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苏：蚂蚁唱歌——英培安的办刊寓言 | 联合早报

英培安（1947-2021）曾说过一则关于训练蚂蚁唱歌的“笑话”：有个被监禁了20年的人，在漫长又孤寂的牢狱生涯里，竭尽所能训练一只蚂蚁唱歌。出狱后，他到酒吧庆祝，借此向人显示自己的成就。当他从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蚂蚁放在桌上，兴奋地对酒保说：“你看，这只蚂蚁……”话未说完，酒保食指用力往蚂蚁身上一捏，说了声对不起，然后把蚂蚁弹掉。20年的心血，弹指间全毁了。

这则“笑话”写在《蚂蚁唱歌》这篇短文中，而短文刊登在英培安编辑的第11期《接触》杂志。英培安会想起这只“悲情的蚂蚁”，是感到在功利社会里，他那样的“穷书生”办一份文化艺术杂志，就像训练蚂蚁唱歌一样的不可思议。他写道：

“不过，《接触》这只蚂蚁倒比笑话中的蚂蚁幸运了一些；它还有机会唱歌，而且唱了一年。但会唱歌的蚂蚁毕竟仍是只蚂蚁，在这个热衷于生产率和利润的社会，是没有多少人关心的；它的命运，迟早也会像笑话中的那只蚂蚁一样。”

确实，《接触》在第12期刊登《停刊启事》：

“如果《接触》的出版在本地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这是支持它的朋友们与出版人共同创造出来的。但我们毕竟不是财团，也不是政府支持的文化机构，既不能承受重大的亏蚀，也自认没有本地某些作家们常挂在口上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只好暂时停刊。”

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的文艺杂志不少，仿佛这是它们的宿命，《接触》也不例外。在创刊前，《接触》还面对申请准证及审核的问题。英培安曾感叹，在本地要办一份严肃的文化杂志，尤其是严肃的华文杂志，是十分困难的事。他在《接触》第二期里写了篇《官僚还是钳制？》，述说其原委，质疑审查制度与批评之余，亦期待改变。

“蚂蚁唱歌”犹如英培安的办刊寓言。不过，那是90年代初的经历。时移世易，制度改善了，经费已是次要问题，杂志内容和编辑素质才是关键，更值得关注。

作为杂志编辑的英培安

英培安青年时就已热衷办杂志，他个人编辑的第一本文学杂志《茶座》（1969-1972）出版了15期。停刊后接着办《前卫》（1973）期刊，但只有两期。之后，到中年又萌生创办《接触》（1991-1992）这样严肃的文化杂志，持续了12期，仍躲不过停刊的命运，却也是英培安办的最后一份杂志。这三份独立出版的刊物，可说是英培安的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美学观、人文思想与社会意识的再现文本。英培安对于西方文艺思潮、本土社会时事、文化现象以及世界局势的观察与批判都呈现其中。这些特点都能从杂志内容和编辑方式审视。

70年代的《茶座》有如西方现代文学“阅览室”，有翻译小说和戏剧作品专辑，刊载卡缪（Albert Camus）的《沉默的人们》，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之死》、莫里斯·弗里德伯格（Maurice Friedberg ) 和史黛西·奥莫尼尔（Stacy Aumonier）等美苏作家的小说。英培安早年的实验性创作即在此发表，如戏剧《人与铜像》（1969）、现代主义小说《活在影子里的人》（1968）与《白蝴蝶》（1970）。刊登的诗是现代派诗人如谢清、南子、流川、莫邪等的作品。马华现代派刊物《蕉风》的作者，如梅淑贞、李苍、温任平的作品亦见诸其中。并关注政治时事议题，如转载关于越战的评述文章。后期《茶座》的批判意识更为强烈，如第11期刊登《星加坡报业风波纪事》，将1971年5月2日《南洋商报》社论主笔李星可和三位管理层要员的逮捕事件详尽陈述，并表明编辑立场，以期发出不同的声音与观点；其中《安先生的世界》是英培安对社会时事现象进行针砭的重要栏目，如《课本出问题》《抄袭事件》《防止泄露军事秘密》《李总理为什么要对付新闻界》等文针对性强而语调谐谑。英培安亦表明：

“‘安先生的世界’，文体嬉笑怒骂，恐怕不成文章。大人先生疾首蹙眉，视若仇雠，吾不足怪；态度严肃的战士，或斥之为轻泻剂，相信亦不无理由；倘有人真个认真起来，以为安先生在攻击时弊，我也会毫不惭愧地承认。我相信，这不是可耻的事，也希望自己能做到，往后要做得更好。不过，我更希望，这些文章的内容，会随着时弊的消失，变成狂言妄语，胡说八道。”

可见，高度的自觉意识是英培安作为杂志编辑对社会的关注与自我的反思。

《前卫》持续《茶座》的编辑理念，且尝试拓展读者的阅读视野，加入现代派电影评述，如法国新浪潮电影、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及港台导演电影技巧的评论文章，刊载幽默具嘲讽意味的欧美漫画。在设计方面，封面采用抽象派画作，极具视觉效果，凸显其前卫审美风格。

