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曦娜：奎因街 | 联合早报

符克勤从武吉士地铁站出来，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地就来到了奎因街。恍然间，他以为自己又约了余子国，就像往常那样，两人在星柔快车起点站碰面，然后北上新山。但猛然一想，一阵悲凉倏然涌上心头。余子国是再也不可能跟他一起越过长堤。

一

虽然早已来到新世纪，符克勤到了奎因街巴士总站，总好像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在南洋大学读书的日子。

1963年到1966年，符克勤在南大读书，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大学搭3A绿色巴士到奎因街巴士总站，再转车回后港住家。每个星期日傍晚，又从奎因街坐绿色巴士回到云南园。

3A绿色巴士以奎因街为起点，沿着武吉知马路行驶，再转进裕廊路，最后从那高高的南大牌坊驶进去，经南大湖，一直来到南大餐厅永祺厅前的停车站。偶尔错过了3A班次，他改搭3号巴士。但3号巴士不驶进校园，得在大学正门入口处，南大牌坊旁下车，在夜色中慢慢走回学校宿舍。

还未到南大上课，符克勤就听说了南大牌坊，是小学六年级时，级任老师告诉他们的，南大牌坊宛如南洋大学的灵魂，象征南洋华人兴学办教育的热心和成果。因为记得小学老师这番话，符克勤那年初入南大，第一次站在巍然屹立的牌坊底下，望着牌坊上庄严肃穆的“南洋大学”四个字，不禁心潮澎湃，那种感觉，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1983年某天，符克勤接到教育部来信，通知他去一项全日制“变流”课程受训，课程完成后，他将成为一名“变流”教师，从华文变流到英文，从此以后不再以华语教学，改用英语上课。

那阵子，符克勤对未来的教学生活充满焦虑，心情格外低落。一天下午，他下了课，从执教的学校出来，漫无目的地开着车，不知为何，车子从城市东部一路驶向西部，最终来到曾经读了四年书的母校，在学校大门口的南大牌坊旁停下车来。

那一天，当符克勤在车里望向曾经进出四年的老牌坊，冷不防一阵愕然。牌坊上原来的“1955”及“南洋大学”四个字不知何时已被铲掉，换上“南洋理工学院”的英文校名“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符克勤当然知道，早在1981年，南洋大学原址已成了“南洋理工学院”，可那天下午，猝不及防与老牌坊打个照面，他还是措手不及似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错愕。他在老牌坊徘徊许久，想起了当年在南大读书的前尘往事，又想起眼前的“变流”课程及课程结束后即将面对的日子，心情一直无法安宁。

那次之后，符克勤再也没回过母校，老牌坊却几经沧桑，历经仿制、搬迁，甚至差点就遭受被拆除的命运。符克勤也听说了，拆除牌坊的招标广告发布后，竟然没有承包商愿意投标做生意。南洋理工学院后来封闭了原来的出入口，把大门改在惹兰巴哈，南洋理工学院那三个英文字也随之被摘掉。老牌坊一度成为无字牌坊，荒凉地矗立在野草丛生中。最终，也不知什么原因，被迁移到裕廊西93街一处私人住宅区附近。那时他正茫然于自己的教学工作，长期处于彷徨、无助之中，对于牌坊的事已心灰得不想闻问。

符克勤与余子国相识于年少时，两人高中同班两年，高二毕业后一起升上大学，还做了四年宿舍室友。大学毕业后，余子国进了报社当编辑，符克勤当了一辈子中学老师，在不同圈子工作的两个人，半辈子各自在职场浮沉，一度疏于联系。

几年前，符克勤的妻子因脑溢血骤然辞世，符克勤突然发觉自己变成孤独老人。直到有一天，他在梧槽坊吃饭，遇见暌违多年的余子国，仿佛见到久未见面的亲人，从那天起，两人时相过从，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经常结伴同行的日子。

