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峥：香烟，清酒，蜥蜴城 | 联合早报

我匆忙赶去湖边时，彼得正在抽烟。一束微小的火光从热带的灌木中擦过，照亮了一团雾气的轮廓，缩小为一个粉点。我用英文叫他：“彼得。”他也只是微微抬头，然后挥手让我过去。这个时刻的裕廊，只有彼得醒着。彼得如同一只缓慢的蜥蜴，在黑夜中随着烟雾的摆动微微地伸缩脑袋。那些远处的烟就像信子一般，潜入身下草丛，等待我的靠近。我说：“彼得，这里不能抽烟。”彼得反问我：“哪里可以？”我有些茫然，然后听见他狡黠一笑。他看了看四周的摄像头，找到了一处死角，在一杆灯的背面。他说：“灯下黑。”那里有一张和凉亭不太协调的石凳，溜溜地斜着。我们坐下，并要时刻抵抗重力，防止滑落。

彼得是来自伦敦的印度人。从英国广播公司BBC辞职后，随夫人蔡回到新加坡。在我离开工作室之前，蔡和我是同事。彼得从去年就失业在家。在一次我和蔡同行的艺术展上，我在吸烟区发现了彼得，蔡向我介绍：“这是记者，彼得，我的partner。”“Partner”有搭档和爱人的双重含义，我以为他是在此处采访，他熄灭了手中的烟头，说：“我现在不是记者啦，在伦敦的时候是。”这种自嘲式的回答很快化解了三人的尴尬。在我们三人享用完免费餐点和红酒后，彼得提议说：“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特技。”蔡有些无奈，但还是随他出门，我也跟上——展览实在令人乏味。我们停在一旁的石阶上，他在门口蹲住，点燃了另一支香烟。在口中酝酿许久后，他吐出了一串均匀的烟圈，并引来了一群孩子的驻足。他骄傲地说：“吐烟圈并不难，但要吐出像炸鱿鱼一样的烟圈，你必须控制好每一个烟圈的形状和大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蔡说：“你是想吃炸鱿鱼了吧？”于是我们就去吃了炸鱿鱼。实际上，鱿鱼圈并不如彼得说得如此均匀，但彼得并不在意：“新加坡的鱿鱼比伦敦好，但刚刚喝的红酒，简直糟透了。”蔡提醒他：“小心油滴到身上！”这个时候，彼得才会像一个英国人，开始不停道歉。

彼得的父母来自北印，但他瘦削的脸孔和过分苍白的肤色，让他看起来像一位东欧的牧师。只有他的眼睛，在一些不多的时刻会闪烁出神采，如同翻开圣经时的牧师。此时彼得握着最后一段香烟，眼中闪着火光或神采，吐出了三个所谓均匀如炸鱿鱼的烟圈。但今天没有炸鱿鱼——鱿鱼店早已关门，鱿鱼们也在海峡中熟睡。我看着烟头像一颗陨石般落向脚下的石缝，挣扎着滚出了那条笔直的黑线，滑入另一堆烟头的冢。它们就像是蜥蜴的断尾般叠在一起。与其说香烟是思考的介质，不如说香烟就是思考本身。每一支香烟都象征着每个念头的长度和温度。念头会从烟嘴开始一路燃烧，消耗代表时间的烟杆，直达滤嘴。滤嘴代表着理性。在烟草味逐渐被纸糊味取代时，理性提醒我们应该及时掐灭念头，否则就会烧到手指。这种理性是一次性的，是生理的，如果烟灰代表思考的余烬，在我们脚边的这堆烟头则代表着不同人的死去的念头。

我换了名字叫他：“记者，嘿，记者。”彼得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说这让他听起来像一个笨拙的猎人。他在吃炸鱿鱼时告诉我，蔡在家里叫他：“记者，嘿，记者。”我认为这也许是蔡提醒他该在新加坡找一份记者的工作。彼得拿出了冷冻过的清酒，然后说：“为今天的新闻喝点？”清酒是我遭遇失眠后的第二夜在彼得家中存着的那瓶，还是上次的余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新闻可讲，但失业的记者也曾是记者。我开始有了些兴趣。

