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德：妈妈 | 联合早报

我的妈妈姓林，单名一个玉字。

小时候领回成绩册，父亲游手好闲却不管事，我都拿给妈妈签名。妈妈暂时停下车衣，或者烧菜，或者其他为了生活，而必须持续重复运转的动作，握着乖乖递上来的圆珠笔，很认真地在家长栏的框内，一笔一划写下自己辛劳的身世，大概还会瞟一眼看看上头有没有红字，确定我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在念书。

妈妈的林笔直瘦削，犹如秋天忧郁的树干，横穿奇凸的枝蔓，玉则是无所依傍镂空飘浮，土木缠绕之下，圆珠笔吐墨不匀，最后那蓝黑嶙峋的一点，晕开后仿佛人生的封印。

妈妈说在麻坡上学练过小楷，但是字体还能再漂亮一些，读过书是妈妈觉得骄傲的一件事。麻坡溽暑的矮厝，六个兄弟和妈妈一个女孩子，本来有一位姐姐，因为查某囝不好养，贫乏时代的女人总是命途多舛。这位没有名字，早已长不大的姨妈死了，换来外公外婆的愧疚，所以妈妈能够上学读书，二十来岁离乡背井，从州府小镇来到了坡底合租的工人宿舍，每天骑脚踏车到车衣厂上班。

那个时候，大家都叫我的妈妈阿玉。

我当时常跟同学炫耀，我的妈妈是一个字的，所以我过往只是唤妈。拉出父辈贯籍那边继承而来的，客家人天南地北跌宕的尾音，容有一点耳濡目染，妈妈联邦福建腔的余绪。随着妈的病痛逐渐明晰，妈老了，似乎顺理成章，变成了妈妈。

一个字毕竟太轻，可是两个叠字惘惘纠结，多出来的皆是愕然惋惜，叫妈妈吃药了，妈妈打针了，妈妈快去睡觉了，语毕如果自觉态度不妥，需要不嫌矫情地更正——妈妈我知道你辛苦了。

妈妈住院那几天，走廊上遇到抱着孩子的邻居，怎么没见到婆婆？我一时没会意过来，左邻右舍平常都叫我的妈妈阿嫲，或者Auntie，原来我的妈妈也是婆婆。同样两个字，喉头呼气更为沉郁，但无比亲切。我说妈妈在医院，情况有点危急，可能出不来了。我的坦白精确无误，邻居是虔诚的教徒，脸色一沉再问，那我们还能见到婆婆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心里却是这样想的，下次见面之际，应该是在楼下空地搭建的帐篷了吧。

邻居说她会为婆婆祈祷，我感谢她，后来在楼下空地搭建的帐篷，我对她说，我以前也是叫我的婆婆，婆婆的。讲完了想哭，但是没哭，帐篷搭了三天两夜，我都没哭。

妈妈躺在病床上，处于弥留状态的那个星期三，我第一次扎扎实实地哭了一回。

星期一早上，医生打电话来说，妈妈随时会走，不要担心，我们尽量让她舒舒服服。我和弟弟慌忙赶到医院，可是关于时间和生命的飘忽无定，接下来经过漫长的验证，随时依然是那个最近又最远之间，某个无从捉摸的字眼。

从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到星期六下午，妈妈已经不再进食饮水。仅有一条输氧管插入鼻孔，另一条输药管，则是直通肚腹皮层，连接床头一台冷冰冰的仪器，芬太尼定时打进妈妈的四肢百骸。

我拿起手机搜寻，谷歌说阿片类芬太尼，比吗啡强大100倍。妈妈应该是不会痛了。那几天常收到信息，叫我保重，记得休息，而且对于无常的试炼，似乎比我更有经验，往往都会加上一句：妈妈不会痛了。我在每个好意问候的对话框底下，按选了双手合十的表情符号，以仅剩的心思，做出简洁的感激。