余子国住在马林百列，符克勤家在盛港，两人因此常约在年轻时熟悉的老城区见面，有时在桥北路一带，有时到奎因街附近的梧槽坊，那时他们都喜欢去梧槽坊一家角头咖啡店，里面那档卖了许多年的肉骨茶特别合两人胃口，他们就坐在那人来人往，人声嘈杂的咖啡店里，各自吃一碗热腾腾的肉骨茶，一碗白饭，再各点一杯咖啡或茶，在那里消磨一个下午。

二

余子国第一次邀符克勤坐巴士进新山，符克勤还有点不乐意。退休前，符克勤习惯以车代步，他那辆不起眼的，1200CC灰色小日本车，叫他驾得如鱼得水，这辈子他最执着的一件事也就是，不管拥车证多么昂贵，他都努力节衣缩食，坚持拥车。在马路上扶着属于自己的方向盘，想去那里就去那里，让他觉得自己也有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时候。

退休后想到坐吃山空四个字，又看到拥车证价格一波又一波，飙升得教人触目惊心，符克勤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开车，但想到坐巴士一路奔波过长堤，到了关卡还要上下巴士通过海关，心里总是提不起劲。

可退休日久，符克勤发现日子过得有点百无聊赖。于是，那一天，当余子国无意间向他提起，他们失联多年的另一位大学室友黄志远目前在新山定居，符克勤一时兴起，反而向余子国建议道，不如到新山去找黄志远喝茶。

余子国听了二话不说，立刻约了符克勤次日上午10点在奎因街碰面，又说，这时候过长堤，一般上不堵车，不到一小时就能到达新山市区。

那次之后，符克勤与余子国有事没事越过长堤，每次都约了黄志远在陈旭年街碰面。老街不长，全长不到一公里，街道狭窄，历史却很悠长。新世纪之后，变身为文化街，成了游客打卡之地。

陈旭年街两旁的双层店屋，有不少老字号咖啡店、面包店，街上的旁支小巷，隐藏着一些透着文青情调的新式咖啡馆和创意小店。他们喜欢到一家传承了三代人的老咖啡店，店外有几株桃红色的缅栀树，三人在树下东聊西扯，在往事与现实间说长道短，经常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回家前，顺道走进老街上那家新山最古老的面包店，买几个手作椰丝面包带回家，一趟新山行也就圆满结束。

余子国退休前一直在报社任新闻编辑。可56岁那一年，公司为了节省开支，把一些年资长，薪水高的员工请走，余子国还没到退休年龄，老东家却向他伸出“黄金握手“，给了他相等于1年6个月薪水的解雇补偿金，让他提前离职。

黄志远与余子国是同行，退休前在《马来西亚商报》担任采访主任。同样出身报界，余子国内心十分佩服黄志远这位老同学及宿舍室友。

黄志远65岁退休回老家，在新山埋头研究新马现代史，尤其致力于二战后新马从殖民地走向独立那段历史。他还做了访问和田野调查，几年间成绩斐然，接连出版了几本著作。

黄志远其实南大还没读完就不告而别，在一夜间从星岛匆匆跑回马来半岛，此后许久都没来新加坡。

那一天，三个老同学又聚在缅栀树下，天南地北谈起当年在云南园的生活。天气凉爽，清风徐来，偶尔飘来一丝淡淡的缅栀花香，叫人心情愉悦。

三人谈笑风生间，不经意间谈起当年同学们因为不满南洋大学改制而罢课的点滴旧事，又提起一些在学潮中被逮捕的同学，黄志远一边端起咖啡杯，一边好整以暇地说，好在我跑得快，你们新加坡还来不及抓我，我就逃之夭夭，要不然不是关进牢里，就是被赶出境。

符克勤愣了一下，说，是这样啊？当时就是搞不清楚，你怎么突然就失踪了，有人说你是因为家里长辈生病回去的。

黄志远笑笑摇头说，你们记得李厚教授吗？当时我和李教授关系比较好，李厚从来就同情反殖人士，也同情反对南大改制的同学们，他暗中警告我，很可能会被捕。李厚不随便说话，我听了之后也不敢犹豫，谁也不敢说，当晚赶快坐3A到奎因街，赶上最后一趟星柔快车回新山，第二天一早又匆匆跑到居銮我姨妈家，在村里住了两个多月。