“在这瓶酒的见证下，我向一位艺术家朗诵今日的新闻。”他把酒戏剧般地举高，说：“8月31日，艺术家再次失眠。”在我看来，彼得比蔡更像一位艺术家，他常常会做出一些行为，让我自叹不如。比如：他会对着一棵植物说话，就像对着一个话筒，开始说一些或真或假的“新闻”——类似是将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国际新闻的口吻，逐条播报。颇有《水-辞海》中“金话筒”的风范，也让人想起《花样年华》中的周幕云。我感到羡慕，甚至惭愧。但这种惭愧，在酒精生效之前，我是不会承认的。我说：“你这算什么新闻呢？”这时，我感到身后的草丛一阵响动，想起今天早上在厕所看到的一则“新闻”，于是我说：“新加坡发现了一种新的蜥蜴，命名为新加坡泽巨蜥。你也说一个。”记者笑着说：“哈姆，你知道一位德国科学家发现原来蜥蜴也会做梦吗？”我随口说：“这不是六年前的发现吗？你还是喝酒吧。”记者故作勉强地拧开了清酒的瓶盖，并撕开了包装的塑料纸。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女人的身体。彼得就像对待一件女人的衣服一样，将那些塑料纸叠好，并塞进口袋。

我说：“这酒瓶挺性感的。”记者笑了，用英文说：“像亨利·摩尔的脖子？”

蔡说过“性也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彼得不这么认为”。记者像明白了些什么，突然喝下一大口清酒。那个身体是模糊的，甚至会导向一个危险的领域——这是需要掐灭的念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说着，也喝下了另一口。这瓶酒剩的并不多，我必须在温度上升之前，喝下最后一口。

“你说，如果蜥蜴喝醉了，还会做梦吗？”我转向记者，“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喝醉了，我就不会做梦了。我不知道蜥蜴是不是也这样。”

“今天的清酒这么难喝，蜥蜴应该会做噩梦吧。”

清酒是我从港口的超市买来的，是船员会喜欢的种类，除了入口时的辛烈，很难再回味出别的口感。短暂的刺激过后，淀粉的黏稠则会在喉咙开始扩散，直到我开始说话：“我一直觉得记者是比艺术家更为勇敢的。你们并不是只在工作室面对那些东西。”

“蜥蜴吗？”彼得又偷偷喝了一口，让我有些恼火。蜥蜴当然比那些“东西”更加可爱。他笑着看向我说：“你今天怎么对蜥蜴这么感兴趣？”然后他看向了我口袋里发光的手机，这台嗜睡的机器也像睁了眼，回看我们。我拿出来手机，屏幕上有一条来自蔡的妹妹伊莎的消息。我有些尴尬，但记者说：“是伊莎吧？”我只好打开她的消息：“不知你是否睡了。宿舍发现了一只蜥蜴，需要你帮忙移除。”我不自觉地念了出来，仿佛这才是今天的新闻。

“你要去吗？我知道你最近老和伊莎聊天，蔡说你睡不着。”

因为伊莎，蔡才决定回到新加坡。伊莎讨厌伦敦的天气，在疫情的时候，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蔡带着伊莎回到了这里，并在附近的大学为她注册了学籍。在伦敦学习经济学的伊莎对“艺术”很感兴趣，但蔡曾用生命来反对。回新加坡后，蔡却奇迹般地允许伊莎改学“媒体艺术”。蔡解释说：“因为媒体艺术不是艺术，而且可以找到工作。”在工作室的时候，伊莎有时会来看看我们的“创作”。我在离开前创作的“油画”，也是一只蜥蜴，嘴里叼着一瓶清酒。主任看了这幅画说：“哈姆，我觉得你应该休息一段时间。”而伊莎看了说：“你是姐姐的同事吗？我想认识你。”伊莎当时不知道我抽烟，更不知道我喝酒。后来我们谈起那幅画，我给她发短信，说我失眠的时候，常梦到那幅画。