是的，妈妈怕痛。这几年陪妈妈去诊所和医院复诊，我都会事先恳求护士，妈妈怕痛，抽血时麻烦小心一点。护士见到妈妈两手黑沉的淤印，连连拍打左右前臂手背，像是要在灵肉之间的简牍夹层，招引出一道尚有气息的血管，继续以针孔纹烙一段蛮横粗暴的病例史，得以顺利抽出两瓶或者三瓶的血。有时候，妈妈说痛，有时候，妈妈说不痛，抿着嘴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表情。

不过冥冥注定，两个字的存在，少了痛，苦是不是就更加无边无际？

星期一，妈妈整个人完全昏睡。星期二，妈妈偶尔勉强挑动眼皮。星期三，妈妈不肯闭眼。我坐在病床边寸步不移，抓着妈妈因为肾脏功能衰竭无法排水，而显得肿胀黝黑的手掌，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病房外传来一阵吉他和弦，然后是一首突如其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悠悠荡荡地覆盖在病房仪器的滴滴嘎嘎。

我于是松手起身，感觉是替妈妈寻找邓丽君。走出病房左拐右绕，发现活动休闲室内，正有一位五六十岁的义工歌手，托着吉他唱歌给病人们听。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如此情意浅薄的歌词，允许伴随绵绵啜泣，偏偏我倚在门边，竟然完全无动于衷。休闲室此际只有两个病人，其中一位妇女我认得，住在隔壁病房，白天安安分分，晚上特別吵闹，有一晚甚至对着护士叫骂，要打电话给儿子马上出院回家。（我晚上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想着，可能随时会接到医生护士的电话，说妈妈吵着要儿子接她出院回家。）

大概还真是小邓的魅力，陆续引来更多病人，义工歌手唱完《月亮代表我的心》，调整身上的琴带，随即弹唱了印尼版原汁原味的Bengawan Solo。这回的歌词，我不是太懂，虽然从小到大听过无数遍，潘秀琼唱成《梭罗河之恋》，其他歌手唱成《美丽的梭罗河》，我的妈妈肯定是喜欢的。

歌声宛如柔波曼浪，迫不及防地就浸入眼眶。我明白Bengawan是河，Solo是爪哇地方古名，但是旋律千回百转，Solo仅剩一种孤独的含义。不禁就觉得妈妈躺着的病床，仿佛一艘摇摇欲覆的船，正漂流到某个虚无之境。

我们在岸边依依不舍地送行，随时，妈妈随时就会抵达。

最近的水分补充不足，我无法继续听下去，步出休闲室之际，其他病房的病人陆续闻声而至，吉他如果换成笛子，便似童话的重临。

我并未折返妈妈漂流的岸边，而是坐了电梯下楼，走出医院沿着弯径，来到路边的角落。医院两侧是临终关怀中心，因为国庆日将至，路边插满整排新月五星红白旗子，风很大飒飒作响，望过去一片空镜，恰似流域尽头的荒凉坐标。月前复诊时，医生已经暗示，是不是考虑把妈妈，送到这类医疗机构接受看护，比较安心。我说最能让我的妈妈安心的是，每个晚上，坐在电动车，去到附近组屋楼下，跟一群老朋友玩四色牌。

我坐在石栏上蜷缩着身体，尝试点火，通常还有其他人，抽着一样满怀心事的烟。后方是公园草坪，好几只野鸡常常不分昼夜乱啼。

听人家说的，妈妈可能放不下，或许不要时时待在病床边，所以那几天我走出医院来到此处，跟许多陌生人一起，抽了很多烟。

啼不住的万重山，可能妈妈要听着歌，才能轻舟已过吧？我试着打开YouTube选取歌单，难忘金曲怀旧经典唱遍大街小巷的老歌不断循环播放，总有一两首，能让妈妈听着听着，忘却恋栈的理由。

后来表姐说，还不如听一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比较慈悲安详，比较了无牵挂。我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点烦，我知道妈妈不喜欢，不过想想似乎不无不好，烦了就封闭五觉，远离叨扰的俗世。