黄志远的一番话进一步勾起了符克勤对过往的记忆，便道，你当时在学生会那么活跃，不被捕，迟早也会被开除……

黄志远沉默了几秒钟又说，你们也许不知道，我虽然在新加坡逃过一关，但后来到吉隆坡，因为参加反越战示威游行，还是进了监牢，在里面呆了五年。我不甘愿在监牢里浪费生命，考到英国高级剑桥文凭后，成为伦敦大学校外生，也拿到了学位。

符克勤听了竖起大拇指，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些什么。

这时余子国想起他当时的女朋友曹玉秋，心里闷闷的，许久都不想说话，任由身旁的符克勤与黄志远，宛如惯看秋月春风的白发渔樵，你一言我一语地细说是非成败。

三

奎因街之于余子国真是欲说还休。

在南大读书的时候，余子国经常在星期六中午陪伴同班同学曹玉秋从云南园下坡底。两人到了奎因街巴士总站，先步行到淡水河畔，在结霜桥桥头吃一碗叻沙，再从奎因街穿过维多利亚街，来到桥北路。

那年代的桥北路与维多利亚街充满书卷气，大众书局、青年书局、上海书局等大大小小的书店，从小坡大马路到二马路，少说也有十几家，桥北路上的支路启信街虽然不长，却是人来人往，热闹滚滚。街上有家学生书店，书店附近的食物摊档，从云吞面到海南鸡饭，少说也有七八家。启信街路口有家咖啡店叫月兰亭，店里有一摊好吃的炒粿条。他们逛了书店，偶尔也到桥北路与启信街交接的奥迪安戏院看电影，散场后再到月兰亭吃盘炒粿条才各自回家。

曹玉秋来自新山，大学二年级那一年，两人曾经从奎因街坐快车到新山，度过难忘的新山一日游。但也许时机未成熟，那次的新山行，玉秋并没带子国回家见父母。

那天在巴士上，曹玉秋说，自从新山动物园对外开放后，那么多新加坡人跑过来看动物，我是新山人都没去过，要不我们等下到动物园走走？

余子国对动物园并不太感兴趣，但看到曹玉秋兴致勃勃，也不忍扫兴，立刻点头说好。

两人在新山市区下了车，步行到陈旭年街附近吃了碗云吞面，再从陈旭年街徒步到动物园。

新山动物园离市区不远，但也不近，位于大皇宫地区，约一个小时的脚程，两人边走边聊，一点也不觉得路途遥远。

动物园不大，但该有的动物好像都有，老虎、狮子、猴子、熊、骆驼、鳄鱼、河马等等。周末下午，游人扶老携幼，园里充斥着小孩欢乐的叫声与飞禽走兽的鸣叫、吼叫声，热闹哄哄的，仿佛一场嘉年华。他们随着人群，在动物园边走边看。走着走着，来到了马来貘园区，看到两只半黑半白，前半身和四肢黑色，后半身乳白色，长得似猪非猪、鼻子似大象，尾巴却短小的动物。其中一只马来貘正在池内泡水，另外一只懒洋洋地斜躺在地上午睡。

子国看得有趣，笑着说，原来马来貘长成这个样子，怪不得叫四不像。

玉秋说，我喜欢貘的传说，传说它们有一种神力，可以偷偷来到人们的梦境里，将人们的噩梦吃掉，成了自己的食物，也使人们可以一夜好睡。

子国闻所未闻，听了哈哈大笑说，吃梦的怪兽，这个传说很特别，有想象力。

玉秋笑说，我倒希望，真有这样的怪兽，可以在我发噩梦时，帮我一口吃掉。

两人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在动物走了一圈。近黄昏的时候，他们自园里出来，玉秋说，时间还早，我们到海边走走。

那天游人不多，两人站在海岸边，遥望海峡对岸的新加坡岛，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可才说得高兴，竟然下起绵绵细雨。

