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也读轻唇音？知识硬伤引发讨论 | 联合早报

台湾诚品人脸书专页于8月20日分享新加坡诗人黄凯德的诗作《中文系男生的失恋宣言》，因一句“妳像是一声轻唇音／消逝在盛唐晚期”，意外引出一场声韵学与诗学的讨论。

本诗收录在黄凯德诗集《如果爱情是一间鬼屋》，这本书入选2023早报书选，诗作全文如下：

妳像是一声轻唇音消逝在盛唐晚期李白诗歌里的醉意爱情太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需要一场五四推翻文绉绉的记忆我们的近代史烟硝四起不妨就用现代主义将过去隐藏于书写的符号和隐喻可是毕竟知易行难啊孔子说过生活中到处都有妳**信达雅的翻译

这首诗逗乐了不少网民，但也有人指出声韵学里“古无轻唇音”的理论，引起有趣的讨论，贴文至今累积超过2200个赞，517次分享。有人质疑诗人的学术错误，批评诗人“不学无术”，表示“中文系会很生气”；也有人为诗歌辩护，若读上下文错也错得通，或是诗人刻意为之，还有人说“声韵学有多难，中文系才知道”，激荡出各种反应。

本栏想借此机会，为读者科普一点声韵学知识，兼谈现代诗分析，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沈瑞清、台北市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昱夫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杨宗翰与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佳娴，听听他们的意见。

首先从声韵学的角度，曾昱夫说，历代学者经过文献、通假字、方言语音比对，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时期没有轻唇音，要到唐代以后才出现在汉语的音韵历史，所以《中文系男生的失恋宣言》的首两句“是有问题的”。但他强调，若以新诗的角度去分析，或许有不同的结论。

台北市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昱夫副教授认为音韵学是一门需要逻辑推理能力的学科。（受访者提供）

所谓轻唇音是下唇抵住上齿发出的音，如汉语拼音里声母f开头的字。重唇音则是双唇发出的音，如汉语拼音里声母b、p、m开头的字。

曾昱夫说，当今一些方言保留了古语的特征，像是没有轻唇音的闽南方言，“飞”不读fei而是bue，“肥”不读fei而念bui。此外，重唇音发展到轻唇音的现象不是汉语独有的，它也出现在英语的发展历史上。

文学可有各种诠释

对于这首诗引起的讨论，沈瑞清以书面答复记者提问时说：“我觉得文学上完全可以有各种诠释，比如这里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故意误用，来反映这位中文系男生对很多知识学得一知半解？也许这跟历史小说的再创作有些类似：既然是小说，就跟历史研究不一样，不一定真实。当然，有些读者可能默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也要准确，期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读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沈瑞清认为，文学的作品就应该用文学的方式解读。（受访者提供）

有网民借题发挥，进一步质疑新加坡的中文系，沈瑞清则以新加坡国大中文系为例，“汉语音韵学Chinese Phonology”是高年级的选修课，其实有很多中文系学生并未修读，不知道“古无轻唇音”属于正常现象。他说，在有些国家或地区，音韵学是必修课，那么就会默认学生都学过。

或许台湾读者（或中文系读者）以自身学习经验来想象新加坡的中文系之课程安排才会有此落差。

也是知名诗人的杨佳娴受访时说，很多人指出这首诗知识上的硬伤，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在意知识的正确性，另一是不在乎正确性而看重艺术效果。“如果说你像是一声鼻音，或一声卷舌音消失在盛唐晚期，可能诗的浪漫感会减少，不过，真的这样写的话，嘲讽感可能会大大增加，类似鲁迅模仿当时情诗写出来的《我的失恋》一样，故意写得夸大可笑。”

节录一段鲁迅的打油诗：“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打中声韵学恶梦

杨佳娴相信黄凯德这首诗不是为了显示中文系知识而写，诗人特别标举出“中文系”，可能是要制造谐拟的趣味，利用关于中文系的刻板印象或某些文学专有名词的固定联想（如文科人多愁善感、李白和酒的关系，五四和“推翻”），来激发读者感觉到幽默或受伤，或其他的情绪与批评。

杨佳娴认为玩心很重的诗作注重的往往是语言策略的效果，她认为黄凯德这首诗点出了爱情具有展演的性质，也需要多重解读，如眼神、动作、一句爱人的话可能表面和内里的意思都不同。

她说：“这首诗因为诉诸某些刻板印象带来的趣味，其实是最容易引起讨论的类型。对于读过中文系的读者来说，也打中了‘声韵学恶梦’的集体回忆，我想至少就传播的效应来说是颇为成功的。”　　

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佳娴也是2024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诗歌组的评审之一。（汪正翔摄／受访者提供）

杨佳娴认为没有哪一种诗才是“正路”，诗应该越多样越好。

另一位诗人、学者杨宗翰则强调：“创作者的背景或现职，不应该成为她或他在写作时必须背负的责任。黄凯德过去是媒体工作者，现在是（记者按：曾是）中文系教师，都不应该被视作他写作时的负担，而是写作时得以援用的资源。”

杨宗翰提醒，当诗人诗中运用了声韵学的词汇，读者难道就真的只能从声韵学来理解吗？他说，写诗不是写论文，有时带有感性甚至随性，不必然是坏事。且诗本来就有以此喻彼、联想感发等特质；意义也不再只是一个“意符”（signifier）与“意指”（signified）的相互关系，一切都是由差异而定。

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杨宗翰也是台湾新诗历史的研究者，与孟樊合著《台湾新诗史》。（杨宗翰提供）

诗作指涉并非表象

杨宗翰以台湾已故诗人林燿德诗作《交通问题》为例，这首诗也曾被一些读者揶揄，似乎只是把路标抄一抄，混搭出来，甚至不符台北的道路实况，但这首诗所指涉的，更像是政治问题，而非表象上的交通问题。

以下完整抄录林燿德诗作《交通问题》：

*红灯／爱国东路／限速四十公里／**黃灯／民族西路／晨六时以后夜九时以前禁止左转／**绿灯／中山北路／禁按喇叭／**红灯／建国南路／施工中请绕道行驶／**黄灯／罗斯福路五段／让／**绿灯／民权东路／內环车先行／*红灯／北平路／单行道／

这首写于1986年台湾解严前的诗作，读者不妨将“限速”“禁止”“绕道”等词汇与权力关系做联想，配合“爱国”“民族”“罗斯福”“民权”“北平”等关键词所可能代表的意涵，思考诗人真正想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

回到《中文系男生的失恋宣言》，诗人黄凯德也在脸书上出面稍微解释了一番：“这首诗浮夸之至，大概经不起如此严谨的考究……‘轻唇音’取其亲昵之意，上古确无，所以才会‘消失’？至于‘宣言’，则为自嘲，失恋失意悲愤，在书堆中立志遗忘，‘怪怪的’应该很正常。”

他受访时说：“新加坡和台湾的中文系体系虽然可能不同，但是对于‘声韵学’的深恶痛绝，大家却是一致的，而且关于失恋的沮丧挫败，不管是不是中文系，皆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