“喂，艺术家，你要去帮伊莎除害吗？”彼得又问了我。

“我想去。你以后别叫我艺术家了，好吗？”

“那这瓶酒怎么办，还剩最后一口？”

我没有回答，记者明白我的意思——一起带着吧。我忘了告诉伊莎，我在睡不着的时候会喝酒。但这种习惯，只会让我的失眠更加严重。伊莎会问：“你为什么会失眠？”而我已经不记得失眠的原因，因为当我尚清楚具体原因时，我从未有过睡眠的困难；而当我来到新加坡后，我已经很难再说清，是哪一件事，或哪一个地方，抑或是它们之间的哪种关系，导致了这种状况。就像湖面上蒸腾的雾气，来去不明。但伊莎和蔡很像，不会接受这种模糊的解释。

伊莎在我印象中，仿佛是蔡的成功作品，严格遵守蔡对她的一切要求：不可饮酒，不可吸烟，不可熬夜，注重整洁。甚至在英国时也是如此，活如一位清教徒。而彼得是蔡的失败品。连伊莎也知道彼得的状况，说：“姐姐总是担心彼得在新加坡会一直这样。”只有我从未担心，因为他看起来只是缺少素材而已。新加坡的新闻里，充斥着各种语言，却恰好缺乏艺术家的素材。连湖面也显得沉闷。

伊莎的宿舍在湖的另一头。在10点后拿着一瓶晃荡的清酒走在高耸的石桥上，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让彼得把已经松弛的瓶盖重新拧紧，然后插进牛仔裤的口袋。但是口袋只有五指深，于是清酒的半截脑袋露在外面，并随着步伐有节奏地摇晃，如同让我离开工作室的那幅油画一般。在湖上走的时候，灰色的卡罗鱼远远搅动着水波，像被惊醒一般，又很快平静下来。我们加快了步伐。在穿过湖面后，还有一小段树林才能到达伊莎的宿舍。在新加坡，森林是唯一未被驯服的事物。我们走过被军人开辟的一条小路，两旁的路牌有时被新长的树枝压弯，一头栽入了草中。我们必须跨过它们，并随时注意口袋的清酒，才能继续前行。

记者像在美术馆时一样走在前面，而我已经对这条路过分熟悉了。从裕廊湖走到伊莎的宿舍必须穿过一片军事训练区，而这片树林和林中的小路，则是两片区域之间唯一的通道，可供民众通行。在印度榕的无数空隙中，一条坑洼的水泥路在月光下浮现，并露出了军车特有的巨大辙印，一路延伸到海边。在新兵假期外的日子，白天只有一些渔夫和船员会用作捷径。有时也会有一些游客误入这里，想直通海边，却总在半路折返。更多的是一些赤裸上身的男孩们，拿着一些酒瓶和排球，无所畏惧地冲入了一大片榕树的阴影，脚步随着笑声逐渐消失。而入夜后，就只能听见远处的炮声、一些飞机起飞的声音，像雨点一样不时坠落在阔叶林的顶端。除此之外，总能听到一些窸窣的声响，一路随着我们的脚步，不连续地靠近，走远，重复着。

我曾多次走过这里，所以对这些声响并不恐惧。在没有狮子的狮城，连野猪也难觅踪迹。除了偏爱市区的猕猴们，这座海岛是属于蜥蜴的王国。

“你怕了吗？”记者头也不回地问。

“没有。”我更怕伊莎看见这瓶清酒，虽然所剩不多。我曾在这条路上和伊莎聊起她的父亲。蔡和伊莎的父亲是一位船员，在邮轮上度过大部分时间。在难得和家人团聚的日子里，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喝醉后，他抓着伊莎的头发问她：“妈妈有没有在我不在的日子，总不回家？”伊莎其实也不知道，因为伊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她们。她只能试着挣脱，直到蔡决定离开新加坡，并将伊莎一同带去了英国。我曾问伊莎：“除了离开，你们反抗过吗？”伊莎会说：“反抗的话，就不是我了。”

