那么今天的核心挑战就是管理政治。

企业正投资提升政治敏锐度与政治影响力，有的聘请政治咨询公司，有的组建内部政治顾问团队。有些企业每天召开战情室会议研判白宫最新动向。但在转型过程中，企业过度依赖西方政治专家（尤其是退休政客），未能充分汲取新兴世界的政治智慧。这正是BCG和麦肯锡等全球咨询公司发现的新优势。

新兴世界提供了如何将政治转化为自身优势的范例。要讨好统治者的亲信，因为决定合同的是私人关系而非客观标准。每个强人国家都有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将与统治者的亲密私交转化为商业帝国：匈牙利首富洛林克·梅萨罗什曾是管道工，只因恰巧是维克托·欧尔班总理的童年挚友；俄罗斯最成功的建筑巨头阿尔卡季和鲍里斯·罗滕贝格兄弟，不过是因少年时代与普京同上过自卫术课程。但对于外国企业而言，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的理由日益充分：既能掩饰外资身份，正如某顾问所言，也因"美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那些不得不应对多疑的中国政府的公司，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新兴世界同样提供了政治反噬的警示案例：强权领袖惯于向成功企业家展示谁才是主人，普京对众多寡头如此，习近平对阿里巴巴前掌门马云亦如是。特朗普已对几家在其失势时作对的大型律所实施报复，若参照新兴世界强人的行事逻辑，未来他很可能仅因"能够做到"就再度出手。

企业需向新兴世界学习的第二课，是韧性优先于效率。自1980年代自由市场革命以来，美国企业出于合理的市场考量，一直宣扬业务聚焦与组织精简的优势：综合企业存在折价效应，而精干公司可通过市场采购应对突发需求。但在领导层反复无常与关税壁垒高企的时代，抗风险能力远比效率重要得多。

直到最近，像塔塔这样的新兴市场企业集团还在试图缩减其庞杂的业务组合，转型为西方式的单一业务公司。如今美国单一业务公司需要重新学习企业集团的智慧。企业集团擅长应对不确定性，因为它们拥有多样化的业务，这些业务遵循不同的商业周期运行：当一项业务下滑时，另一项业务可能正在上升。企业集团还具备应对混乱环境所需的规模和范围。规模和范围能帮助你处理关税规则带来的巨大行政负担——这些规则可能每周都在变化。规模和范围还能帮助你弥补更广泛社会功能的缺失，比如为工人提供体面的培训或可负担的住房。社会整体功能失效越严重，企业就越需要将核心社会功能内部化。

新兴市场还提供了大量案例，展示如何应对各种意外危机——这些危机大多数西方人以为已成为过去，但由于特朗普、基础设施老化和社会契约的瓦解，它们正变得司空见惯。哈佛商学院网站上的《创建新兴市场》项目尤其具有启发性，该项目收集了180位成功企业家关于如何应对动荡、政变、社会崩溃、银行挤兑等危机的访谈。

有两段访谈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段是与Nando’s联合创始人罗伯特·布罗津的对话，讲述他如何在种族隔离制度垂死之际创立了这家辣味鸡肉帝国。1994年，公司通过"让消费者在动荡中开怀大笑"来应对南非的紧张氛围，甚至在曼德拉刚出狱时就推出由模仿者出演的广告。而第二段访谈对象是埃及食品公司Edita创始人兼CEO哈尼·贝尔齐，他通过实施"多价位策略"——对不同食品采取差异化涨价幅度，来应对通胀飙升，确保低收入消费者不会被"逐出市场"。

能从新兴市场汲取经验的不只是企业CEO。特朗普身边政策制定者同样如此。特朗普关于前任未能构建成功超级大国基础设施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也并非所有强势领导人都未能实现国家振兴。从韩国朴正熙到台湾蒋介石，一连串亚洲领导人曾引领经济腾飞。波士顿咨询的阿帕娜·巴拉德瓦杰指出，成功的新兴市场改革者将关税视为政策组合拳的一部分，这套组合拳还包括：通过廉价资本扶持民族企业、重点投资教育科研等基础设施、培育良好国际关系。他们更坚持数十年如一日推行连贯政策，把关税当作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而非反复无常的谈判筹码。

特朗普鲁莽政策的悲剧性，并不在于他正在摧毁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模式——新自由主义。在特朗普当选让所有人变成自由贸易狂热分子之前，大多数人已承认该模式的缺陷。真正的悲剧在于，当美国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亟需重建之际，他却未能从另一个久经考验的经济模式——国家主导的大推进式发展中汲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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