星期四，妈妈偶尔沉睡，偶尔睁大眼睛，能来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妈妈一个一个好像看得真切，又好像看得迷濛。妈妈还想说话，高高低低地呻吟，如同岁月缕缕渐稀的回音，已经零碎不堪。我不明白妈妈要说什么，弟弟也不明白妈妈要说什么，我和弟弟面面相觑，说好明天他几点来，我几点来，继续陪着我们的妈妈。

星期五，妈妈又再沉睡，眼皮铅重，我用棉花蘸水，润湿妈妈的唇。我之前都用手指笨拙地蘸水，试探温度后滴几滴，滑进妈妈微张的嘴巴，希望能够流进身体之内，还在消磨挣扎的，血肉蕴藏的那道意志。

对面看护病人的印尼籍女佣见到，趋前小小声告诉我，可以跟护士讨棉花。女佣看来跟我差不多年纪，照顾病人老太太已经七年，比我的妈妈早三天住进医院，几乎24小时都守在病床边，中午离开回家梳洗，匆匆忙忙再赶来医院。我问女佣，老太太是什么病，女佣说是癌。

我从未给我的妈妈雇请女佣，另一位隔壁病床的老太太，看来也是一个没有女佣的病人，不过偶有一位光头大叔前来探望。光头大叔说老太太已经96，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早死了，秃头大叔是老太太的远房亲戚，但是搞不准到底是什么关系。我问秃头大叔，老太太是什么病，秃头大叔说，什么病都有啊，语气像是一种成就。

我说，我的妈妈也是。

棉花尚有其他用途，病房嘈杂，可以扒一些塞在妈妈的耳边。这几年，妈妈常跟我埋怨，家里太安静了，所以电视机的声量开得好大。我的妈妈爱看煮菜吃饭的烹饪节目，游山玩水的行脚节目，批评谩骂的政论节目。自从弟弟结婚搬家，家里就是我和我的妈妈，太静了，我说，因为只有母子两人相依为命。这么浮夸的描述，我故意装腔作势一番，妈妈起初听起来觉得肉麻，往后几年下来，遂是一种慢慢越显沉默的现实。

星期六去医院的路上，我还思忖着应该是今天了，到了便叫弟弟赶快回家陪老婆小孩。妈妈睡得更沉，肺部浸水更多，末流想必愈是汹湧湍急。我轻轻趴在妈妈慢慢平伏下来的胸脯，之前还不断轻唤，妈妈放心走吧。到了真正的最后一幕，轮到我不舍得，半刻钟后才被护士发现，叫来值班的医生护士，拉起布帘给妈妈检测心电图。机器仪表的数字跳动，仿佛人世的所在定位，确定已经无挂无碍，求索无踪。

死亡不期地如期而至，仪式仍未终止，须要再开副本。

我和弟弟呆呆等着殡仪社人员前来，交代接下来丧礼的处理事宜。首先必须领取死亡证书，接着打电话给市镇理事会，确保租下组屋楼下的空地，然后再选一张靓靓的大头照。上妆防腐棺材入殓搭帐篷摆桌椅，外加流动厕所冷热饮水器游览车接送出殡最后火化灰飞烟灭，不包括每晚自助餐膳食和饮料花生糖果其他用品，每天要准备十几个红包，三天两夜一个价目。有如妈妈以前还能出国时，那种包办全程的旅行团。

（后来我收拾妈妈的遗物，发现了好多张折叠再折叠，已经发黄的剪报，那些都江堰的风景明媚，那些九寨沟的山川秀丽，妈妈有些来得及去亲眼看了，有些来不及。）

组屋楼下的帐篷漏夜搭设，几个外劳满头大汗，搬梯子拉电线挂白灯，晃着晃着的光，预先照明寂然的停留之处。隔天中午入殓，我和弟弟必须迎接，礼仪师说，叫妈妈来住大厝咯，我和弟弟便说，妈妈来住大厝咯。棺木上下两侧，塞满妈妈平时惯穿的衣物，躺在其中，更近乎一场人间的漂流记。妈妈左脸跌倒的肿伤未愈，礼仪师说给妈妈涂了很多粉底，我想起家里的冰箱，好像还有一瓶雪花膏，青春过期而冰冷的凭吊。