雨天的黄昏里，一对刚尝到恋爱滋味的年轻情侣，躲在亭子里，彼此挨着坐。虽然被困雨中，也不觉得时间难捱，却别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离开海边后，余子国在玉秋陪同下又来到市区车站，同样坐了星柔快车，独自一人越过长堤，一路上却是甜滋滋的，对未来充满期待。玉秋为人热情，却有种既明朗又温柔的气质，深深吸引着余子国。多年之后，子国回忆起这一生仅此一次，与玉秋把臂同游的往事，一阵失落感仍会涌上心头。

1963年他们初入南大，正值大学多事之秋。那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一群军警进入校园，逮捕了二三十名学生。9月间，新加坡举行大选，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大选过后，政府宣布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

1964年6月27日，政府援引公安法令，动员数十辆警车与镇暴车进入南大校园，军警人员上门到宿舍逐间搜捕学生，拘捕了四五十名学生。

次日，《南洋商报》报道说，警方发言人对此次逮捕行动拒绝发表意见，仅说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那年，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联邦的其中一州。

1965年，学生抗议政府重组南大，学潮持续不断，1965年7月，校方奉命开除百名在籍学生。曹玉秋也在名单上。

进入大学后，玉秋和宿舍室友采霞常在学生会活动。大学第二年，玉秋被选为学生会小组委员，每一两周协助学生会主办学术演讲、电影招待会等各种活动。余子国与曹玉秋何曾想到，参加活动也成了那个诡异年代的罪证，一不留神，就让自己成了政治斗争与利益较劲的牺牲品。

奎因街是余子国最后一次见到曹玉秋的地方。那年7月底，玉秋收拾行李回返新山，子国从云南园一路相送到奎因街，两人一路沉默无言，子国更多的是依依不舍。脑子里尽是柳永的《雨霖铃》，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一路上，玉秋侧着脸望向窗外，心情十分低落。快到奎因街的时候，却又若无其事似的对子国说，隔一道长堤罢了，以后我们可以在新山见面。但子国怎会不知，玉秋一向成绩优越，从小到大，在班上名列前茅，突然被开除学籍，内心该有多失落？

曹玉秋快上星柔快车的时候，余子国望着即将北上的心上人，几度欲言又止，终于冲口而出，我会去新山找你的。

可这新柔长堤，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隔着数十公里长的柔佛海峡，看似咫尺，却又彷佛遥不可及。奎因街这一别，余子国再也没见到曹玉秋。

玉秋在新山老家呆了两个多月后即北上吉隆坡，起初在当地一家报社当校对，一年后调升记者，专跑华社新闻。玉秋投入采访工作后，生活越过越忙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她与余子国渐行渐远，终于断了音讯。

曹玉秋刚离开的时候，余子国想起她总黯然神伤，想到两人恋情正炽，就被逼纷飞长堤两岸，内心既惆怅又沮丧。那些年来，辗转听说玉秋嫁给了报社同事，后来又听说，她随丈夫回亚罗士打老家定居。而他自己，也曾谈过两次短暂的恋爱，最后都无疾而终。对于两次失败的恋情，余子国从来也没多想，和对方分手后，船过水无痕似的，好像也从不惋惜，到了后来，连她们长成什么样子都逐渐模糊了。

余子国为人低调，不爱与人冲撞，也不太喜欢团体生活。可从没参加左派团体的他，却无端端坐了五个月政治牢。

余子国认识吴其本时已在报馆做事，那时他每天下午4点上班，午夜12点左右下班。上午那段时间他常到桥北路逛书店，中午在附近的佘街或巴米士街吃了午餐才回报社上班。

余子国常去的一家老书店，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华校生在那里碰面，余子国就在朋友介绍下认识吴其本。吴其本和他一样，都是海南人，几次在书店碰头，渐渐熟络起来后，有时适逢午餐时间，三几个人一起从书店出来，越过桥北路，到巴米士街吃鸡饭。

吴其本经营一家小印刷馆，专做熟客生意，平时也不太忙，爱四处跑动。他原是笨珍人，小学毕业后，到新加坡念中学，住在舅舅位于佘街的店铺楼上。大家一起吃饭时，吴其本很少谈政治，倒常说起五六十年代海南三街的旧事。