我突然有些后悔今晚的决定，但随着树林逐渐稀疏，一大片修建齐整的草坪将天空割裂，而明暗分明的视野也突然颠倒了过来。一些建筑工地的灯火刺入眼帘。

伊莎的宿舍就在离海边不远的小山上。那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但在海风的侵蚀下，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绛红褪成了一层橘黄。雨季留下的青苔则在墙壁上留下了 一些热带的痕迹，远看像被熏过一般。只有大门是新的，挂着用三种语言写的“欢迎新生”的标语。大门下一个清瘦的人影，低头坐着。她的两腿分叉，只有刘海亮着，在手机的荧光中闪烁。她听到脚步声，抬头看了过来。

我走到了记者身前，然后向她招手。“呀，彼得。”伊莎好像并不惊讶。她穿着一件印着她之前英国学校图徽的卫衣，手插在兜里。她的头发仍旧潮湿，散发出洗发水的味道，一阵海风让我清醒过来。我又看了看那件卫衣，像是蜥蜴蜕皮时的甲片，勉强地覆盖住一个正在成长的身体。她穿着一双娘惹款式的拖鞋，不断剐蹭着水泥地上的树枝，直到那截树枝碎成几片，并向山下的海边滑去。“哈姆，谢谢你来了。”她突然看向我，让我有些失措。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然后尝试笑着：“带我们看看蜥蜴吧。”

我们顺着木色瓷砖的楼梯向三楼攀爬。我听见清酒晃荡的声音，隐约在海浪声中浮现。每经过一层，我便更加忐忑。实际上，我从没有进来过。我每次送伊莎只到校门口，伊莎便会说：“晚安。”一方面，这一切都显得熟悉，令人怀念。另一方面，我必须像一位陌生人般，在每一层都假装放慢步调，而伊莎也会停下，说：“还有一层。”于是我们便继续。大海的轮廓逐渐清晰，也能听见一些学生的细谈，不知是笑声还是哭声。直到三楼，伊莎说：“就是这里了。”我跟在她后面，经过一条漫长的回廊，时不时能瞥见监控设备的红光，如烟头一般闪烁；直到走廊尽头，只有一间房门虚掩；我闻到一些烟味，但并不确定，海风又吹来一阵。我故意问她：“是这里吗？”伊莎轻轻一推，说：“就是这里了。蜥蜴在桌子下面。”

记者像闯入新闻现场一般兴奋起来。他将手机的灯光打开，拿在左手，蹲了下去；右手的袖子已经卷好，并沿着地面开始摸索。我有些茫然，也全然忘记了清酒的事情。我回头看伊莎，她有些害怕地看我，似乎有一丝嘲讽。我从另一侧靠近时，听见液体的声音，原来是记者口袋的清酒由于倾斜的关系，开始流出。一股浓烈的味道蔓延开来，比湖边更浓。我赶紧换到另侧，并将最后一口清酒，救于危旦。我将这瓶酒拿到了桌脚，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你不是说一只蜥蜴吗？这里怎么有一条断尾？”我问伊莎，仍旧低头。

伊莎说：“我刚刚追赶它来着。它本来在桌脚的，现在逃到桌底了。怎么会有条尾巴？”

我听见记者突然大笑：“蜥蜴哪有断尾的，只有壁虎才断尾求生的。”伊莎竟然也笑了，不过是像咳嗽一般的气音。我很少见她笑。“那不会是壁虎吧？”她憋着笑问。

我突然想到了早上的新闻，然后说：“我听说蜥蜴也会断尾欸。今天新闻说新加坡泽巨蜥遇到危险就会断尾求生。”我们半蹲着，伸长了脖子，如同断尾的蜥蜴一般，忘记了桌底的事情。“难……道……壁虎不就是蜥蜴吗？”我听见伊莎有些迟疑地说。