相对而言，90年代创刊的《接触》的编辑理念和策略更成熟，涵盖范围更广阔。其宗旨是为读者提供“世界性、文化性、艺术性的新思想、新事物”，推介西方现当代作家及作品、前卫文化艺术理论为内容重点。同时，也想提升华文读者对世界局势，社区民生及文化现象的关怀意识。换言之，英培安的编辑文本已跨出“现代文学阅览室”迈向“世界文化艺术理论场”。

《接触》每期皆以“接触”不同“课题”为栏目，刊载特定的文章，如：

接触文学家——李泽厚《提倡启蒙，超越启蒙的鲁迅》接触文学评介——也斯《孤寂的迷宫（Octavia Paz）》接触文学理论——英培安《懂一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接触性学专辑——英培安《福柯〈性史〉简介——权力、知识、性话语》接触专访——英培安《陈耀圻电影中的女性意识》接触时事人物——余齐飞《萨旦·胡辛：武士？魔鬼？狂人？》接触世界概况——余齐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接触戏剧理论——布莱希特《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丁杨忠译）接触本地戏剧——柯思仁《解读戏剧的另一种角度》接触当代思潮——曾枝盛《阿尔杜赛：一个受争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接触思潮——英培安《懂一点女性主义》接触表演艺术——王墨林《身体文化的探索》接触艺术——孔大山《艺术与色情》接触电影——罗伯特C·艾伦《好莱坞电影的生产方式、作者及美学话语》（李迅译）接触小说——玛嘉烈·杜哈斯《大西洋人》（古苍梧译）接触散文——杨牧《疑神十集》接触政治——陈映真《日本再侵略时代与台湾的日本论》接触文化评论——Meredith Tax《文化不是中立的，它为谁服务？》（英培安译）接触哲学——Hubert Dreyfus与Pual Rabinow《福柯谈写作与自我的关系》（慕容青译）接触哲学家——慕容青《罗莎·卢森堡》接触艺坛——Joan Smith《走向狂热——美国艺术界的反性别歧视运动》接触社区——《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的华文教育》

每期的“接触编辑室”，主编会阐明课题，如《电影与文学》《了解性道德之必要》《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与《妇女的解放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强调编辑观点与论述立场，对读者起着指引作用。

在文化批评理论方面，《接触》介绍欧美前沿理论，如福柯的性学、罗兰·巴尔特的唯美主义、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资本主义文化批评、电影符号学与新形态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性伦理学等。

关于电影的评论，每期都有转载文章，如《电影的象征艺术主义》《电影对文学的影响》《语义学与结构主义电影理论》《论好莱坞的电影风格》《电影导演与剧场导演》《舞台演员与电影演员》《乌托邦的创造与幻灭——析色情电影》等，这是英培安对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作为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兴趣。

关于中国古典、民俗、传统文化课题也有触及，如李焯然《招魂与古代的死后世界观》；石云，章义和《宋代诸儒对贞节的态度》《谈中国古代的娼妓》等。

《接触》每期还有画家论艺术的译作，并用他们的画作为封面，给读者介绍不同画风的现代画家及其美学观。如西班牙立体画派的毕加索（Pablo Picasso）、法国野兽派创始人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德国表现主义女版画家凯蒂·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庄·米罗（Joan Miro）、中国国画家林风眠、瑞士画家及雕塑大师阿尔贝托·贾可梅提（Alberto Giacometti）、美国未来主义画家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后印象派的普普艺术大师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s）、俄国几何抽象派画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等，各种绘画艺术知识呈现出多元媒介的艺术风貌。

对于文学场的关注，《接触》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创作背景、思想理念与著作，让读者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文学动向。有1978年得奖的美籍犹太裔作家艾萨·辛格（Isaac B.Singer）；1990年的墨西哥作家奥大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91年的南非女作家戈狄默（Nadine Gordimer）。介绍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和中国大陆作家莫言时，两人尚未得奖；前者2007年获奖，后者是2012年。英培安在90年代初，已意识到他们的创作潜力。此外，也介绍多次被诺奖提名的英国小说家葛栾姆·格林（Graham Greene）、台湾诗人学者杨牧（1940-2020）与香港作家西西（1937-2022），两位华文文学巨擘，他们分别于2013与2019年获纽曼华语文学奖。另外，“接触作家”及时刊载1991年普立兹文学奖得主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剧作家尼尔·赛蒙（Neil Simon）的作品。虽说《接触》的接触面不算全面，但置于90年代文化理论与阅读批评匮乏的新华文学场，它的前瞻性是肯定的。

《接触》的编辑方式显示英培安敏锐的文学触觉、广博的文化视野和多元的艺术知识。他希望通过杂志引导读者接触世界性的文学创作、不同的文化理论和审美趣味。但现实的困境，使他的办刊理想似“蚂蚁唱歌”，无以为继。