都已是1970年代初了，余子国怎么也不会想到，吴其本会是马共外围组织成员。更没想到，认识吴其本，给自己惹来一场牢狱之灾。直到有一个晚上，下班回家已是深夜一点，突然有四个警察上门，证实了他是余子国后，左右两个警察随即将他带走。余子国后来才知道，内政部跟踪吴其本的时候，有几次发现他和吴其本一起吃饭，于是将他也一起捉了进来。

余子国被审问的时候，内政部官员在纸上写了“吴其本”三个字，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余子国据实以告，说，吴其本是他在书店认识的朋友，不是很熟。

警官又问他，为什么来往那么密切，还经常一起吃饭。

余子国一脸无辜地说，在书店碰到了，刚好又是午饭时间，大家就一起吃顿饭。

警官不罢休，继续追问，吴其本现在躲到那里去？余子国大摇其头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内安局人员再问他，有没有捐钱给吴其本的地下组织做活动经费，余子国听得一头雾水，茫然摇头说，他和吴其本之间没有任何钱财来往。官员凶巴巴地瞪着他，又问了一堆话，还是问不出所以然，暂时休停。

五个月后，余子国从拘留所出来，偶尔也还跑书店，却从此没再见到吴其本。

对于余子国来说，无端端被捉起来，简直是他人生中一场最大的噩梦。一直到许多年之后，他还经常梦见自己在一间阴暗、冰冷的小房间里，被几个恶汉关起来盘问的情境。梦里的他，穿着单薄得几乎透明的囚衣，全身发抖，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地被审问。梦醒之后，恐惧、迷茫兼而有之，倏然间他想起许多年之前，玉秋和他说过，马来貘吃梦的传说，顿感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1970年代还是个有人情味的年代，余子国获释后，报社也没放弃他，让他在原来的岗位继续工作。他为此铭感于心，多年来勤恳工作，对上司分派的工作从无怨言，却没想到，到了新世纪，人事已非，还没到花甲之年，一场宾主关系落得“握手”以终。

四

奎因街常叫符克勤想起，初入南洋大学的1963年，他与同学们心情肃穆地到了政府大厦，向政府呈上情愿书的往事。

符克勤清楚记得，那天是10月7日，早上9点过后，他们近千名同学，在学生会领导下，从南大校园分乘12辆巴士，直达奎因街绿色巴士车头。下了车，同学们列队步行至政府大厦前面的草地上，带头的同学高举着“南大同学和平请愿”八个大字，又派出五名学生代表前往总理公署，向当时的代总理杜进才递上请愿书，要求政府放弃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释放被捕的南大同学，保证不修改南大法等等。

那天他们的请愿队伍秩序良好，没有意外，也没有暴力，请愿之后同学们同样井然有序，列队离开草场，回到奎因街搭巴士回南大。可那次的请愿，最终并不如他们所愿，没有得到他们期盼的答复。

在风雨飘摇中完成学业后，符克勤顺利申请为中学教书，教的是本行生物。妻子黄静云是同班同学，同样申请为中学生物老师。一直到1970年代末，符克勤和妻子过了十余年还算顺心顺意的日子，他怎样也不会想到，好景不常，1980年代，全岛各校突然实行统一语文源流，全国华文中小学的教学媒介语一律改为英语。

那年，符克勤和妻子黄静云都接到教育部来信，通知他们去接受变流训练。课程完成后，黄静云不再教生物，转为华文第二语文教师。符克勤在英语课程结束后，以英语继续教生物。    

往事不堪回首。这辈子，符克勤最恨听到“converted teacher“这两个字，每当回想起教学生涯中那段“变流”的日子，符克勤觉得自己活得真够窝囊。刚开始用英语教书，他每晚备课到深夜，每天死背一堆英语教材，由于用脑过度，神经紧绷，半夜里辗转难眠，一大清早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课室，将前一晚费尽心思准备的教材，背书般小心翼翼地背了出来。有一回，在课堂上教完当天课程，离下课还有六七分钟，符克勤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傻傻地问学生道，Any  question?