“对喔……也对……对……对……”我有些羞赧地低下头，而记者则毫不在意地继续摸索。我将整个身子都贴伏地面，瓷砖的温度通过衣衫浸入身体，我便将手脚尽量撑起；借着记者的光源，开始检查每一个缝隙。阴影像潮水般来去，那只蜥蜴却像是听懂了人话一般，永远躲在黑暗的一侧。在那些缝隙里，我发现了零食的碎片，一些烟头，还有一条灰头土脸的女士内裤。我只能装作无事，继续向桌子的边缘检查，那里则只有一瓶清酒的底座，是刚才放下的。

我有些疲惫，将身子直了起来，双手歇在腰上。记者却不倦地开始搜索桌子内部的空间。伊莎有些局促，走近了，然后将半截身子靠在柜子上，说：“应该不在桌子里，这些都关紧了。”我看到伊莎的动作，有些担心，更后悔带记者来。但记者并不坚持，一会又像发现了猎物一般，开始搜索另一边的桌脚。我看向了酒瓶的方向。

一只红白相间的壁虎……或……蜥蜴正笔直趴在瓶身上，那些花纹和断尾如此一致。在它寻找自己尾巴时，意外发现了这瓶清酒。瓶口发出的奇异香味显然让它把这绿色的瓶身错认成了某种植物。它一边向瓶中吐着信，一边瞪我们。我不知伊莎是否看见了，但毫无疑问，清酒和蜥蜴必会暴露其一。伊莎从桌柜上弹起，跳到另侧并指着酒瓶说：“蜥蜴在酒瓶上！”记者猛然回头，温柔地侧过身，示意伊莎不要作声。他像一个志在必得的猎手，将双手像渔网一般自信张开，高高举起，轻轻地落下。这只蜥蜴也像被威胁一般，从瓶底开始向瓶口爬去。这是一瓶所剩无几的清酒，一只蜥蜴的重量足以让它倾斜。随着它逐渐靠近瓶口，清酒开始摇晃，就等再次倾覆的时刻。记者的手已经停在了半空，随时准备“收网”。我们没有注意到伊莎的动作。比起刚才的怯懦和震惊，她像一只真正的蜥蜴般突然发动了“偷袭”，在瓶身滚落的前一刻，她扑入了新闻现场，前倾的双手像铲子一般，稳稳地握住了酒瓶。蜥蜴再次逃跑了，这次顺着门缝。凭着职业精神，在新闻现场被“破坏”后，记者转身跟上“目标”，而我则呆在原地。我看见伊莎笑了，仰躺在地上。我也笑了出来，只好解释说：“这是我和彼得今天没喝完的。”伊莎则摇摇头，朝另一侧笑着。

我听见楼道里记者的脚步慌乱地来回走动，最后停在靠窗的一侧。我看着伊莎说：“我以为你怕蜥蜴？才让我过来。”伊莎笑着说：“那不是蜥蜴，是壁虎吧？是喝酒的壁虎。”她手里仍攥着那瓶酒，像战利品般。我说：“看来，我们和壁虎没什么区别。”伊莎又说：“我们不是壁虎，我们是有害无益的蜥蜴。”我们便笑出了声。

伊莎坐了起来，头发像着了静电般飞着。我以为伊莎是害怕蜥蜴的，但也许她害怕的是另个自己。她自己站了起来，顺便将酒瓶放在了桌上。她靠上刚才的桌柜，手却放松了许多。我再次闻到了她的头发，并确定不是洗发水的味道。记者这时闯了进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说：“那只蜥蜴跑了，向海边跑了。”伊莎回过神来，举起了酒杯晃，瞇着眼说：“那我们也去海边吧！”

