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呈：越过山丘仍少年——忆林清如先生 | 联合早报

和林清如先生相识以及随后成为忘年之交，要追溯到17年前。

那时我在《联合早报》任职，完成以“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前后，参与了新加坡知识分子公民团体“圆切线”的口述历史计划。我负责的口述对象之一，就是林清如先生。此前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历史资料和新闻碎片拼凑而成的平面化书写，见面后的多次交谈，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深刻。一是长者不老的精气神，浓眉下眼睛里热忱的光，握手时双手紧握的力度；再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对数十年前的日期、人物和细节，在他的叙述过程中是连贯而细致的，且准确度很高。2007年11月，聚焦于1945-1965年中学生活与课外活动的“逍遥游”展览举行。林清如先生和他同时代一批人的故事，通过口述实录、图片和影像等方式，让公众看到、知道。他们那代人彼时彼刻的在场叙述，是岛国发展进程中可能会被忽略的部分，被呈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或许是知道我对新加坡历史有着浓厚兴趣，也撰写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百年纪念特刊《百年基 千秋业》，此后不久，林清如先生邀请我为怡和轩的三庆大典编撰特刊《世纪传承》，开始了我和他之间的深入往来。怡和轩的厚重百年史及其在新中两国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已有历史充分认定。林清如先生在怡和轩担任董事、总务多年，2007年接下怡和轩主席一职。这年，他七十岁。他是个有理念的行动派，奔走于催化和推动多个重要项目中：会所重建落成、113周年纪念和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等重要事项，让怡和轩的悠久历史和独特作用展现出新的内在活力。

特刊撰写过程中，我和他的交集与沟通比较频繁，他以他的方式给予编撰者信任和协助，特刊的采访和资料收集完成得很顺利。完稿之后，他基本没有改动，只说希望在《世纪传承》的特刊里增加英文版的怡和轩时间简史，很客气地电邮问我是否可以。这本特刊也成为我们之间难得的机缘：于我，是从长辈处学习和受教，得以更真切认识岛国发展历程的不同面向；于他，或许有些许闲聊时的理解和放松吧。

林清如的一生，写就的既是个体生命史，也是时代大记录。他身上的符号意义，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在我看来，要比其他从1950年代新加坡政治风云中走出的左派人物都更为特殊，也更显比照的价值。

在那个时期，以他的哥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派领袖基本上都身陷牢狱，政治上无权失势，理想破灭；走出监狱之后，在社会中属于失语一群，既有主观的英雄落寞、心灰意冷，也有外在的气候压力、无奈受限。政治对手打造出了成功的新加坡故事，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自身历史价值的社会认可基础，更无从谈起在新的社会架构下重新树立政治目标。

正因为此，林清如的符号意义才更为鲜明——他和那个时期的左派领袖一起经历过牢狱的政治打击，但此后的数十年间，他深知“斯人已去，沉浸悲情不自拔，于事无补”，抱持着回归社会的信念和意愿，主动参与社会表达。他选择了怡和轩，并再造了怡和轩的形象，带领这一在新加坡文化史、华人史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百年社团迈向新的阶段，积极实现对新加坡社会的深度参与。他的这种主动，仍有些少年时代冲撞启蒙的本能，更有历经沧桑之后的练达与通透，得以和新加坡的时代变迁和政治气候的转移相互契合，成为两段不同时期的符号。

换言之，新加坡政治时代的变化为他参与社会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空间，但如果没有他的积极主动，新加坡社会对那段历史的认知重塑也不会这么快。这种互相成就，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要的？

林清如先生对怡和轩的上心尽力，是一以贯之的。怡和轩主办讲座，谈邻国政治、谈国际局势、谈社会万状、谈文化政策，我经常会收到他的电邮，在同个电邮群组里的还有很多活跃的本地文化人士，邀请大家出席。对于《怡和世纪》，他更是倾注心力，本地文化名家大多应该都有收到过他的约稿之请。卸任怡和轩主席一职后，他仍亲力亲为为《怡和世纪》的改版和发行奔忙不休，发电邮请大家订阅。他是一个喜欢做事、停不下来的人。

怡和轩在新加坡社会的重新活跃，跟林清如先生是紧密关联的。2010年怡和轩与《联合早报》、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联办城市论坛，邀请梁文道、朱大可等华人社会知名学者与本地文化名人一起纵论城事，怡和轩慷慨支持赞助。2011年《联合早报》出版我主编的《辛亥百年 南洋回眸》，怡和轩订购了100本，以示对这一文化活动的支持。我电邮林主席打趣地谢谢他“支持革命”，他也幽默回复道：“革命尚未成功也不会成功，因为荆轲不再。”出版社编辑何华在书页中放了一页怡和轩的介绍广告，并附有一段林清如主席的语录。发给怡和轩后收到秘书回邮：林主席唯一要求修改的地方是：删掉“怡和轩主席林清如”字样。

2014年，林清如先生出版了个人回忆录《我的黑白青春》，为岛国的民间历史叙述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书是厚重的，文字是平和的。他说，“在书里，我没有过多的慷慨和激昂，更无意天南地北搬弄大道理。我只追求真实……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我直言不讳。虽然我曾历经惊涛骇浪，与大伙儿以教徒似的热忱为正义奉献青春，但我不曾掉进自怨自怜的怪圈，我不贩卖悲情。”他在这段被主流放逐的年轻岁月里，失去过青春特有的色彩，然而，青春或许如梦，理想却从来不曾消散。他的心里始终对家国的未来有着各种想象，并乐观、顽强地去践行对自己的承诺。

这些年来，时有和林清如先生碰面、聊天的机会。每年农历初一怡和轩新春团拜时的问候，也曾假怡和轩主持文史讲座，得到林清如先生的鼓励和认可。有时读了《怡和世纪》后与他聊上几句当期文章，感受得到他对岛国社会文化那种切身体己的关切。最近几年见面时，看他步履变缓，听他经常自嘲年纪大了、健康状况不佳，做不了什么事。在我听来，更像是一种错过了黑白青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和焦灼感。而我眼里的他一如既往地爽朗热情、忙碌不休，总以为他会一直忙下去。

去年5月，我请林清如先生去品尝火锅。那应该是他第一次去我工作的品牌就餐，他好奇地问了好多问题，也跟服务员了解一些情况。而我不知道的是，为了这次聚餐，他之前两天特地在家人群里询问他们对火锅了解多少，年轻人都是如何点菜、都喜欢吃些什么。那天在灵堂听他的幼子说起这段，他其实都很想了解年轻人的世界。

告别林清如先生那天，下着雨。晚上，我从书架上把他的回忆录翻出来。从黑白的青春岁月，到平和谦逊的长者，走过山河湖海的漫长旅程，他的坚持，他的坚守，他的理想，他的信念感，内化为他的根基，支撑着他，伴随着他，步履不停。我一直觉得，八旬的林清如，内心仍然涌动着青春的热情。

2011年初，我开始在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当半年的访问学者，去美前告诉了林清如先生。4月26日，他发电邮给我说：“兆呈，好久没你的消息，做学生的日子真令人羡慕”。

曾经的学生领袖，越过山丘仍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