姑姑买了一对夹式耳环，执意要给妈妈戴上，说是妈妈年轻时喜欢戴耳环。这几年因为常需全身扫描，不能戴耳环，耳洞长回了肉，有几次撵着牙签，要我帮她刺破开口，我都觉得会很痛，比起打胰岛素打红细胞生成素还痛，但是妈妈却说不会痛啦。

七月酷热却有流风，丧事来来去去行礼如仪，白天捡拾被风吹乱的杂物，晚上捡拾被风吹乱的节哀。有前来吊唁的朋友问，这是什么风。我说，这是凄风。朋友听后，比较放心。

殡仪社代请帮工，从晚上11点到早上7点负责守夜，样貌清瘦三十来岁的小哥，驾着一辆物流货车准时到来。我上楼休息前，跟小哥聊了几句，知道他白天还在到处送货，刚刚娶了老婆，申请了新房子，准备要生小孩，需要钱。我说，真不容易啊，小哥说，没事，看几部戏，时间就到了。我当下充满疑惑，小哥是不是开示一般芸芸众生？

附近的邻居朋友都来，唯独有一位阿嫲没来。每天午餐晚餐在咖啡店，阿嫲必然跟我的妈妈坐在一处，彼此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琐碎的话。这几年妈妈只要住院，三天两头没见着，阿嫲便会问我妈妈在哪里？如果我说妈妈在老君厝，阿嫲会生气凶我一眼，叫我赶快带妈妈回家。阿嫲的儿子和媳妇有来，说是跟阿嫲讲了，但是阿嫲怎么样都不信，还叫儿子再问清楚。

丧礼的最后一晚，简单的诵经告別仪式，我从主持追悼的长老口中，才终于听到袅袅隐约的答案。原来那条孤独的河，漂着我的妈妈，最后将会抵达一座山，一片净土，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家属致辞的环节，我念了一篇几年前写的文章，关于妈妈洗衣服的肉身记忆，关于24小时洗衣店的虚渺见闻，关于干干净净的必然结局。姑姑听了之后告诉我，妈妈有跟她提起，阿德现在会帮她洗衣服了。

最后皆是一把火，把我们烧得所剩无几，妈妈的骨灰则是送往光明山。弟弟给妈妈买了一个好字头的灵位，小叔和堂哥带着我们，顺便祭拜其他先人，也不用辨识架位上的编号，完全任凭一种死生茫茫的方向感，穿梭间就来到了公公婆婆、大伯大伯母、三叔，以及我的父亲跟前。

我以为已经落幕，帐篷拆了没几天，又再搭了新的，比我的妈妈的来得热闹，还请了戏班上演锣鼓喧天的潮剧。我走去超市买黑色垃圾塑胶袋，准备按照心情浓淡的弥散，逐一收拾遗物。往昔的大学同学来帮忙，可以丟的毅然断舍，比较贴身私密的，留待来日方长的追忆和筛分。那些各种形状各种包装各种仅能延缓结局的药，整整装满一大袋，我扛着下楼丟进垃圾箱时，还在心里爽快像是雪耻般地喊了一句，妈妈不用吃药了。

家里更加安静，妈妈的手机响过几回。有一通声称来自移民局的录音，说是入境签证出了问题，明明是诈骗，其实反而讲了真话。

还有一位打电话来的，我约略认得声音，老人家有点错愕，先是很有礼貌地问，你的妈妈有在吗？接着改口再问，阿玉有在吗？

我说，阿玉过身了。但是，我好想说的是，我的妈妈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