记者露出无所谓的神情，站在门后。我则有些兴奋，因为我第一次见伊莎，也是在海边。我们顺着那条来自树林的小路，一直走到了海边，伊莎就穿着同一件外套，双手交叉，头放胸前，向我抱怨新学校的事情。我让她先走，她不忘拿上那瓶永远喝不完的清酒。但这次，她脱下了那件肥大的外套，只穿一件短袖，一件印着椰树和吉他的夏威夷衬衫，朝门外走。记者则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往房内走，拦也拦不住。他绕过我，弯腰在我左手边的桌脚处拿上了那根被壁虎遗忘的断尾，放在了刚才装清酒的口袋里。有趣的是，这截尾巴也大概五指长，和清酒一般高度，于是在他朝门外走时，这截尾巴也露在外面，取代了清酒，随步伐晃着，好像随时要断掉。我看着记者走出，在门后的墙上寻找开关，只听见伊莎说：“这是老式开关，你要拉那根线。”我看见在头顶垂下的一根拉链，尾部拴着一个已经裂开的铜绿吊坠。我最后看了眼伊莎的房间，是和印象迥异的凌乱，但这种凌乱却令人着迷。我拉下开关，一切归于黑暗。我意识到，我并不了解伊莎。

我们摸着另一侧的梯井走出宿舍，并沿着一条木桩铺就的小路向山下走。这次记者跟在后面，一副沮丧的模样。我则跟在伊莎的身后，保持着和记者差不多的距离。伊莎拿着清酒，像要去放漂流瓶一般，步伐轻快。走到山下时，我发现了那座小山的全貌，是之前忽略的细节——原来这座小山不过是堆满了巨大石块的海堤而已，而下山经过的部分，经年累月被植被紧密覆盖。那些后来者，则索性搬来了一些建楼剩下的桧木，顺着植被铺就了一条直通海岸的小路。功能不明，却讽刺地绕过了本应避开的海堤。我们也来到了海堤本要抵御的一侧。我没有注意到记者的喃喃自语。

当我和记者站在山下时，伊莎已经找好了另一块更大也更老的桧木，和海岸线勉强保持平行。那块桧木就像是被遗弃在山下的孤儿，它过于庞大的身形和有些弯曲的线条，像是被修筑小路的人故意剩下的。但它并不是无用的。在那条小路铺就后，那些工人便想起了它，并把它用作长椅。虽然这条长椅实在有些粗糙不平，那些小孔里不乏一些寄居蟹的身影，用不对称的小钳夹着塞入小孔的烟头，一一向我们质询。随着伊莎坐下，它们一哄而散。我坐在了桧木的另一端，记者走得很慢，他随后踢着那些对岸来的沙子，也在我们中间坐下。这时记者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便马上挂断。

“是谁？”

“还能是谁？”他将手机关机，拿出了酒瓶，放在脚边。记者在有心事的时候，看起来也更像一位艺术家。

这时的大海看起来像一滩过于庞大的积水，围绕着对岸克拉肯似的码头。码头是活的，海水却像睡着了一般，一副沮丧的模样。没有捕鱼船，只有一些巡逻艇像积水潭中的水黾，轻佻来去，搅动着灰黑水面上唯一的浪涌。在码头的深处，有时能看见一些新来的油轮，像走错了房间一样，前后迟疑着，被克拉肯的触手牵引一阵，终于停在了合适位置。大船停下时，远处的浪也会跟着翻涌起来，扰乱那些岸边的涟漪。灯光大开，那艘油轮写着“Evergreen”的标识，看来是热带的常客了。

远处的灯光并不刺眼。伊莎看见酒瓶，放在桧木下的沙子里，旋转了几圈，竖了稳当。这是童年埋沙子游戏中的技巧——如果要让汽水瓶看起来像城堡，必须要旋转几圈，才能使之成为支撑“尖顶”的“地基”。她像一个孩子般把双手撑在桧木的上缘，然后身体后仰，把双脚也伸直了，一直到不能再前，在沙子上留下了两条平行的痕迹。彼得则像伊莎过去的样子，齁着身子，托着脑袋。他的双腿在桧木前弯成一圈。这仿佛是蜥蜴的两种姿势，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段，蜥蜴会根据太阳和猎物的方位如此“pose”。不知道新加坡泽巨蜥是否也这样。

