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传》：罗恩·切尔诺笔下审视悲伤与成功同样深刻——彭博社

插图：Kristina Tzekova为彭博社创作

马克·吐温：盛名之下，难掩悲凉（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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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知道马克·吐温合著了1873年出版的《镀金时代》，这部作品记录了19世纪末粗犷而喧嚣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本好书；吐温二十多部著作中大部分都称不上佳作。）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作家不仅是美国狂野自由企业的旁观者——更是位痴迷的参与者。

而且主要是个失败的参与者。在其新出版的千页传记《马克·吐温》中（5月13日，企鹅出版社），罗恩·切尔诺写道：“吐温深陷投资泥潭，有时很难分辨他究竟是主业从商副业写作的文人，还是偶尔舞文弄墨的商人。”

在切尔诺成为我们钱包里那些美国英雄（尤利西斯·S·格兰特、乔治·华盛顿，以及最负盛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传记作者之前，他曾是摩根、沃伯格和洛克菲勒家族的记录者。切尔诺将吐温的贪婪融入这部既诡异阴暗又发人深省且妙趣横生的著作中。他展示了吐温那种迅捷、粗犷的写作风格如何成就其名声，又如何困扰其大半生事业。吐温死时声名显赫，却并不特别快乐。

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马克·吐温的职业生涯始于谦卑的起点，曾在密苏里州和纽约市从事排版工作，并在密西西比河上当了四年领航员。内战爆发不久后，25岁的克莱门斯移居内华达州，先后担任兄长在地方政府的秘书、失败的银矿工，后成为弗吉尼亚城《每日领土企业报》的城市编辑。他撰写犯罪报道、彻头彻尾的骗局（例如声称目睹了"石化人"）以及各类题材。正是通过这些文字，美国民众首次认识了那个狂妄、幽默、带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对话风格的角色——马克·吐温。很快他开始为全国性杂志撰稿，在夏威夷之旅中幸运获得火山爆发！海难！等独家新闻后，过上了文学生活。

这些故事也开启了吐温最自然的叙事模式：面向大众的讲故事式"演讲"。“他标志性的姿势是静止站立，右臂横跨腹部，左臂搭在上面支撑下巴，“一位评论家观察到，“以这种姿态，他持续演讲近两小时；即便观众哄堂大笑，他也始终不露一丝笑意。”

这种单口表演形式奠定了吐温早期创作基调，其处女作便取得了空前商业成功。1869年，34岁的吐温出版《傻子国外旅行记》，书中充满趣味的旅行轶事和观察后来成为舞台表演的绝佳素材。

次年，马克·吐温通过传统方式——迎娶一位巨额煤炭遗产的女继承人——进一步积累了资本。凭借联姻资产，他不仅志在变得更富有，更渴望获得足以载入史册的财富。

这种执念伴随他一生，却往往招致恶果。吐温的好友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称他是"理论上的社会主义者，实践中的贵族”。他维持着奢靡的生活方式：成群仆役、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25个房间的梦幻宅邸（至今仍可参观）。正如切尔诺所写，他"疯狂热衷于诉讼”，对任何赚取差价的商业伙伴都极度猜疑。他的注意力分散在无数投机项目上，曾建议安德鲁·卡内基"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位钢铁大王回应道：“这想法错了。应该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然后盯紧那个篮子。”

更糟的是，吐温高估了自己的商业才能。他大量融资购买个股，在作为出版商凭借《格兰特回忆录》取得突破性成功后，又接连出版其他内战将领的回忆录导致亏损加剧。多年间累计投入相当于现今900万美元（主要来自妻子遗产）资助开发"佩奇排版机"——当时最先进的出版排版设备。但它过于超前：设计复杂且故障频发，最终被更简易的莱诺铸排机淘汰。

同时代人对吐温的失误津津乐道（*《华盛顿邮报》*曾戏谑：“判断投资是否靠谱的好方法，就是看马克·吐温有没有抢到原始股”）。1890年代初，他被迫离开哈特福德的豪宅宣告破产，在欧洲拮据地生活了九年（虽未至赤贫）。最终通过重组图书版税，并听取著名投机资本家亨利·“地狱猎犬”·罗杰斯时而可疑的建议，吐温才摆脱财务泥潭——这情景好比苏珊·桑塔格把投资全权委托给史蒂夫·科恩。

马克·吐温并非一部挖掘先例或沉溺意象的文学传记。然而本书清晰地揭示，这位作家屡屡经商失败并非因为他是位不适应商业喧嚣世界的脆弱诗人。这些失败与其写作生涯的挫败如出一辙。

吐温仍能用迅捷、奔放、粗粝又鲜活的 effortless 组合逗我们发笑（据记载，他讨厌双关语）。但他始终缺乏耐心，天性中毫无孤寂或沉思的特质。他的作品以各种形式、体裁参差不齐地喷涌而出。如今几乎任何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都能让人沉浸其中乐而忘返，但试试读《傻瓜威尔逊》吧。作家们或许也该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然后盯紧那个篮子。

在切尔诺著作第362页，1885年成为吐温人生的"幸福巅峰"。50岁的吐温与妻女三人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梦幻宅邸，既享受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文学成就巅峰，又迎来格兰特自传的商业成功顶峰。

随后这本萦绕着死亡阴影的传记又延续了671页，聚焦吐温日益不幸的最后三分之一人生。他的文字再未达到曾经的力度与连贯。妻子和两个女儿相继离世。他对人性的看法逐渐腐坏。他令现代读者——以及当时许多人——尴尬地痴迷于（虽保持纯洁地）与被他称为"天使鱼"的少女们交往。当第596页出现那句被误传的名言"关于我死亡的报道被大大夸张了"时，读者几乎感到失望——毕竟后面还有437页的苦难待续。

当然，切尔诺夫有责任呈现马克·吐温晚年的悲凉。但篇幅分配令人诧异——他用八页篇幅描写那次无足轻重的印度巡回演讲站，比早前描写《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章节还多出三页。

或许在林-曼努尔·米兰达改编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大获成功之后（切尔诺夫的传记是剧本来源，他本人担任顾问），作者开始关注自己作品的二次生命。也许他想为我们留下一部美国版《李尔王》：父女纠葛与人性缺陷的普世悲剧。又或许，这位比吐温逝世时年长两岁的作家，只是选择写一本某种意义上关于他所有著作的书。吐温本人在临终前两周曾戏谑短文，描述面见圣彼得的情景：“你可以索要他的签名——这无伤大雅——但切记别说这是盛名之累。这话他听腻了。”

罗恩·切尔诺夫以重塑美国伟人形象著称。他明白那些陈词滥调。本书在颂扬吐温的伟大后，大胆探讨了肉体与心智的局限、声名之累、至亲离世以及对青春的可笑眷恋。他没有修正主义倾向或特殊评判，显然喜爱并钦佩马克·吐温：这位作家在重大议题上立场正确，捍卫黑人、华裔和犹太裔美国人的权利，支持女性选举权，反对美帝国主义。

尽管如此，切诺所写的传记更多讲述的是失望而非成功，更多关乎死亡而非道德。这本书在商业和写作方面提供了关于不该做什么的有益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它做到了所有伟大传记必须做的事：教会我们如何生活。马克·吐温提供了一个如何回应生活不满的榜样——以毅力、对正确之事的坚持以及幽默可能是对抗绝望最佳解药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