竟然也有一位学生举手问了个问题，符克勤慌张之下，刹那间不知如何以英语表达，只记得那天场面尴尬，学生们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他。

那次之后，符克勤再也不敢让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上课时按照时间慢慢讲，一直讲到下课。就这样每天拖着倦怠的身躯和无奈的心情到课室去。

可即便符克勤活得小心翼翼，日子仍不好过，有一回，校长接到家长来信，投诉生物老师英文不好，担心儿子的生物及英文成绩会下降，要求学校安排非变流教师来教他儿子那一班。

接到这样的投诉，符克勤难受到极点，他曾经想过，不如不教生物，转教华文第二语文，但他的申请最终被拒绝了，校长告诉他，目前数理生化教师短缺，无法调动。

45岁以后，符克勤生命中掀起一波又一波波浪，他一直无法忘怀，那一天，女儿文乐从学校拿了高中会考成绩单回家，双眼含泪而又一脸愤怒地对她妈妈说，你们当年为什么让我读华校？为什么不送我进英校？害了我一辈子。

听到文乐歇斯底里而又近乎呐喊的一番话，符克勤并不感到惊愕，却是痛彻心扉。他望着哭得双眼红肿的文乐，内心不禁思付，自己是不是真的害了女儿？

文乐一帆风顺读了10年传统华校，中四毕业后，却在进入初级学院的那一年，不幸碰上全岛教育制度大变动，主修科除了华文与历史是以华文为媒介外，其他科目皆以英文教学，副修科则几乎全是英文。在那两年里，文乐每天都读得废寝忘食，在委屈郁闷中，仍咬紧牙根苦苦拼搏，但高中成绩揭晓，终究还是未能达到大学入学标准。

唯一让符克勤和妻子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在女儿5岁的时候，就让她学钢琴，且文乐从小很有音乐天赋，15岁已通过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八级考试。那时文乐在彷徨中终于听取父母的意见，重新练琴，进一步考取了教师专业文凭，当起了全职钢琴教师。

可文乐的性格从此改变，变得古怪，不太爱搭理人，也不跟同学来往，独来独往多年之后，在而立之年嫁给了一个丧偶的学生家长，不久随丈夫及继女移民澳大利亚，此后很少回新加坡。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符克勤当了10年变流教师后，有一天，他读到报章上刊登一则读者来函，题为《为变流教师请命》，文章很直白地说了，“目前有一群教师叫‘变流教师’，他们出身华校，多年来用母语教学，只因为教育制度的改变，他们突然间得用英语来教数学和科学，可想而知，这群‘变流教师’在英文的表达能力上远远比不上一般英文教师，可悲的是，当学生英语成绩不理想时，经常有人怪责这群‘变流教师’，说他们污染、降低学生的英语。又如果学生数理成绩不好，更归罪于这群‘词不达意’的‘变流教师’……”

符克勤不知这位作者是谁，更别说认识他，可那篇文章简直讲到他心坎里，把他多年的委屈都说了出来，一直到现在，他都对这位素昧平生，为变流教师请命的有心人心存感激。

又过了10年，来到了千禧年，符克勤虽然未到花甲之年，但他去意已决，决定提早离职，甩掉身上这“变流“之名，不再折磨自己。那时妻子刚去世，女儿也已移民澳洲，他告诉自己，孤家寡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很简单，粗茶淡饭也是一餐。于是，56岁那年，他呈上了辞职信，不干了。

五

符克勤跟余子国最后一次越过新柔长堤是在两天前。

那天黄志远打电话给余子国说，有个老同学寄了两本新书托他转交给他们。黄志远没说是谁，电话里余子国也没想多问。且黄志远历来交游广阔，往来老友无数，老同学通过他赠书并不奇怪。

他们在一个天凉如水的星期一下午来到陈旭年街。那天黄志远临时有事，迟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他们先在街上一家号称有80年历史的老字号茶餐室，吃一碗潮州鱼圆面，再到咖啡店等黄志远。