记者突然抬头：“伊莎，你想喝这瓶酒吗？”他说完又戏剧性地将那瓶清酒举高了，要递给伊莎。在湖边被捉弄过的我，立刻意识到记者的把戏。果然，在她碰到酒瓶的一刻，记者却突然像魔术般将手抽回，将酒瓶中的余量一饮而尽。他当着伊莎的面将酒瓶放回了原位，但怎样都无法再将酒瓶立稳，酒瓶空了。感到被戏弄的伊莎将空瓶砸在记者的身上，记者则笑着躲开了。她像酒鬼一样，试着将瓶中幸免的酒滴重新导入口中，但重力并非万能。她只能瞪记者一眼，然后将酒瓶抛下，并踢了一脚。她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转头看海。

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从口袋中摸出了那包因潮湿而软化的烟盒，并拿出了硬度尚可的一根，递给了伊莎。“你要抽烟吗？”每一个音节就像打在岸边的海浪一般，后劲不足。“好啊。”她甚至没有反问我。我看着一位陌生人，熟练地将烟头夹在两指尖的缝隙，然后转头问我：“你有火吗？”她拨开了垂在鼻端的刘海，将嘴唇凑近。我甚至能看清暗红的纹路和某些干燥的角质，像桧木一般隆起，顺着唇沿依次排列。但很快，火光熄灭，另一簇火亮起，她重新回到了刚才的姿势，并朝向依然沮丧的海面。

我看着伊莎，她和蔡长得很像，但她在放松时有蔡认真时才有的神情。我仿佛看到工作室的蔡，在画布上落下第一笔的样子。但伊莎是伊莎，她因静电而飞起的头发，此时被海风捋顺，垂在左侧的肩头，挡住了我的视线。

伊莎转向记者，吐了一口烟圈，比起记者的鱿鱼圈，她的烟圈更像一团迷雾。她说：“彼得，姐姐希望你能继续工作。”“你觉得我还像记者吗？”他笑了，像被呛到，咳了出来。

这声咳嗽持续着，愈发浑浊。“去他妈的记者。”记者突然愤怒起来，然后捡起了酒瓶，要朝水中扔去。他此时的样子就像班克西的涂鸦一样，充满了正义感。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收回姿势，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条断尾，像做药酒一般，把断尾放进了酒瓶。没有了酒，断尾的长度正好装入瓶身，不多不少。他将“药酒”倒过来握住，朝着大海的方向，毫不犹豫地完成了自由落体。那死寂的海面也像感受到了什么，激起了硕大的浪花，打在岸上。大海苏醒过来，记者也从刚才沮丧的状态突然爆发。他看向我们，我正想说：“这里也许有监控，如果乱扔……”这句话荒谬到我并未开口。他没等我们反应，便像蜥蜴一般冲向了海水，并迅速改变了姿势，向着那片浮着空瓶的浪头游去。他在水中摸索了一阵，上下翻滚，等我们大喊着“彼得，嘿，彼得”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岸上。他全身淌水，带着一股浓重的腥味向我们走来。他左手把空瓶递给伊莎，伊莎仍在震惊。彼得一边说着“抱歉”，一边又从装过酒瓶和断尾的口袋中摸出了半片手掌大的珍珠贝，放在了桧木上说：“天然烟灰缸。”伊莎手中的烟头已经烧出大段，眼看就要坍塌，她只好目送那段烟柱落入贝壳的底部。不出所料，那段滚着火苗的烟柱在遇到贝壳后，很快便散落成几朵烟灰，滋出一条细长的，带着咸味的青烟，黯淡了。

我注意到酒瓶中没了断尾，“那截断尾呢？”

“被浪吃掉了，或者自己找主人去了。”

“那也不能乱扔……”

“那不是垃圾，只有酒瓶才是，所以我捡回来了。”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陷入了沉默，只好也摸出一根烟。

“你们觉得香烟像什么呢？”我试图用提问来化解尴尬。

记者越过伊莎的侧脸，看我点烟，点了几次都没着，然后睥睨着说：“我觉得烟头像蜥蜴的断尾，烟杆像蜥蜴的身体。因为蜥蜴的身体就像燃烧一样消失了，而只留下一个断尾。”海风很大，我仍在尝试点烟，嘴里苦笑了一声。

