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裕民新书《我的游离性遗忘》：备忘了的也可以被忘 |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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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性遗忘（dissociative amnesia），又称分离性遗忘症、解离性失忆症、创伤性失忆症，因为遭遇巨大创伤与悲伤，患者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出现记忆丧失的现象。
新加坡小说家、文化奖得主谢裕民的新书就以此病症为名——《我的游离性遗忘》，写一个本地左二代的成长困境。小说采用你我他，三种叙事视角穿梭主人翁的现实与记忆，重构失踪左派父亲的形象、大学时代真爱的失落以及中年现实中新恋情的意外开花结果。
一代人之创伤
谢裕民去年出版了重构新加坡建国微观史的《不确定的国家》，并获得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非虚构写作大奖，2018年小说《建国》中的人物也通过SG50那一年的剪报，与建国历史对话。新书《我的游离性遗忘》处理的则是建国斗争之后，一代人的创伤。
谢裕民凭《不确定的国家》获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非虚构写作奖。（档案照片）
其实《我的游离性遗忘》的写作早于《建国》与《不确定的国家》，始于2015年，谢裕民后来却因为SG50之年与2019年的一场文史讲座，走了“岔路”，最后才完成这部小说。三本书合起来看，仿佛谢裕民的“建国三部曲”。
谢裕民受访时说：“竟然、已经十年过去——开始写一个左二代的故事，彼时不知道后来会写《建国》与《不确定的国家》。左二代故事没说完，学人家赶SG50热潮，写了《建国》，那时也不知道会接下来写《不确定的国家》。2019年初——COVID-19传开之前，去了台湾大学讲新加坡历史人物；高嘉谦教授主编的‘浮罗人文书系’有空位，要了一个，写新加坡历史人物，写到李光耀，太长，单独成书，就成了《不确定的国家》。过后才回头写左二代，就是现在的《我的游离性遗忘》。三者的立意、表达方式不同，也不受彼此影响。当然，三者都具有机结合，后二者更是我辈的必修课。”
小说主人翁是一个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学者，故事一开始就被女学生投诉非礼，他不当一回事，以为当上系主任的老友会保护他，结果惹了一身蚁。讽刺的是，主人翁因为童年阴影，对性极度恐惧，甚至因此失去了大学时代的真爱。
阴影来自主人翁人生最初的记忆片段，他看见一个女人用筷子夹一个面目模糊男人的阴茎：“小鸡不听话，倾向一边。女人夹了几次，小鸡仍东颠西倒，女人索性放下筷子，用嘴巴——像老鹰般，衔起小鸡。小鸡入口，女人不经意地抬头，看见他，意外，张开嘴，小鸡不听话，掉回去。”
1967年，新加坡曾出现“缩阳症恐慌”，人人闻之色变，本地作家黄凯德的短篇小说《鳖瘟》将之放在剿共与英国撤离驻军的历史情境，隐喻家国命运。谢裕民新书则将之笼罩在左二代、受华文教育一代的成长历程，形成他们一辈子的阴影。
小说中性的去势来自记忆深处的恐惧，而性的得势则来自主人翁与白人恩师千金Fish的重逢。时报出版社在新书书腰写了一句颇有力的概括：“缩阳的左翼父亲失踪／不举的儿子在大英帝国女儿牵引下康复／一个文化阳痿故事”。
白人女性之救赎设定
白人女性作为救赎（或诱惑）这样的设定，熟悉谢裕民的读者或许会联想到《安汶假期》（收录在《重构南洋图像》）中那个陪着父亲到安汶寻找先人的Choo，在机场邂逅的那位荷兰女记者Jolanda。《我的游离性遗忘》寻父，《安汶假期》寻祖，对比阅读，颇可玩味。
对此，谢裕民说：“东南亚国家都从殖民地走过来，只要回头，都有白人的影子，移民——无论猪仔或朝廷要犯——的身影。相隔20年，《安汶假期》与《我的游离性遗忘》以这样的方式交汇，不提还没留意。小说分三条主线。先是男主角小时候看见妈妈用筷子夹着爸爸的阳具——爸爸‘患上’1967年突然流传的‘缩阳’。另一条主线，男主角上大学交了女朋友，小时候的画面不断浮现干扰，令男主角性无能，从此不再交女朋友。第三条主线，英国老师全家来访，男主角对老师女儿Fish有好感，也只限于暧昧；在Fish挑逗下，男主角忘却阴影，回复正常，Fish也意外怀孕。小说涉及不同时空下的殖民、种族与意识形态，交织后相互渗透，应有更繁复、深刻的解读——作者不应画蛇添足。”
其实在三条主线外，小说还安插了许多插曲。正进行“鲁迅子弟：马来亚左翼文学研究”的主人翁，借学术研究寻找失踪的父亲，采访了许多参与马共斗争的老左。这些老左的证词，成为主人翁个体遭遇的注脚，让个人经历具备集体经验的厚度。
鲁迅之特定意识形态代表
主编《鲁迅在东南亚》的本地学者王润华教授曾指出，当年流行于东南亚的歌曲《我们是鲁迅的子弟》其实改编自歌颂毛泽东的《我们是民主青年》，鲁迅与毛泽东在冷战时代的东南亚是可以代换的名词，代表特定的意识形态。马华作家黄锦树曾有短篇小说《他说他见过鲁迅》，故事里主人翁也与新加坡有关，笔调荒诞，调侃历史。不同的是，谢裕民笔下的鲁迅子弟并没有冒充鲁迅，没有偏执到底，反而对自身遭遇有所反省，甚至已经不再是鲁迅的子弟，离散在世界各地。这样的设定，似乎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抑或和解。
谢裕民说：“鲁迅早逝，无法预知他后来的遭遇，以及他与时代对话的方式。但是，他的南洋子弟必须面对接下来三五十年的变化——从冷战的意识形态，到网络时代的元宇宙。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对青春无悔——理想不存在对或不对，只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青春烈火燃烧了整个时代；来不及沉淀，人间便换了风景，残留无限风光在险峰。理想则继续前扑后继，在他方。晚来风急，点点滴滴，怎一个愁字了得。”
新书原来的题目叫“备忘与遗忘”，谢裕民说：“遗忘或被遗忘虽是主动与被动，还究个人感受与视角，也才有当初‘备忘与遗忘’的设想——写下来是为了‘备忘’；然则，‘备忘’一样可以‘被忘’。”
记忆与记忆的意志是脆弱的，因此作家须要不断地书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