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吗？（下） ——从两次大战教训谈起 | 联合早报

1941年8月美英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为此提供了部分答案。《宪章》确认战后所有国家（战败国在内）拥有“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原料”的同等机会。这意味着由于美国通过二战获得超强国力，1936年欧洲和平会议所无法达成的目标，终于在战后实现了。美国提供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促成作为旧的帝国体系替代品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美国为盟国提供的广泛安全保障，更彻底改变数百年来以均势结构为基础的西方内部国际关系，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和平崛起，就是在这样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下简称“自由秩序”）的框架内实现的。

1972年，中美接近。自此，美国坚持不懈致力于把中国完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诱导中国实行外向型经济，进而将之彻底融入全球经济。这一大战略的核心，最终目标是把中国改造成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维护者——“维持现状”的二流强国，从而兵不血刃消灭一个潜在对手。

美国如此自信，是因为由它一手创建、基于规则和多边开放的自由秩序的最大特点，就是“加入容易，颠覆难”（easy to join, but hard to overturn）。自二战结束至今，西方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殖民征服，而是为世界制定规则，确保自身技术优势，阻碍后发国家赶超（少数国家和地区除外）。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欧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未雨绸缪精心设计相关规则，并将之高度政治化。西方在规则制定上，掌握着难以匹敌的知识和软实力双重优势，主导地位极难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