黄志远匆匆赶到后，迫不及待地说，上两个星期我碰见一个老同学了，那么多年没见，竟然也会碰上。你们一定猜不到。

余子国与符克勤同时望向黄志远，符克勤先开口问，碰见谁了？

黄志远说，上星期我在吉隆坡碰见曹玉秋了。说后，不知有意或无意，双眼望向余子国。他见余子国怔怔的，仿佛没听清楚他的话，便又接下说，我们在一个朋友娶媳妇的婚宴上同桌。那么多年，玉秋也没怎么变，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余子国默然无语，其实他也想问黄志远，玉秋还好吗？可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这时，反倒是符克勤带着好奇的眼神问黄志远说，曹玉秋这些年都在新山做些什么。

黄志远把曹玉秋过去数十年的经历说了一下，又从随身背着的双肩包拿出两本书说，这是她去年底刚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人生行旅》，特地寄来送给你们。

停了几秒钟，黄志远又说，玉秋那晚问起了子国，我说你们经常进来新山喝茶、聊天，她要了我的地址，说改天将新书寄到我这里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寄到。

那天下午，余子国有点心神不宁，还没到5点就推说头痛要回家休息。抵达家门后，余子国也没吃晚饭，有点茫然地打开了曹玉秋的新书，先看了看目录，赫然看到其中一篇《马来貘》。马来貘，他盯着这三个字，一下子牵动了思绪，很快就根据目录，翻到第63页，将文章从头读起。

曹玉秋在《马来貘》里以淡淡的笔触，回忆起多年前曾经和一位朋友同游新山动物园，看到了传说中会吃噩梦的马来貘，没想到动物园归来不久，自己果然做了场噩梦。曹玉秋写道，那场梦是马来貘吃也吃不掉的人生噩梦，这场噩梦让我无法完成学业，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晚余子国捧着厚达400余页的《我的人生行旅》，在灯下读曹玉秋细说自己的人生故事，开篇以追忆的情怀，从当年被逼戛然而止的大学生活写起，玉秋写南大牌坊、南大湖，写她在南大学生会办活动的往事，写因为反对学校改制而参与罢课的日子，一直写到她被开除学籍，从新加坡回到新山，又从新山北上吉隆坡，辗转半生，最终在半岛以北的亚罗士打落地生根。

从《我的人生行旅》中，余子国也才知道，这些年来，曹玉秋与丈夫林瀚共同致力于田野调查，有计划的挖掘亚罗士打的历史与掌故，夫妻俩几年前合著了地方掌故《亚罗士打故事与历史》。

余子国一页页读着，随曹玉秋的笔触走进马来半岛北部那稻米之乡，“在这里可以看见一望无际的稻田，稻田中央有座象屿山，象屿山与稻田浑然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在后记里，曹玉秋又写道，“时代让许多人变成物化的，贪得无厌的一群，为了物质，丢了其他东西，我是个从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老派的人，我的时代教会我，如何脚踏实地过日子……”

余子国翻到《我的人生行旅》最后一页时，不知不觉已过了清晨5点。他把书放在床头，一时百感交集。一方面从曹玉秋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她这些年过得平静安好，心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想起他与曹玉秋的那一段过往云烟，却又隐隐一丝若有所失。

虽然一夜未眠，余子国竟毫无睡意。6点未到，他起床梳洗后开门下楼，从组屋附近的行人地下通道，漫步前往住家对面的东海岸公园。自从20年前搬到马林百列，偶尔早起，他也常穿过地下通道，到海边晨运。这一刻，他突然有种窒闷的感觉，很想呼吸点新鲜空气，吹吹清晨的海风，让自己透透气。

那天早上符克勤还没起床，床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铃声很响，很快即吵醒了他。他望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余子国打来的。再看一眼时钟，6点10分。怎么这么早？符克勤在半睡半醒间还是按下了接听键。电话那头，余子国哈罗了声，声音虚弱而模糊。

符克勤连忙问，是子国吗，什么事啊？

余子国说，我的胸口疼，很辛苦……

符克勤忙说，你在家是吗？

不，我在海边，在东海岸公园……

符克勤吃了一惊，他想到的是，赶快为余子国叫辆救护车，忙说，你在东海岸公园什么地方？靠近哪里？我叫救护车…

在……余子国说了“在”字之后，再也没有回应，电话里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符克勤握牢了手机，又连续大声地哈啰了几声，可手机那端始终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