伊莎突然来了兴趣，转向记者。她右肩的头发滑向左肩，一团都被吹起，彻底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觉得是反过来的，烟头像蜥蜴的身体，烟杆才是断尾。我们都以为断尾是剩下的部分，但其实断尾才是蜥蜴存在的证明，是真正的身体，断尾被永远留下了，而身体还会变化，会像烟杆一样燃烧，消失。”伊莎将手摊开，演示着身体消失的场景，她手掌间只剩下了一个不再燃烧的烟头。我终于点燃了香烟。

“他们需要报道事实的记者，但我不知道什么是事实。”记者对着海说。

“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难道不是事实吗？”我回答。

“那是我们的事实。”伊莎说着，并拿起了潮湿的酒瓶，将烟头从瓶口滑入。

“我有点冷，能去拿你的外套吗？”对于新加坡来说，这也算是凉快的日子。伊莎拍了拍沙子，从夏威夷衬衫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像代币一般的钥匙，举手递给记者。我将抽了一半的香烟压入贝壳的底部，熄灭后也放入了清酒的瓶口。我将装着一长一短两根烟头的酒瓶递给了记者。记者有些不情愿，我只好用英文说：“Please，垃圾。”他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转身离开了。

桧木上只剩下了我和伊莎。我无法再以过去的方式面对伊莎。她穿着夏威夷衬衫，双腿倚着木头跷着，一会又放下。海风换了一个方向，将她的头发向后吹起，露出一个有些疲惫的额头。她像是微笑着，又思考的模样，观察着对岸的码头。我不再是一个倾听者，甚至不再是提问者，而是一个观众。我试着找回过去的语气，向她提问：“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呢？”

伊莎像没听见似的，将双脚腾空又放下，摆动着身体，好一会才坐好。她将脑袋摆回我的视线，但头发仍是乱的，看着我，说：“从我刚去伦敦就开始了。”

“那为什么回新加坡还在喝呢？”

“因为伦敦和新加坡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有些讶异，接着问：“我以为你回到新加坡会更开心。”

“我也以为我会的。”

“你也以为？”

“但并不是的，而且蔡也不需要知道。”她用“蔡”称呼了她的姐姐。

“蔡开心就可以了，她是辛苦的，无论是去伦敦还是回来，而且彼得也辛苦。”我听见身后的脚步声，是记者回来了。伊莎不再作声。

记者穿上了伊莎的外套，正好合身，让我怀疑这件外套本就是记者的。记者学着伊莎将四肢伸直，身体后仰，坐入桧木的凹陷处。我意识到，我也不了解彼得。（突然一句，有点莫名？）

伊莎突然神秘地说：“我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东西。”她掏出了手机，给我们播放一段动画。这是蔡说的“媒体艺术”。我站起身看，记者也站了起来，低头挠着后背。

这是一段由蜥蜴的视角所描绘的2D动画，它左右摆动的尾巴提醒我们这是一只向前游动的蜥蜴，而它扁平的后脑及一侧露出的瓶口，告诉我们：它嘴里正衔着一只酒瓶。

“这不是我的油画吗？”我反问道，记者也注意到了，微微点头。

“你继续看。”伊莎说。

我注意到象征出发点的前景中标识着“新加坡”字样的陆地，在身后；背景中则有一个码头样的岛屿，象征目的地，在前方。随着蜥蜴的游动，码头并没有更近，陆地也并非更远。这是一则无限循环的动画，这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蜥蜴。

“它不上岸吗？”记者问。

“它上不了岸的。”

“为什么呢？它不是会游泳吗？”我问。

“因为它没有意识到这些海水是从瓶子流出的，那并不是救生圈。”

蜥蜴随着海水有节奏地摆动身体，身后的陆地和前方的岛屿仿佛也跟着酒瓶上下浮荡。不知是不是酒精的关系，我感到一阵久违的困意。天空露出灰白，海岸线近了，开始涨潮。伊莎和记者的交谈逐渐模糊。

此刻我预感到，我漫长的失眠，终于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